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是如何批判刘、邓的？

父亲在会上受到不公正的甚至是诬蔑性的批判，心里一定是不平静的。回家后他虽什么也没说，却夜不能寐。母亲看见他卧室的灯深夜不熄，便去问他：“三点多了，怎么还没睡？”父亲告诉母亲：“今天晚上开会已经从批刘少奇转向给我提意见了。”母亲问：“谁批你？”父亲只说了一句：“军队的人。”父亲不再多言，母亲也不敢多问，只安慰地说：“快睡觉吧，不然明天开会起不来了。”父亲知道，这次批判后，他的“错误”的性质，不再只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而是连历史在内新账旧账一起算了。

会后，父亲被迫停止了工作。他将一部分原来由他分管的中联部、中调部等工作交代给康生，说：“我的工作交给你，我不能工作了。”

父亲为人，本来就沉默少言。运动爆发以后，开始是由于处理运动突发事件而忙碌不堪，后来则因“犯了错误”停止了工作，话就更少了。此时，父亲参加的会议和活动越来越少，在家里也只是看一些送来的文件。

中央的工作虽不管了，但对于家里的孩子们，父亲却管得很严。

我们几个孩子，在各自的大中学校里参加运动，一直都很少回家。批判工作组以后，我们虽然知道在此问题上父亲犯了“错误”，但对于他所面对的真实处境并不了解，仍各自忙于运动。

8月初，一些中学红卫兵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立即掀起了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持支持对联的立场，但大姐邓林所在的中央美术学院红卫兵组织则持反对态度。记得那时各红卫兵组织为辩论对联，昼夜奔忙于各学校的辩论会场。刚刚吵吵闹闹地在音乐学院辩论完毕，各路队伍又转移到美术学院。由于观点不同，我和大姐两人几乎对立起来。那时夜已很深，我用美院辩论会现场外的公用电话给妈妈打电话，征求她的意见。记得当时妈妈很急地说：“对联是错的！你不要和姐姐辩论，赶快回家！”妈妈的口气很重，一再重复：“这是爸爸说的！”当时，我很不高兴地遵从了父母亲的决定，事后明白过来以后，才万幸听从了他们的训示。

8月18日，林彪在“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20日开始，北京首先发起一场规模空前的红卫兵“破四旧”运动，并迅速波及全国。红卫兵小将们走出学校，“杀向社会”，整个社会顿时为“红色恐怖”所笼罩。这场为害至深的“革命”运动，由副统帅林彪亲自号召发起，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怂恿煽动下愈演愈烈，发展到大抄家、大揪斗、大破坏，以至打死人。无数年轻幼稚的红卫兵小将“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盲目而又狂热地卷入了这场疯狂的“革命”行动。我的父母亲此时已感到事态的失控，他们把在中学的我和我的弟弟叫回来，关在家里，不许出去，明确告诉我们不许参加任何抄家揪斗行动。那时，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对父亲的不利状况已有所察觉，便都听话地闭门不出，有的学织毛衣，有的学装收音机，有的整日在家抄写毛主席语录。家中的平静，使我们远离了外界的狂躁。直到现在，念及于此，我们仍十分感激父母亲在关键时刻对我们的严格和管束。

“文化大革命”这个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在整个社会上已经闹得天翻地覆，去掉刘、邓的阻力后，运动便以更加猛烈的势头向前发展。

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至11月底，毛泽东在京共八次接见红卫兵一千一百多万人次。在毛泽东的亲自支持下，红卫兵运动更加如火如荼，迅猛发展。

疯狂的“破四旧”运动余音未了，又开始了全国范围的“革命大串联”。在毛泽东的号召下，红卫兵小将身着时兴的旧军装，乘着免费的火车汽车，开始了数以千万人次计的全国范围“大串联”。运动的狂飙开始冲击社会的各个角落，造反的烈焰燃遍神州大地。

造反运动从学校波及全社会，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破坏，对工农业及各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社会的混乱和矛盾进一步加深。同时，由于各红卫兵组织的认识和观点不同，产生了严重的派别分化。各派各组织之间不断进行激烈的辩论和明争明斗。运动至此，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沸沸腾腾，真正达到了革命预言家“天下大乱”的“理想”境界。

尽管造反已“当然有理”，尽管“革命”已成为“真理”的标准，但自“文革”爆发以来，对运动的阻力一直存在。

在运动一步步扩大和深入的同时，更多的人在更多的问题上对运动的方向、方式乃至立论提出了疑问。这场运动，虽由毛泽东亲自发动，虽有林彪、江青两大势力鼎力支持，但是，种种阻抗和抵制还是顽强，新的混乱不断发生。

这一切，究其根本，是由发起“文革”这一错误事物的立意自身造成的。但毛泽东却认为，阻力的产生，根子还在刘、邓，认定党内有一小撮以刘、邓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认为，在一个时期内，这条资本主义路线差不多取得了统治的地位，并且直到现在，在党内还有市场。为了保证“文革”顺利进行，一定要彻底扫除一切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10月9日开始至28日，毛泽东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再次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尽管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亲自召开，但在一开始，参加会议的中央及各地的一些同志，还是表现出了他们的“迟滞”，表现出“很不理解”和跟不上形势。正如毛泽东所批评的那样，“头一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

不久，“文革”大员们出马了。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发言，讲了洋洋六大条，在历数“文革”丰功伟绩之后，即点名批判刘、邓，说：“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地位显赫的林彪在结论性的讲话中，除极力宣扬“文革”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外，指名攻击刘、邓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康生等“文革”诸将也纷纷发言，一片批判叫嚣之声，使会上充满了火药气味。

会上，邓在二野时的老部下、公安部长谢富治一马当先跳出来，首先批邓。他说：“邓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三十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影响，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陈伯达重点批邓，说邓是错误路线的急先锋，并从60年代起，对邓旧账新账一起算。林彪发言，信口雌黄地说邓曾经与四野争功，并阴险地诬蔑邓在历史上（指红七军时期）是逃兵，妄图给邓加上有历史问题的罪名。25日，毛泽东在听取会议汇报时，也表示了对邓的不满。毛泽东说，邓耳聋，一开会就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坐着；说邓从来不找他，从1959年以来，六年不向他汇报工作。

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也就是25日，毛泽东作了正式讲话。他说，这次会议，“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解决“思想不通”的问题。他讲了发动“文革”的原因，是他以前过于信任人，在中央搞了一线、二线后，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他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推行不了。对于运动本身，毛泽东则不无兴奋地说：“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

虽然为了去除阻力，毛泽东再次批判刘、邓，但此时，他认为中央的问题已经解决，刘、邓及许多干部的问题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他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说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要准许他们革命。他还对与会者说：“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他还预言，“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就是说，这次运动，搞个一年或一年多就可以完成使命，圆满结束。对此，毛泽东似乎相当自信。不幸的是，事实最终证明，他错了。

在23日的全体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作了检查。

刘少奇的检查，是经毛泽东审阅后讲的。刘少奇检讨了自己在“文革”五十天以及历史上的“错误”，没有诿过，敢于负责。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即便他作出违心的自责，也已于事无补。

邓小平的检查也是违心的。他在检讨自己“错误”的同时，为了不想让这场批判祸及他人，极力担当地说：“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负担。”

邓小平的检讨，也曾送毛泽东审阅。22日，毛泽东作了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

大家都知道，“文革”以来，毛泽东对刘、邓的气是很大的。不过，看了他的批示，不管是谁，心里都会感到安慰。记得那句“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曾给我们全家以多么大的宽慰。

到了此时，我们都知道父亲犯了“错误”，也关心父亲的政治命运。那个时候，二姐邓楠正在外地串联，妈妈让她赶紧回来。回来后，邓楠经常晚上偷偷跑到妈妈卧室，钻到被窝里，和妈妈两人用被子紧紧地蒙着头说悄悄话。妈妈给她讲父亲的历史，讲“文革”爆发以前父亲在中央的工作，讲父亲与彭真、罗瑞卿的关系……妈妈是要告诉儿女们，父亲是清白的，没有问题。父亲从来不谈自己，我们虽然爱父亲，但并不知道他的历史，也不知道在历史上、在工作中，还有这么多的故事。听了妈妈的讲述，我们像妈妈一样坚信，我们的父亲没有问题。我们甚至还都简单地认为，毛主席是对事不对人，只是要批判“文革”中的“错误”，处分也最多是降级降职，而没有估计到父亲会被完全打倒。

会也开过了，检讨也作过了，我们单纯地期盼着一个了结。彭、罗、陆、杨事件的出现，“文革”混乱局面的形成，虽然足以使人感到事态的严重和心理上的惶惶然，但包括父亲在内，全党，或者说绝大部分党的高级干部，对以后将要发生的一系列爆炸式的连锁反应，仍然没有——也不可能有——足以应付的思想准备。

会议结束了，但批判并没有像我们所期盼的那样结束。

11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内，突然贴出一大批批判刘、邓的大字报。11月8日，聂元梓也在北大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给邓所列罪名，有大反个人崇拜，公开“鼓吹”在农村恢复单干，反对“文化革命”，是彭真的后台之一，等等。听到风声后，我们心中不无紧张。两个姐姐和我，三人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各单位和学校，到处去看大字报。我们想看看，大字报中究竟说了什么，我们的父亲究竟有什么问题。看来看去，除了“文革”中所犯“错误”外，其他的“问题”似乎都还不那么严重，最多是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不深、跟得不紧。特别让人感到放心的是，父亲没有“历史问题”。但是，大字报语言恶毒，上纲很高，看后仍让人毛骨悚然。批判还没有结束，这一点，已经再明白不过了。唯一让我们心觉安慰的，是在这样挖空心思、刨根寻底的揭批中，没有能够置父亲于死地的大问题。

秋来了，天渐渐凉了。风扫寰宇，落叶纷飞，天地间一片肃杀。

到了此时，父亲和刘少奇一样，已完全不参加工作和任何会议，只是整日在家看一些送来的文件。当然，这些文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内容上来说，都已不能和往日相比。对于自己的政治命运，父亲只能采取等待的态度。

父亲“犯错误”，我们这些孩子都很不理解。一次，大姐邓林问父亲：“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运动？”此时，父亲能回答什么呢？他只说了一句：“你们自己考虑。”父亲“犯错误”，我们也跟着“犯了错误”，分别在各自的学校作检查和受批判，有的还被关了起来，限制了人身自由。批判能不能结束，何时结束，将进一步发展到何等程度，我们心中全然无数。

毛泽东批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但到了这时，他还没有下定决心将刘少奇和邓小平像彭、罗、陆、杨一样彻底地打倒。而且，对刘、邓两人，他正在考虑着进行有区别的处理。

对于刘少奇，毛泽东既已改选林彪作为接班人，那么原定为接班人的刘少奇，是肯定要去掉的，只是处理到一个什么程度的问题。

对于邓小平，毛泽东原来是很赏识的，一直想委以重任。但“大跃进”失败以后，邓小平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逐渐与“左”的做法疏离，使毛泽东对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一线领导开始产生不满。这种不满日益加深，并随着事态的发展而演变成为进行人事更替的决心。“文革”初期，在毛泽东决定确立林彪为接班人的时候，他还没想彻底去掉邓小平，他曾希望继续用邓，并希望邓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选择。为此，毛泽东曾找邓谈了一次话。父亲后来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和林彪谈崩了，就注定了林彪在其上升的道路上，绝不容邓。林彪深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与对刘少奇的不满是不同的，不仅程度不同，而且性质也不同。这种不同，对于如何处理邓，是相当重要的。去掉刘之后，邓就成为林彪最大的心头之患。工于心计的林彪知道，要除掉邓，还需竭尽一切之能事，于是不断加紧加重对邓的攻击和批判。12月6日，在一次会议上，林彪讲话，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把刘、邓的问题大大升级。

与此同时，看到毛泽东虽然批判了刘、邓，但尚未有进一步彻底打倒的准备，陈伯达、康生及江青等中央文革大员，便联合林彪集团，谋于密室，企图掀起一场更大的波澜，誓欲置刘、邓于死地而后快。

12月18日，江青公开鼓动打倒刘少奇。

同日，张春桥把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叫到中南海密谈，布置进一步打倒刘、邓的具体措施。

12月25日，也就是在1966年快要结束的最后几天，清华大学五千名师生冒着严寒示威游行到天安门，召开了一场彻底打倒刘、邓的誓师大会。

12月27日，北京高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元梓等造反派头头用激烈恶毒的语言对刘、邓进行诬蔑和攻击。

由此，各地造反派纷起呼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更加声势浩大的打倒刘、邓的新狂潮。

1966年，一个奇特而又非同寻常的年头。

这一年，将作为极其特殊的一页，以突如其来地开始了一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自上而下发动起来的“革命造反”大运动而载入史册。

这一年，崇尚不断革命理想的毛泽东，以其无边的想象力和实践精神，让全世界都睁大了眼睛，见识到了“群众革命”的强大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