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来的”优秀毕业生

1983年的夏天，我大学毕业。 毕业是人生的大事，在哪个年代都是。只是那时大学毕业，工作由国家统一分配。行李一卷，人就可能从北京去往东北、西北，去到一个从前只在地图上见过的地方。我们班有九位北京籍同学，留京的名额却只有两个。家就在北京，也未必能留在北京。 临近毕业，校园里总有人在告别。有人在宿舍门口捆被褥，有人四处托人买火车票，也有人摊开地图，找自己将要去的那座陌生城市。 我倒没有这种紧迫感，因为我考上了研究生。 别人要走，我还留下。那个毕业季，我成了一个专职送行的人：这个同学去外地，送一送；那个同学也要走，再送一送。站台上的离别是真切的，可真正远行的人不是我，我心里的惆怅总比人家浅上一层。

现在想来，多少有点不厚道。那时自己的去向有了着落，我便觉得，毕业的事也差不多安排妥当了。 至于毕业时还能得什么荣誉，我从没想过。大学四年，我的生活很简单：上课、读书、考试，剩下的时间就玩。 所谓玩，主要是体育。早晨跑步，下午踢球，一场球踢下来，天都黑透了。年轻时的体力仿佛怎么也用不完，睡一觉，第二天又是一条好汉。 班里几位同学喜欢冬泳，我也跟着凑过一个冬天的热闹。从学校出来，经过北京外国语学院附近，再抄小路往西，便是四季青一畦畦铺开的菜地。我们沿着土路奔向一条引水渠。是京密引水渠还是永定河引水渠，几十年后我已说不准了，可当年谁管它叫什么，有水就敢往下扎。 北京冬天的风像刀子，二十岁的人大概是特殊材料做的，衣服一脱，扑通一声就下去了。如今别说下水，站在岸边想一想，都觉得骨头缝发冷。 那时只觉得好玩。 至于政治上的追求，我一直没怎么开窍。十八岁生日刚过，辅导员找我谈过一次话，言语间有些暗示。 我听懂了。 但也仅仅是听懂了。转身依然上课、踢球、游泳。 临毕业的一天，辅导员忽然把我叫进办公室，神情比往常郑重。我心里直打鼓，以为毕业手续出了什么问题。 她说：“你被评为我们系今年的优秀毕业生。” 我愣住了。我？ 那时全校有十个系，每个系只评一名，八九百名毕业生里，一共选出十个人。怎么看，我都不像那个标准答案。 后来听说，这个名额最初另有人选。那位同学比我们年长不少，似乎有过部队经历，处事沉稳干练，是大家眼里的风云人物，比我们这些从高中直接考上来的生瓜蛋子成熟得多。 那时看外国电影不容易。他路子广，偶尔能弄到国外的战争片来学校放，我们都跟着沾光。我第一次看《中途岛之战》，就是托他的福。银幕上的太平洋和航空母舰，仿佛把一个平日见不到的世界带到了眼前。 听说，他在毕业前出了点事情，原定的优秀毕业生资格被取消了。具体内情我没有亲历，也没见过正式材料，只是听来的，不敢妄断。 名额就这样空了出来。又不知经过了怎样的评选，最后像一枚果子，落到了我头上。 为什么是我？当时摸不着头脑。后来想想，大概是成绩帮了忙。多年后，为了联系出国，我调出当年的成绩单，顺手算了算四年那些按百分制记分的课程成绩，平均分竟有92分左右。我自己也有些发愣：原来当年那个上课、踢球、冬泳的毛头小子，倒在考卷上替自己悄悄攒下了这么一笔本钱。 这样看，这个称号也不算完全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是在那以前，我从没朝那个方向伸过手。 本以为这就算完了，辅导员又带来一个消息：我要作为代表，去参加首都高校毕业生大会，有中央领导出席。 这下我是真激动了。 记忆里，那是一座高大庄严的礼堂，主席台高高在前，灯火辉煌。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那是人民大会堂。 直到前几年，为了核对这段往事，我在网上找到了当年的报纸，才发现大会其实是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 记忆会自己当剪辑师。“大礼堂”“中央领导”“头一回见的大场面”，这些印象在脑海里存了四十多年，最后竟被拼成了“人民大会堂”。 报纸还替我补上了不少细节。1983年7月19日的《人民日报》记载，大会是在7月18日下午举行的。雄壮的《毕业歌》回荡在礼堂里，来自首都六十二所高校的一千三百名师生，代表全市两万七千名应届毕业生出席。 两万七千人。隔着四十多年再看这个数字，才真正感到，那是一个大学生远没有后来这样普遍的年代。 其实，政协礼堂已经足够让我这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开眼界了。 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就坐在主席台上，离我们的席位很近。如今，一个公众人物的照片和视频随时能出现在屏幕上，而1983年，我们对领导人的认识，大多来自报纸上的铅字和收音机里的声音。当那些报纸上的名字忽然有了动作、有了表情，成了几十米外真实的人，心里便生出一种很奇特的感觉：原来新闻里的人，真的会走到眼前来。 那天有三位毕业生代表发言。据当年报道，他们是北京化工学院的李利平、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胡春华和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陈虹。他们说的是那个年代大学生熟悉的八个字：“志在四方、献身四化”。胡春华主动要求去西藏工作，大会之后不久，便去了。台上的年轻人在谈志向，台下的我们听着，谁也不知道，礼堂里这些1983届的毕业生，今后各自会走向哪里。 大会之后有文艺演出。在我的记忆里，一位年轻女歌手台风明丽大方，唱了一首《南泥湾》。那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节目。 那段歌声留在了记忆里，一张毕业合影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那是学校开毕业生大会的日子。我们这一届八九百人，在那个没有草坪的大操场的台阶上一层一层排开，照了一张大合影。快门一响，人群散去，该分配的分配，该读研的读研，该坐火车的坐火车。当时谁也没觉得这张照片有多金贵。 后来，它不知遗失在了哪里。 年轻时总以为前程最要紧，等上了岁数才明白，真正难找的，往往是走散的过去。 回望那个夏天，命运实在有些顽皮。我原本只是个考上研究生、在月台上忙着替别人送行的看客，无心争什么荣誉，却阴差阳错，从系里走到学校，又坐进了首都高校毕业生大会的礼堂。这一连串事情，没有一件事先写在我的计划里。 所以四十多年过去，我还是习惯说，那是一个“捡来的”优秀毕业生。 只是如今再回想，那一页页翻旧的讲义，一门门实打实考过的课程，清晨操场上的喘息，黄昏球场上的泥浆，以及北京隆冬里穿过四季青菜地、一头扎进引水渠里的那股傻劲——命运其实早就把账悄悄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