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十年来最糟的领导人和经济
中国数十年来最糟的领导人和经济 纽时：习搞错方向代价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周（24日）抵达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在人工智慧领域的发展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人们较少谈及的是：中国经济正处于数十年来最糟糕的境地。
纽约时报21日报道指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当今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然而，人们较少提及的是，他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数十年来最糟糕状态的领导人，而这两个事实是相关的。
中国经济学家（甚至包括那些与政府关系最密切的经济学家）都公开警告，政府将太多资源投入到一项创造就业机会相对较少的技术领域，而这项技术对拯救整体经济的作用却太小。
中国经济正处于危机之中：8月份，不包括学生在内的青年失业率高达18.9%。消费者支出减少。今年上半年，国内汽车销量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20%，房屋销量也下降了14%，延续了多年来下滑的趋势。该国正陷入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
今年夏天，经济学家们的警告声此起彼落。中国央行前顾问、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7月表示，中国经济“运作过冷”。他指出，蓬勃发展的高科技产业无法带动整体经济的成长。
另一位央行前顾问刘世锦在6月的论坛上提议，将农村居民的基本退休金从每月30美元提高到150美元，以提振消费需求。在同一论坛上，央行顾问黄海洲表示，北京必须先促进温和通膨和企业获利，才能实现持续的技术进步。 他警告说：“一个深陷通货紧缩的国家无法实现技术创新”。
政府对人工智慧的确切支援力度难以统计。斯坦福大学人工智慧指数报告指出，2000年至2023年间，国家主导的投资基金投入了人工智慧公司约1840亿美元。去年，习近平指示政府动用一切手段，包括税收优惠、政府合约、融资和基础设施，来推动人工智慧发展。
中国正陷入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彭博资料照）
此外，根据彭博报道，中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投资约2950亿美元，在全国各地建造资料中心，这些资料中心将由国有企业营运。
中国经济学家的直言不讳本身就耐人寻味，他们曾被警告不要发表过于悲观的言论，有些人甚至因此遭到审查或噤声。这些体制内人士在领导层即将调整经济政策之际发表如此尖锐的言论，显示他们当时的担忧程度。
总而言之，他们的信息很明确：中国经济正处于困境，以人工智慧为中心的资源配置可能会对一般民众的生计和国家的经济未来造成沉重代价。
领导阶层对经济学者和专家的警告置若罔闻。 7月30日政治局会议结束时，党承认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来提振经济，但仍坚持渐进式刺激政策，并承诺发展“智慧新经济”。官方媒体通报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没有公布国内经济成长目标。
许多经济学家建议透过现金或购物券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或扩大社会安全范围，但习近平认为，国家主导的技术推广将使传统产业现代化，释放未来的经济价值。然而，这些成果可能需要数年才能显现。
据国家统计局称，2026年上半年，资讯服务业投资成长了19.2%，而人工智慧正是推动该产业发展的动力之一。这项技术可望重塑中国经济格局，并增强其在与美国的竞争中的地位。
但这样的代价是什么？斯坦福大学的中国经济学家许成钢直言不讳地指出，北京的同行只能含糊其辞。中国比大多数国家拥有更大的财政和货币弹性，因为北京控制银行体系。每一元投入国营科技企业，就意味着少了一元用于就业和消费。他问：“当你只有这么多钱的时候，你会把它花在什么地方？”
北京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以苏联为例。苏联经济鼎盛时期，其经济规模约为美国的70%，并在某些科技领域超越了美国。然而，其中央集权式的经济最终仍停滞不前。
孙立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能够生产大量日益精密的商品，但是，在中国，谁又能买得起这些商品呢？没有买家，产品就卖不出去，企业就无法获利，家庭收入就无法成长，就业也无法改善。”他写道：“这就是当今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
中国豪赌“人工智能大跃进”，经济却陷入大麻烦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袁莉文章：“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对中国的领先优势几乎荡然无存。”
“中国正在全力押注人工智能。”
“中国刚刚抹去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优势。”
这些关于中美人工智能竞争的判断最近出现在美国媒体上。中国领导人本周抵达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时，会乐见这样的说法甚嚣尘上。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在发展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较少被谈及的是，他领导下的中国经济也正处于几十年来最糟糕的状态。
这两个事实相互关联。
中国的经济学家----即便是那些与政府关系最密切的经济学家----也公开警告说，政府正在把过多资源投入一种创造就业岗位相对有限的技术，在提振整体经济上的投入力度却远远不够。
而这是一个正陷入危机的经济体：8月，不包括在校学生的青年失业率达到18.9%。消费者不愿花钱。今年上半年，国内汽车销量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20%，住房销售再降14%，延续了多年来的下滑势头。中国正陷入通缩螺旋。
今年夏天，经济学家的警告开始此起彼伏。曾任中国央行顾问、现为清华大学教授的李稻葵7月表示，中国经济“运行偏冷”。他说，蓬勃发展的高科技产业无法带动更庞大的经济基本盘。
另一位前央行顾问刘世锦在6月的一次论坛上提议将农民基本养老金从每月200多元提高到1000元，从而直接释放消费活力。
在同一论坛上，央行顾问黄海洲表示，北京必须推动温和通胀并提高企业盈利能力，才能实现持续的技术进步。“一个深陷通缩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技术创新的，”他说。
彭博新闻社和中国媒体此前报道了这些经济学家的说法。
今年上半年，汽车销量下降20%，住房销售下滑14%，凸显出中国不断加深的通缩螺旋。
中国政府究竟为人工智能提供了多少支持，很难确切知道。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指出，从2000年到2023年，由政府发起的投资基金估计向人工智能企业投入了1840亿美元。去年，习近平要求政府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包括财政税收、政府采购、融资和设施开放，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据彭博新闻社报道，中国正准备在未来五年投入约2950亿美元，在全国建设数据中心，并由国有企业负责运营。
中国经济学家的直言本身就耐人寻味，而时机也很能说明问题----正好在中国执政的政治局举行例行年中会议之前。他们此前已被警告不要显得过于悲观，一些人还因此遭到审查或被迫噤声。这些体制内人士在领导层即将调整经济政策之前如此直白地发声，说明他们的忧虑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综合起来，他们传达的信息很明确：中国经济陷入了麻烦，而以人工智能为中心的资源分配可能会让普通人的生计和国家的经济未来付出高昂代价。
领导层几乎没有理会他们的警告。7月30日政治局会议结束时，中共承认有必要采取“积极”措施提振经济，但仍坚持渐进式刺激政策，并承诺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官方媒体的报道一反以往惯例，没有公布国内经济增长目标。
今年前五个月，包括基础设施、房地产和设备在内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4.1%。前央行顾问李稻葵表示，建国以来只出现过两次类似的萎缩：一次是1961年（那是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另一次是1967年（那是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候）。（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后也出现过下降，不过在北京的会议上提起这件事恐怕并不明智。）
习近平曾经解释过他如何衡量经济进步，这番话颇能说明问题。
“不能光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他在3月的一次讲话中说。他认为，真正重要的是中国“硬实力”的增长，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在习近平看来，只要技术进步能够“一步一步往上走”，经济增速放缓并不一定意味着失败。
许多经济学家建议通过发放现金、购物券或扩大社会保障网来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但习近平对此并不认同，而是相信国家主导的技术推广将推动传统产业现代化，并释放未来经济价值。但这些收益可能需要多年之后才能实现。
7月，习近平在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在开发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技术方面突飞猛进。但代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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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能承受在人工智能竞赛中缺席。2026年上半年，信息服务业的投资增长了19.2%。国家统计局称，这一行业正受到人工智能推动。这项技术可能改变中国经济，并增强其在与美国竞争中的地位。
但这么做的代价是什么？
斯坦福大学的中国经济学家许成钢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北京的同行们只能暗示的事情。由于北京控制着银行体系，中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的腾挪空间比大多数国家都要大。投入国家支持的科技产业的每一元钱都意味着少了一元钱用于就业和消费。
“钱就这么多，你要把它花在哪里？”他说。
许成钢说，在类似中国当前面临的危机中，许多政府会通过刺激措施创造就业。人们有了工作就会增加消费，从而形成经济上的良性循环。但北京却把投资集中在人工智能上，而这种技术由于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反而可能加剧高失业率。
一些中国网民已经把这场投资热潮称为“人工智能大跃进”，这里借用了毛泽东那场由政治驱动、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工业化运动。
许成钢说，人工智能企业最终需要的不只是政府支持。它们需要愿意并且有能力为其产品付费的企业和消费者。北京削弱家庭需求和商业活力，可能反而使人工智能产业失去实现商业成功所需要的市场。
中国已多次表明，一个威权国家可以让一种不可持续的模式维持得比外界预想的更久。但历史同样表明，“更久”并不意味着永远。
北京知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提到了苏联。在鼎盛时期，苏联的经济规模约为美国的70%，并且在一些科学技术领域超过了美国。
然而，其中央管理的经济最终陷入停滞。
孙立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可以生产数量庞大、技术日益先进的商品。但卖给谁？谁来买？卖不出去，没人买，经济就无法循环，企业就没有利润，居民收入就无法增加，就业的情况就不可能改善。
他写道：“这就是现在中国经济的基本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