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锡安教会被捕牧师妻子的流亡、煎熬与信仰

耿朋朋在住处的前院。

在中国警方带走她丈夫后的第308天，耿朋朋正在包饺子。她在餐桌上和面时，厨房里飘来一阵刚出锅的饺子的香味。她六岁的儿子正忙着和一个小伙伴交换宝可梦玩偶，于是耿朋朋把一盘饺子推向那位小朋友的妈妈——她是送孩子过来玩的。

“这个挺好吃的——面很软，”那位妈妈说。“我上次和的面特别硬，吃得我都觉得噎得慌。”

“我也不太会，”耿朋朋说道，“平时都是我丈夫喜欢包饺子。”以前，他包起饺子来就像一条一个人的流水线，从筛面粉、拌馅到包饺子，全都不在话下。“要是只做两三个人吃的，他就会说，‘你什么都不用干。’”

可现在，什么都得耿朋朋自己来。她的丈夫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地下教会之一的一名牧师，去年10月的一天，警察在凌晨2点把他从睡梦中叫醒并带走。之后，耿朋朋担心自己也会被捕，于是带着儿子逃到泰国。从那以后，她不仅要做饭，还得租房、办签证、找学校、挣钱养家。她得弄清楚哪里能吃到正宗的中国牛肉面，哪里可以买到中文绘本。她刚在北京学会开车，现在却得适应靠左行驶。

与此同时，她还得设法营救丈夫出狱。她花了很多时间钻研中国法律的种种细节，还要琢磨怎样写出能引起关注的社交媒体帖子。大多数日子里，她觉得自己能做的只有向儿子解释爸爸去了哪里。

耿朋朋的丈夫高颖佳是中国最大地下教会之一的二号人物。

当耿朋朋带着六岁的儿子约翰逃到泰国时，约翰不太会说英语，在课堂上有些吃力。

中国政府对锡安教会的打压是近十年来针对基督徒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抓捕。近年来，当局越来越严厉地打压那些不愿向执政的共产党宣示效忠的宗教团体。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亲自请求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释放锡安教会主任牧师金明日；不久后，金明日获释，现在生活在美国。

但仍有八名教会成员遭到羁押，其中包括耿朋朋的丈夫高颖佳。中国已经释放信号，他们可能会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他们的家人正拼命让外界持续关注这些案件。

与此同时，他们还不得不应付亲人被抓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连锁冲击。这些仍然自由的家属大多过去在教会里并不担任什么公开角色，对降临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也几乎毫无准备。有一次，耿朋朋问丈夫，万一他被捕，他们是不是应该提前做个打算。丈夫回答说，他们只需要信靠上帝。

如今，46岁的耿朋朋几乎没有选择。这并不容易。她独自生活在泰国一个以前从未去过的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自己的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丈夫。即使到了这里，她也不觉得完全安全：睡觉时，她会在床边放一根高尔夫球杆，也不希望报道披露她的具体住处，担心中国警方会设法追踪到她。丈夫的庭审不久前无故延期，这让她燃起了一丝微弱的希望——或许指控会被撤销，他会重获自由。但耿朋朋也明白，结果很可能早已注定，延期或许只意味着这段悬而未决的日子还要继续。

在最艰难的时刻，耿朋朋也会放任自己去想像，如果当初不一样，现在会怎样。在成为母亲和牧师妻子之前，她拿到了遗传学博士学位，并在一家制药公司拥有一份高薪工作。她能在脑海中描绘出另一种人生：自己从未成为基督徒，从未嫁给牧师，只是过着安逸的生活。

为了防身，耿朋朋睡觉时会在床边放一根高尔夫球杆。她儿子常做噩梦，梦见妈妈被抓走。

耿朋朋和约翰在一位朋友陪同下出门去教会。

不过，从某些方面说，这场磨难反而让她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贴近自己的信仰，也更贴近丈夫。包饺子的间隙，她在X平台上转发了一篇呼吁释放牧师们的帖子，又给其他被捕牧师的家属发短信，确认当晚晚些时候商议对策的通话。只要有一点时间，她就会在手机里记下些东西，有些是写给自己看的，有些则准备写进给丈夫的信里，尽管监狱通信受到严格限制。

“亲爱的颖佳，我想你了，”她写道。

被关押的教会成员的亲属从世界各地接入视频通话：一名逃到加州的妻子、一名身在韩国的丈夫，还有仍在中国境内的年迈父母。耿朋朋坐在餐桌旁，桌上散落着和面的碗和儿子的玩具。她看着手机屏幕，向其他教会成员的亲人打招呼，一共有12个人。

“今天辛苦你了，”她对一位牧师的父亲说。那位父亲花了一整天时间给政府官员写抗议信。

“你最近一直不太舒服，对吧？”她对另一位牧师的丈夫说。“是不是得了新冠？”

在抓捕发生之前，他们彼此并不亲近。自从政府禁止锡安教会在北京聚会后，教会的领袖多年来一直分散在中国各地。牧师们转而带领规模更小、行事更低调的聚会，每逢星期日再通过Zoom一起听讲道，其中许多次讲道都是耿朋朋的丈夫主持的，他是锡安教会的二号带领人。

每次都有数千人上线收看。教会领袖们知道，警察很可能也混在其中，但他们相信，自豪而无所畏惧地传播福音是自己的责任。况且，只要不直接挑战政府，当局通常不会长期监禁教会领袖。高颖佳和其他人过去都曾被带走问话，甚至拘留过几天，但最后总会放回来。

耿朋朋在中国北方农村长大，是母亲把她引入基督教信仰的。她的母亲曾经和其他教友躲在猪圈里，偷偷听一位当地牧师讲道。母亲劝耿朋朋自己不要加入教会，担心那样太危险。但后来，在制药公司的工作让耿朋朋感到内心空虚，她最终还是以自己的方式走向了信仰。她性格开朗、善于交际，攻读博士期间练就了一口流利英语。后来她辞掉工作，开始给教会里的其他信徒教英语。

尽管如此，心里总还是担心，尤其是在她和高颖佳2021年收养儿子约翰之后。她的身体也开始变差了——她猜想，也许是因为警方经常突袭教会聚会带来的压力。去年夏天，开始有传言说，一场更大规模的打压可能即将到来。

10月10日，这场打压真的来了。当时他们正在北京家中。耿朋朋接到一名律师的电话，对方告诉她，锡安教会的主任牧师已经被捕，此外还有大约二十多名教会成员也被带走。

他们慌忙取出手机里的电话卡，带着儿子开车去了一个朋友家。但半夜，警察猛敲朋友家的门，把高颖佳带走了。他们指控他非法利用信息网络，这与他线上讲道有关。

耿朋朋回到家时，发现家门已被撬开，公寓里的电子设备、书籍和她的日记都被搜走了。接下来的几天里，她反复呕吐。为什么颖佳不肯提前做个计划？她现在该怎么办？

起初，她决心留在中国。警方不让她见丈夫，但她可以见他的律师，而律师获准前去探视。她告诉约翰，父亲在长期出差。但约翰偷听到她和律师的谈话，开始做噩梦，梦见她也被抓走。

今年1月，她来到泰国。很多东西都让她很不适应：湿热的天气、嘈杂的街道。她找到了一间使用英语的教会，起初，她惊叹于自己竟然可以不用担心遭受迫害，自由地做礼拜。可她同时也怀念起锡安教会在中国偷偷举行礼拜时那种紧迫感。新教会牧师的讲道谈的常常是育儿、教育之类安稳日常生活中的话题，有时让她觉得离自己的处境相距甚远。

因为不想要同情，也不想听别人主动给她建议，所以她不太愿意向新认识的人讲述自己的遭遇。看到夫妻和一家人在一起，会让她感到难过。另有几名锡安教会成员也逃到了泰国，但耿朋朋常常只想一个人待着。她特意租了一栋对于她和约翰两个人来说大得过分的房子，这样她便能有一个可以独处的空间。

每天晚上，她都会和约翰一起在卧室里祷告。卧室外是一片院子，种着芒果和木瓜。他总是祷告希望能回北京。

一开始，耿朋朋对约翰说爸爸出差了，但如今他已经知道，爸爸被关在监狱里。但想到爸爸在监狱里仍在向人传道，他反倒从中得到了一些安慰。

中国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在实际执行中，政府只允许经官方批准、并宣示效忠中共的宗教团体开展活动。

如今，她坐在一张租来的餐桌旁，只能通过和其他被羁押者家属通话，一点一点拼凑出丈夫案件的消息。最近，随着开庭日期临近，这样的会议变得越来越频繁。现在，耿朋朋已经知道其他家属的早晚作息，知道他们父母的名字，也知道他们心底最深的恐惧。

逃到加州的那名女子加入通话时听起来十分疲惫——她那边才清晨5点。她声音颤抖地说，检察官正在威胁她的丈夫：如果不认罪，就判他十年。

“会不会是在诈他？”一位父亲插话说。

“我觉得我们得再问问律师，到底是怎么回事，”耿朋朋说。她常常发现自己扮演着调解者和安慰者的角色，过去教书时养成的习惯又冒了出来。“如果其他人的律师也能去，他们应该尽量问清楚，他们是不是在加大施压。”

“他们有时候就是故意往严重了说，”另一名通话者说。“也许本来只打算判你三年，却会跟你说要判11年。”

大家的话题转到法院可能什么时候重新安排庭审。这时，一直在隔壁房间玩平板电脑的约翰突然大声喊了起来。

“妈妈！这个怎么回事？”她没有回答，于是他又喊了一遍。“妈妈，这个怎么回事？”

她知道，约翰不喜欢她总是盯着手机。在北京时他很少闹脾气，但自从父亲被抓后，他变得易怒。他会在学校里和人打架，还会骂耿朋朋丑。耿朋朋有时也会反过来冲他大喊，或者打他屁股，事后又总是后悔。

耿朋朋把手机放在桌上，走了过去。“是没电了，”她说。

“妈妈，跟我来，”他说着，拉着她往楼梯那边走。

“你自己去吧，”她说，试着轻轻挣脱他。但他不肯放手，于是她跟着他去了。

几个月来，约翰每天晚上都会祈祷，希望能够回到北京。

耿朋朋每周会和其他教会成员的家属或高颖佳的律师通话数次。如今，她与人交往主要都靠手机。

几分钟后，她回到餐厅，看起来满脸疲惫。她取消静音，装出轻快的声音。

“现在说到哪儿了？”她问。

耿朋朋和高颖佳最初在锡安教会认识时，她觉得他个子太矮、太严肃，吃东西时声音太大。和她一样，他也有博士学位——他的专业是理论物理，但和她不同的是，他完全符合人们对科学家都是书呆子的刻板印象。可耿朋朋的母亲一直催她找个丈夫，而锡安教会里单身男人并不多。耿朋朋于是决定，把这段婚姻当作自己为基督作出的牺牲。

成为牧师妻子后，耿朋朋一直不太适应这个新的身份。她感到自己得处处表现得像个好人，可她并不喜欢教会里的某些人，而且她会对高颖佳发脾气，也还是会和父母争吵。

反倒是高颖佳告诉她，不必担心，她只需要做自己，上帝会照顾他们。起初，他这种处变不惊的性格简直让她抓狂。但时间久了，这成了她爱他的原因之一。

如今他不在身边了，她发现自己又开始努力迎合别人对她的期待。她总是在安慰其他被关押教友的家属；累到撑不住的时候，就会把情绪发泄在约翰身上。高颖佳似乎早就知道她会这样。在少数几封成功寄到她手里的信中，他有劝她不要再强装笑脸。他在5月2日的信中写道：“你总是报喜不报忧，其实反而让我有一点难过，因为你最难熬的时候，我没办法陪在你身边。”

6月18日，她尤其深切地感受到了他的缺席。那天，法院原定裁决是继续审理针对锡安教会的案件还是予以撤销。耿朋朋当时很乐观，考虑订机票回国，这样就能在高颖佳获释时去迎接他。但朋友们劝她再等等。

裁决当天上午，律师打来电话。一些教会成员已获保释，但高颖佳没有。事实上，法院还追加了指控，把锡安教会募集的奉献定性为欺诈。

耿朋朋崩溃了。朋友们涌到她家安慰她，但她只感到烦躁。为什么他们没有给她更多支持？其实，为什么他们不走开——他们怎么可能了解她的感受？耿朋朋想，如果她回中国，高颖佳放弃牧职，他们各自找个新工作，只然后只在暗中祷告，那会怎么样呢？

她现在生活中很大一部分是等待——等待律师的消息，等待丈夫的来信，等待某种关于余生会是什么样子的明确答案。但每天也有太多事情要处理。正因如此，在包完饺子后的那个周一清晨，耿朋朋把睡眼惺忪的约翰从床上推醒，因为这是她第一天上班。

耿朋朋曾犹豫要不要接受一份全职工作，因为她觉得自己已经没花足够时间陪他。但她需要钱和签证。而且这份工作是在一所基督教学校教书，所以约翰可以免费上学。

耿朋朋开着她最近买的一辆二手丰田凯美瑞，缓慢地穿行在早晨的车流中。车程40分钟，她仍然是个紧张的司机，沿着两旁种满热带花卉和香蕉树的街道行驶。

约翰陪着耿朋朋去新工作上班的第一天。

耿朋朋开始上泰拳课来增强体力。不过，她答应约翰不会参加比赛，因为约翰担心，万一她受伤了，就没人照顾他了。

“你今天想听什么歌？”她问约翰。

“我不想听歌，”他嘟囔着，眼睛还闭着。

“那就听我喜欢的歌吧，”她说，放了一首中文敬拜歌曲。“系好安全带。”

“我没力气，”他说。

最近，耿朋朋总是在听一首歌：《细数恩典》。在她丈夫未能获保释的第二天早上，她醒来时脑海里就回响着这首歌。它像是一个征兆，提醒她，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有更高的目的。

每个险些跌倒路过的试炼

每个未曾在意到来的今天

每个平安无事忽略的瞬间

看似理所当然其实是恩典

所以她也努力给自己更多恩典。她减少了与其他家庭的聚会，这样就能带约翰去踢足球。她去上泰拳课增强体力。（不过她在给高颖佳的信里提到，她的腹肌仍然没有显露。）她请姐姐从中国来帮忙照顾约翰。

她还不断祷告。她的处境颇具讽刺意味：如今，当身为牧师妻子的重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沉重时，她终于做到了高颖佳一直建议她做的事——放手，信靠上帝。

耿朋朋一边开车一边轻声唱着。她决定把歌词写进下一封给高颖佳的信里。

耿朋朋熬过了第一天上班，但她还不能休息。吃完姐姐准备的蒸馒头做晚餐后，耿朋朋召集了一次家庭会议——这是在北京时的传统，在离开中国的那段混乱时期一度中断了。她把姐姐、姐姐的两个孩子和约翰召集到桌旁，点上一支蜡烛，唱一首赞美诗，朗读《圣经》。

至少，计划是这样的。当耿朋朋用YouTube播放赞美诗时，约翰从座位上扭下来，吹灭了蜡烛。当她朗读《诗篇》第29篇时，他站在椅子上，一只脚撑在桌面上，摆出超人的姿势。

“你觉得耶和华太厉害了。所以你才站起来，对吧？”耿朋朋说。“能不能请你坐下？”

他没动，她的语气变得更坚定：“你要把桌子弄坏了。坐到椅子上。”

她让他做祷告。他一边咯咯笑，一边照做了。

“感谢耶稣感谢爸爸快回家感谢妈妈，”他一口气脱口而出。“阿们！”

最近，约翰在泰国交到了第一个朋友，是他幼儿园里的另一个男孩。

礼拜结束后，耿朋朋和约翰与家人一起吃午饭。

第二天早上，耿朋朋早早起床给高颖佳写信。总有太多事情要分享。比如约翰交了一个朋友，不再祷告求回北京了。比如她又对儿子发了脾气，而他咬自己的手臂，咬到皮肤破了。比如有阿姨和表亲在身边，他明显更开心了。

但这时约翰醒了，喊她过去。

然后就到了该出门的时候。

“抱歉，我快迟到了。我现在得去上班。约翰刚才想让我陪他，所以我没能写完，”她写道。“永远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