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园同堂，薪火五代

1989年5月下旬，享誉世界的数学大师、北大杰出校友樊畿先生，阔别祖国五十载后应邀回国访问，先后赴北大、清华及中科院讲学。6月2日，我在清华大学迎接樊先生。除了安排学术报告与座谈外，我也陪同他与阔别了半个世纪的旧交——副校长赵访熊和系主任栾汝书重逢。

樊先生此番回国访问的重中之重在6月3日。那一天他莅临燕园，终于回到了母校北大。学校决定为他举行隆重的“名誉教授授予仪式”，随后由樊先生作学术报告答谢。

作为一校之长，丁石孙先生在那日暂且放下了千头万绪的行政事务，准时出现在会场。他精神抖擞地为樊畿教授颁授证书，发表了感情充沛的致辞。在他心中，樊畿先生是北大的瑰宝；这场重逢不仅饱含两人深厚的私交，更是北大数学对学术脊梁的最高礼赞——在此之前，获此殊荣者仅陈省身先生一人。

那天，数学系的教员们几乎悉数到场。然而，会场里最令人动容的，是另一位长者的身影——年近九旬的江泽涵老先生，竟也执杖步履蹒跚而来。

江老是樊畿先生的恩师，更是对我恩重如山的人。我的三姨才华横溢，抗战爆发前曾是老北大数学系为数极少的女生之一，正出自江先生门下。那时的江先生正值年富力强，接替了北大数学系创系系主任冯祖荀先生，全面主持系务。他带领北大数学系冠绝全国，更在中国率先开启了拓扑学研究，一枝独秀，卓然超越日本。

四十余年后，岁月轮回至改革开放初期。彼时我在清华大学任教，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的留学资格考试，正站在人生的交叉路口。面对美国名校林立、大师如云的景象，我一时不知该何去何从。

正当迷茫之际，我的高等数学启蒙老师冷生明教授带我前往北大燕南园，求教于江泽涵老先生。早年读书时，我只能在系里开大会时远距离仰望江老的风采：满头银丝，总是面带微笑，一身整洁的中山装，手执烟斗，清高儒雅。如今得面听教诲，我仿佛置身梦中。

老先生手里的烟斗不见了，原来早已戒了烟。坐在我们面前的江先生，说着带有浓重安徽口音的普通话，轻声慢气，不疾不徐地与冷先生寒暄。两位老先生坐在一处，皆是仙风道骨的气度。在冷先生将我介绍一番后，江先生温和地询问我的困惑所在，随即“仙人指路”：去加利福尼亚，到UCSB找沂甫！——“沂甫”正是樊畿先生的字号。

老先生不仅亲笔撰写并寄出推荐信将我引荐给樊师，在我收到UCSB录取通知后，江老又亲自致信清华大学张维副校长，切切说明我能得樊先生指导是极其难得的学术际遇，请张校长协助加快办理出国手续，让我得以赶上当年秋季按时入学。

赴美前夕，我专程向江老辞行。江先生托我带去一封写给樊师的亲笔信，以及一套北京传统工艺的竹制挖耳工具，以此表达对去国半个世纪的弟子的关切，并盼他早日回国讲学。当樊畿先生手捧这套小小的挖耳工具时，百感交集，对我慨叹：“江先生大我一旬，与我情同父子！”

丁先生来加州拜访樊先生，我为二位先师拍照

1984年我回国度假，樊师亦托我带亲笔信回呈江老，简述当时暂时无法成行的原委，并嘱我向江老面呈详情。两位老先生隔海托雁、师徒情深，而我作为信使奔波其间，心中深受震撼与感动。

终于，梦想成真。到了1989年的这个夏日，樊先生如愿归来！这便有了本文开篇时提到的燕园盛会。

当江老在人群中见到我时，神情凝重而慈祥。他拉过我，用那熟悉的、轻声慢气的安徽口音，对我轻声说道：“我耳朵越来越不好，得坐在最前面听。”这句话瞬间让我的眼眶湿润。一位开山鼻祖级别的学术巨擘，在期颐之年，依然要坚持坐在台下最前排，去虔敬地聆听自己学生的报告。这种对知识的敬畏、对弟子的期盼，胜过了万语千言。

放眼会场，盛况空前。除了台上的丁师、台下的江老与讲坛上的樊师，我的许多师辈教授也赫然在座。比如坐在我相邻位置的沈燮昌教授，正是我当年读书时讲授复变函数的老师。他转过头对我赞叹：“樊先生的这个工作太棒了！”而在我身边，还坐着我当年在北大的同窗，他们有的已摘得博士学位，有的留校任教；更有不少我在北大和清华教过的学生们，也闻讯赶来，济济一堂。

看着江老坐在最前排、微微侧头凝神倾听的身影，我心中百感交集。从开山鼻祖江泽涵先生（第一代），到蜚声国际的樊畿先生（第二代），到主持校务的丁石孙先生及沈燮昌先生等师辈（第三代），再到我们这批改革开放后承前启后的中青年学者（第四代），直至坐在后排昂首聆听的莘莘学子（第五代）——那一天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讲堂里，竟奇迹般地汇聚了北大数学的五代学人！

那一刻，五代学子共处一堂。这不仅是一场学术报告，更是一场灵魂的交接与生命的传唱。我深刻地感悟到：学术的薪火正是这样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这，才是北大的魂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