假如五四运动推广的是英文

白话，普通话，国语，官话，这些标签中，最合适的是官话。普通话真正普通化，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世界的进步和中国重新接触世界，导致了大规模的商贸活动的恢复，导致了大规模的民工（猪仔）流动，才使得普通话有了普通化的条件和需求。否则明清民国共和国，在大一统编户齐民的奴隶制下，都是只有官员官商才能四处流动的。也只有这极少数人才有广泛交流的条件和需求。所以普通话的原版就是官话。跟普通人没啥关系。 而与官话相对应的自然是官方文字。在五四以前，官话和官文又是脱节的。当时的官文就是今日的所谓古文。也就是官员所说的话，和所书写的文字也是严重脱节的。五四的所谓白话运动，并不是普通人的白话。普通人的白话南腔北调，其实花样不比欧洲各国语言品类少。因为按欧洲标准，这些就是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但是东亚文明洼地，大一统的时间之久举世无双。自然不能承认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书同文，车同轨嘛。 但是从统一推广的角度而言，在五四的时候定义普通话，定义国语，并非一定是选择官话。选择英语，或者拉丁文字的声音当时也不是没有。因为对于当时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用官白话扫盲，和用英文扫盲，又有什么区别？都是文化语言的统一殖民，干嘛不选个更好点的，更流行的。诚然官话的基础好一些，师资多一些。但是英文的知识量信息量要高明不要太多。 所谓的普通话，或者今日之中文，从文字符合来说，算是继承了方块字的衣钵。但是从发音来说更多是满语的腔调。而从词汇来说，现代核心部分是来自于日文。而这些词汇的来源概念则是英文等欧美语言。日文就是用汉字翻译了这些概念。经过这么多道手续，自然有严重的信息衰减。远不如直接用英文有更好的信息数量和质量。更容易跟上世界文明水平。 实际上当时的教会大学，比如圣约翰大学之类，就是以英文等为教学语言的。这些大学的学生，更加融入现代文明体系。也就更容易在世界商贸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北大等土大学，只是学堂形式的国子监。教的东西其实还是些土货，属于新瓶装旧酒。这些大学的学生在国际体系中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就和今天学中文的想到欧美发展一样艰难。所以北大这样的就比圣约翰这样的能折腾，要闹革命。因为不闹就没出路。而这种旧文人的出路是什么呢？自然不可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去经商办实业，而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去当官僚。差别只在于过去当官要考个八股，如今当官要有个学历。考八股要学古文，搞学历自然不能差太远，英文那就成了考英美官，考不上不说，人家也不待见官僚。所以还得建立大中国，大中文，才能有大批的中国官僚位置。 如果推广中文，这些官僚就可以成为西方文明和东亚普通人之间的文明买办。可以屏蔽扭曲很多信息。可以优先借用西方的文明成果，转过来忽悠压榨土著。然后利用手中掌控的奴隶，反过来和现代文明叫板。所以中文的问题不在于其语言是否优美，方便。而在于其自然的防火墙性质，严重缩减污染了信息。当然这也是中文或者东亚放快字的一贯问题。不说文字本身的问题。而是大一统下信息单一，谎话连篇缺乏交叉对证，缺乏各行各业各个地区的覆盖和细节的问题。总之就是信息量极少，而且良品率极低。 就拿当下来说，防火墙固然严重阻碍了信息流通，制造了大批小粉红。但是如果普通话是英语，而不是国语。那么翻墙的人会不会倍增，毕竟很多人现在翻墙出来也是两眼一抹黑，自然就缺乏翻墙的意愿。就是翻墙出来的也往往是在墙外中文圈里打转，用微信小红书支付宝，住中国城中国村。说是墙外，实则还是墙内。而这自然的防火墙，就是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