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公认的天才，有一本神秘的日记

1991年10月18日中午，谭其骧和学生葛剑雄在电话里讨论了工作，两人约定，第二天还要在谭其骧家中见面。电话放下不久，谭其骧突然在餐桌上晕倒，被送往医院。此后，他无法再完整地说一句话，也无法再写下一个字。

1992年8月28日，被脑出血病情折磨多日的谭其骧逝世，享年82岁。

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创始人之一，谭其骧的名字不算家喻户晓，他研究的领域也被视为“冷门”。但事实上，历史地理，是对当今地理地貌的古代溯源与分析，小到美食、方言、民俗、建筑，大到高铁修建、城市规划、防洪抗震，都与历史地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早在20世纪30年代，谭其骧就开始深耕这一领域。新中国成立后，由他担任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历时数十年时间集体创作，描绘了中国各个朝代的疆域图，包含8册、20组图、304幅图、7万余个地名。这部巨著，被评价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最有成绩的工作之一”。

2026年7月，作为谭其骧生前珍贵史料记录的《谭其骧日记》再版，其中收录了他亲历土改、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经历，以及与学界名家的交游，还有特殊时期的遭遇。谭其骧晚年，在他身边担任学术助理的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葛剑雄，正是这本《谭其骧日记》的编者。

葛剑雄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谭其骧最让后辈敬佩的地方，便是能够将科学原理与中国的传统史料完美结合。“他的成就，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在他看来，他的老师，是一个“愿意为国家奉献”的人。

投入“半辈子”的地图

葛剑雄对谭其骧日记的关注，始于40多年前。1981年5月，他第一次作为谭其骧的学术助手陪他外出开会，就发现他每天睡前要在笔记本上记日记。谭其骧对待日记相当认真，如果突然生病或有事，还会事后补记。他对葛剑雄说，自己记的都是些“流水账”，等去世后，可以给他看。

在谭其骧身边待了十几年，葛剑雄却从未看过这些日记的内容。后来，他计划着要为老师撰写一部传记，也征得了谭其骧的同意。为此，谭其骧还叮嘱他说，写传记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我是老师，有些东西就不写。到了1992年，谭其骧去世后，葛剑雄征得谭其骧家人的同意，拿到了他所有的日记材料，通过这些记录，开始为他的传记做准备。

这些日记始于1946年9月，结束于1991年10月17日——谭其骧病倒的前一天。日记并不连贯，很多内容也早已损毁、遗失。早年，葛剑雄曾整理了日记中一些能够公开的日记内容，在《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发表。1997年，他又将这些日记中1951年到1972年的部分内容进行汇编，隐去涉及隐私的事件和人名，交付出版。这就是如今人们读到的《谭其骧日记》的主要内容。

《谭其骧日记》 葛剑雄编

不够完整的日记，已经能勾勒出谭其骧人生中的一些重要节点。1955年2月11日，是他人生中尤为特别的一天。当天，谭其骧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自沪动身”四个字。他从复旦大学出发，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领取一项重要的学术任务。而这个任务，直接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54年秋，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无意中和吴晗聊起了《资治通鉴》。当时，毛泽东感慨，自己读史书时，手头没有一本适用的历史地图，无法随时查阅书中古代地名在今天的位置。吴晗当即向他推荐了清末民初学者杨守敬编纂的《历代舆地图》。

不过，《历代舆地图》有三十多册，还是线装书，不便翻阅。于是，吴晗又建议，可以把《历代舆地图》加以改编，用现代的版式重新出版。这个建议征得了毛泽东的同意。很快，吴晗召集历史学家范文澜、尹达、翦伯赞，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等人，组成“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改编委员会”。吴晗还想到了在复旦大学工作的老友谭其骧，很快，当时的高等教育部向复旦借调，让谭其骧前往北京，担任《历代舆地图》改编版的主编和具体执行人。

谭其骧确实是学界公认的杰出人才。20世纪30年代，他和老师顾颉刚共同创立《禹贡》半月刊，并协助建立禹贡学会。他也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期间和胜利后，他在位于大后方遵义的浙江大学就职，当时就曾试图自己绘制历史疆域图，但也半途搁浅。新中国成立后，地图出版社曾邀请谭其骧编绘历代疆域图，也未能成功执行。

接到任务的谭其骧虽然兴奋，却也感觉无比烦恼。制作一组完整的历代疆域图是他的梦想，但他也明白，这项工作所需的人力、物力和科学技术条件相当之高。很快，吴晗提出，改编版的《历代舆地图》最好一年内就能完工。但谭其骧一听就知道绝无可能，因为《历代舆地图》是清代地图，所用的“底图”还是18世纪的测绘资料，所绘的疆域和新中国疆域相距甚远，很多地名资料也早已发生错误，他不想让这样不精确的资料流传后世。

尽管面临压力，谭其骧还是直言不讳地建议，抛弃古代框架，用现代地图作为“底图”，重新编写。一开始，委员会并未同意这个建议。但在执行过程中，他们发现，按照原计划编绘，确实会出现谭其骧所说的问题和错误。此外，谭其骧还发现，他光是绘制一张西汉的郡国草图，都花费了几十天时间，还要核对地图上的无数信息，一年时间绝对不可能完成。

1956年，一年工作时间已到，绘图工作远远没有完成。1957年，他带着两位年轻学者回到复旦，并在上海本地增加人手，继续工作。1959年，委员会同意彻底抛弃《历代舆地图》的框架。7月，复旦历史系为此成立历史地理研究室，召集人才，力图争分夺秒完成这一国家任务。后来，这一计划逐步更名为《中国历史地图集》。

没人能想到，《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项内容不断扩张的工作。随着工作展开，对古今边疆疆域的定义，对从古到今数万个古地名的一一考证，都成为绘图者必须研究的话题。1962年，经谭其骧提出建议，委员会开始召集全国高校和研究所的学者，划分地区和专题，编写地图。但由于要使用最新的当代地图，他们还要等待最新的地图测绘成果，边画边等。也是在1962年，谭其骧致信吴晗感叹：“‘底图’（当代地图信息）今年又搞不出来。”他还预计，《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出版不会早于1967年。

1966年，“”开始，谭其骧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已经完成大部分初稿的地图编绘彻底停工。1969年复工后，后续工作举步维艰。直到1973年，《中国历史地图集》成稿，1974年进行内部发行，到1978年，8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内部版本才最终出齐。

谭其骧与学生周振鹤、葛剑雄合照

初次翻开《谭其骧日记》的人，会感到，这确实是一本“流水账”。日记的格式通常都是几月几号，和谁在一起，参与了什么活动，内容简洁精准，几乎没有长篇大论。偶尔，谭其骧也会透露一些业余生活。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时，他爱吃美食，喜欢看戏。在1955年4月24日的日记中，他提到，他在北京鲜鱼口看周信芳的《乌龙院》和李玉茹的《拾玉镯》。看后，他忍不住在日记中“吐槽”：“周演此戏不合适。”

这样平实中略带幽默的表达，也是谭其骧真实性格的折射。作为一位历史研究者，他更擅长的，是对事件的记录、分析和评论，而非文学式的、浪漫感性的抒情。而这样的性格，也是他能成为一名历史地理学者的原因。

从出生开始，谭其骧就和地理结下不解之缘。1911年2月25日，谭其骧在沈阳皇姑屯火车站的站长宿舍里出生。他的家族是浙江嘉兴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谭日森是举人，父亲谭新润是秀才。科举废除后，父子二人一起赴日本留学，毕业后，学习铁道管理的谭新润应聘成为皇姑屯火车站的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