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联名状告江青内幕

1975年，是中国极为艰难的一年。周恩来总理病情日益严重。经毛主席提名，这一年，邓小平先后出任党的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全面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

他以大无畏的革命魄力和决胜千里的领导才能，抓生产，抓整顿。这是“四人帮”一伙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为了篡党夺权，竭力疯狂地阻挠和抵制邓小平在各个领域所做的整顿工作。

江青在大寨的张狂震动新华社

9月15日，国务院在山西昔阳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毛主席要邓小平去主持。出人意料，江青先于邓小平来到大寨。

她骑着马，穿一身灰色制服，头上缠着一条白羊肚毛巾，在虎头山上挥锄刨地，装模作样，极尽丑态。

会议开幕那一天，前方记者报告，江青在开幕式上乱插话，干扰会议正常进行。而江青的文秘班子草拟的消息中却说“江青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拿到这篇消息，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党组书记的朱穆之表情沉郁，说：“送姚文元。”

不日，前方又传来一张江青、陈永贵两人头扎白毛巾、抡着镢头挖防空洞的照片，要求播发。拿着这张被大家嘲讽为“兄妹开荒”的照片，朱穆之再次冷冷地说：“送姚文元。”

9月17日、18日两天，江青突然私自召集文艺界人士和一些记者约100多人吃饭。席间，她发表讲话：“毛主席发表评《水浒》的讲话，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呢？我看是有的。”

参加会议的记者如实汇报了发生在大寨的情况。时任新华社副社长、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的穆青一听，大为震惊。江青这不是在指桑骂槐、向周总理和邓小平发难吗？

三天后，新华社党的核心小组在会议室听取从大寨回来的记者汇报。穆青说：“这个事应该向中央反映。要不要向主席报告？以新华社党的核心小组名义。”

性格沉稳的朱穆之摇摇头：“这事不好以组织的名义向主席反映。”核心小组唯一的女性、总编室副主任李琴脱口而出：“个人反映呢？”

穆青等决定向毛主席举报江青

到底怎么办？穆青一遍一遍地问自己。

他从来都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然而，他对党的忠诚和责任使他在面临生死关头，有最无畏的勇气。仅仅一刻之间，穆青已经作出决定：以个人的名义向毛主席反映江青之举。

这个决定在当时无异于虎口拔牙。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她不动手只动动嘴就能置人于死地。

穆青深知这个决定的分量。这一晚，穆青彻夜未眠。第二天他找到朱穆之，把自己的决定向他汇报。朱穆之经过慎重考虑，同意穆青的意见，决定两人联名向毛主席反映。

按计划，到年底毛主席还有两次接见外宾的活动。穆青找到国内部副主任王文卿。这位与穆青肝胆相照的老同志立刻组织了4个记者整理材料。

最后，王文卿将材料全部修改定稿，并草拟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交给穆青。穆青在信中结尾处署上自己的名字。朱穆之看过后也签了名。

风云突变举报信几经转折被送回

通过什么渠道把材料送到毛主席手上呢？穆青想到了他多年的老上级、此时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的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工作的吴冷西。

穆青对吴冷西一直怀有很深的敬意。这是一位长期工作在共产党新闻战线上的领导者。穆青给吴冷西挂通了电话：“有重要事商量，地点要比较不引人注目。我在新华社后门等你。”

吴冷西拿到材料后，回到中南海的办公室把材料仔细看了一遍，感觉问题重大，立即找到胡乔木。胡乔木拉着他一同来到邓小平家里。邓小平认为这个材料非常重要，他说：“必须马上报告主席，但不能经过我。要赶紧办。”吴冷西想出了一个办法。

吴冷西对穆青说：“你找一位新华社的外事记者，利用工作之便，在采访主席接见外宾之机，通过王海蓉、唐闻生直接把材料转到主席手里。王海蓉对江青早有看法。”

穆青找到李琴，把写给毛主席的信和材料交到她手上。李琴在材料上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机会来了。那一天，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外宾，李琴把信和材料交给了王海蓉。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然而，事情并没有以善良的人们的意志为转移。197511月，毛主席听信“四人帮”一伙的诬告，动摇了对邓小平的认识和信任。“四人帮”开始策划公开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11月的一天，在北京机场接见外宾的候机室，王海蓉把信和材料退给前来采访的李琴：“现在形势变了，不好再送。”朱穆之看风声吃紧，就在办公室把材料毁掉，但把信保存了下来。

邓小平和江青在

山西大寨的一次交锋

1975年，邓小平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针对当时存在的派性严重、生产秩序和其他工作收到很大干扰和破坏、国民经济上不去等情况，开展了全面的整顿工作。几个月后，整顿已见明显成效。

这一年，中央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于9月15日在昔阳县开幕，10月19日在北京闭幕。会议前夕，毛泽东提议：凡能去的政治局委员，都要参加这次会议。这样，邓小平和当时中国政坛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华国锋、江青、陈永贵、陈锡联、姚文元、吴桂贤、李素文等先后来到昔阳虎头山下。

邓小平是9月15日从石家庄乘是火车到阳泉，然后转乘汽车到昔阳。到阳泉站迎接邓小平的有陈永贵、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及主持昔阳县委工作的王金籽等。

邓小平步下火车，环顾一下阳泉车站，感叹地对陈永贵说：“这里太古旧、太古旧了！”转身又对王谦说：“不要怕别人说什么，最重要的是把领导班子整顿好。关键是用好人！”

江青怀着她的目的，于9月8日提前到了大寨。她风风火火地带来多个随行人员，还从北京运来四匹马、一卡车评《水浒》的印刷品和电影、电视片以及放映设备等。昔阳县委和大寨大队不得不兴师动众地为她举行欢迎仪式。

9月12日，她在大寨礼堂接见了大寨全体干部、社员，并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评《水浒》报告。她蛊惑地说，“《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中央就是有人架空主席。”

她的讲话在大寨干部、群众中造成了混乱。后来郭凤莲回忆说：“我们当时听了，心都跳出来了。”“这不明明是把矛头对准中央的一部分领导同志吗？”

9月15日上午9时，大会开幕。开幕式由华国锋主持，陈永贵致开幕词。出席会议的多位代表以急切的心情，想好好聆听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的邓小平讲话。当华国锋宣布“现在，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向大会作重要讲话”的话音刚落，整个会场便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尽管邓小平几次摆手示意大家停止鼓掌，但掌声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来愈热烈。不少刚出来工作的老干部激动地掉下了眼泪。

如此热烈、如此动情的场面使邓小平也非常激动。他面对众多诚挚、热情的面孔，干脆推开讲稿，开始了他的讲演。他说：“这个会议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得最多的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涉及的问题，虽然不像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样全面，但就实现25年的目标来说，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仅次于那次会议，或相当于那次会议。”

如果说这是对这次全农会议的评价，倒不如说是他对这次会议的期望，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像1962年七千人大会那样，在纠正“左”的错误上起到好的作用。随后，邓小平用了很长时间讲整顿。

在讲整顿中，他鼓励大家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奋斗。并强调指出：“要有农业这个基础的发展，才能推动另外三个现代化的前进。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农业拉了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

他深有感慨地说：“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邓小平讲到这里，江青冷着面孔插话说：“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

邓小平立即严肃指出：“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并进一步补充道：“据个省、市、自治区统计，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农业产值按人口计算平均124元。最低的贵州，倒数第一，只有六十几块。四川倒数第二，九十几块。这行吗？类似四川一百左右的还有好几个省。这是讲产值，还不等于社员收入。社员收入有的很少，有的还倒欠账。这种状况，我们能满意吗？”

面对邓小平摆事实、讲道理的坦然陈述，江青只好默然无语。

当时，对于听惯了“形势大好”的人们来说，邓小平的讲话使他们大受震动又大为感动。邓小平讲话结束后，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许多代表干脆站起来高举双手鼓掌不息。

江青不甘心在这开幕式上处于下风，当邓小平结束讲话后，她便不顾会议没有安排她讲话的程序，声称要在会上“讲几句”，并摆出非讲不可的架势。

江青拉开嗓门讲话了。她明知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不来参加会议是中央定的，却借题发挥，胡乱指责各省第一书记不来参加会议是“不重视农业”。接着，扯了几句农业问题，然后调子一转，把话题转到了评《水浒》问题上，说什么：“现在，中央就有人架空毛主席！”

开幕式一结束，江青立刻向会议主席提出，要印发她的讲话，放她的评《水浒》录音。对此，华国锋未给她正式答复，将她的要求报告了党中央、毛主席。

毛主席知道后十分生气，立刻严厉批示：“放屁，文不对题。”并指示华国锋：“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毛泽东的批示，对江青是当头棒喝。开幕式后，邓小平应陈永贵邀请到了大寨，午饭后上虎头山看了看，当天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