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证明“中国古代最强” 最后竟把唐朝给论证没了 一场荒诞推演
一个口口声声要证明“洋人很菜、我们很牛”的群体，
怎么说到最后把大唐给论证没了。
昨天写了《那一次，我们真的“遥遥领先”了吗？》一文，算是一个科学史小系列的开篇，写完之后想到一个能凑上近期一个热点有趣问题，作为一篇番外和大家聊一聊。
“唐朝不存在”这个话题最近在B站等平台上挺火的，一堆“伪史论”患者（他们自称是西方史证伪工作者）从想要证明我们老祖宗牛x的不得了出发，最后居然搞出了这么个结论出来，把另一批民族主义者常吹的“巨唐”都给说没了，也是挺魔幻的。
这边建议双方先打一架。
当然现实中，没等这两拨人先打起来，官媒就已经先下场痛批，然后最早炮制这个谣言的伪史论号就被封了。
可是，这个说法实在是太奇葩了，一个口口声声要证明“洋人很菜、我们很牛”，不惜不讲史料、不讲逻辑的群体，可以炮制很多暴论，但怎么会说这种话呢？
我还真去查了一下。发现挺有意思的。
这一言论最初由自媒体博主在2026年5月前后通过《宋朝800年》等视频炮制。这位博主称，北宋初年（约公元962年）的官方历法记载中，黄赤交角（地轴倾角）为24度；而到了元朝初年郭守敬颁布《授时历》（约公元1281年）时，实测的黄赤交角变成了23.90度。
然后这位博主应该是去查了一下现代天文学的常识，查到由于地球自转轴的章动和岁差等原因，地轴倾角（黄赤交角）正在非常缓慢地缩小，大约每100年缩小0.013度（或每缩小0.1度约需758年）。
于是这位博主一拍大腿，说这里面有惊天阴谋啊！宋朝一定是延续了800年的盛世天朝。不然怎么能测出24度的黄赤交角呢？
那么紧接着的推论，当然就是唐朝、隋朝都不存在了，存在的是一个延续七百多年，被可恶洋鬼子有意掩盖的“巨宋”（他还真用的这个词）。
这个说法，怎么说呢？就让我想起一个笑话：
说有个博古馆管理员给游客介绍恐龙骨架：“瞧见没有，这个化石已经存在了1亿零11年8个月13天了！”
游客惊叹于这个数字的精确，问他是怎么算出来的。管理员理直气壮地说：“很简单啊，我11年8个月零13天前来这里上班，当时专家告诉我这具化石有1亿年了。”……
这个笑话精髓在哪里呢？
精度差问题。
北宋初年的历法中，确实有黄赤交角为24度的记载，但这其实是个约数，而且据考证抄的还是东汉天文学家张衡《浑天仪注》的数据，因为里面写道：“出赤道表里各二十四度”。张衡当时应该是用肉眼观测得到的这个只有度，而没有分秒的粗数。
而北宋编纂历法时，天官偷了懒，直接沿袭了这一传统粗略数值——实际上，就算天文官不偷懒，也没用，因为在宋朝以前，关于黄赤交角问题，咱们的算力就一直有限。
我们上篇文章聊到的唐代一行和尚，在玄宗皇帝的鼎力支持下耗费举国之力搞《大衍历》的测算，最后得出的结论也只是将黄赤交角的数据刷新为 “二十四度微强”。
至于强多少，如昨天的文章所述，一行和尚可能算过，但出于昨天文章说的那个原因，他故意掩盖掉了。
所以我们这个数据的精度一直就只有“约24度”。
那么真正的问题，不是宋代的历书偷懒抄了个约数。而是为什么元代的郭守敬就突然一下子牛到能把黄赤交角算出23.90度这么个高精度确数来了？
郭守敬天造奇才？还是他遇见外星科技了？
这个飞跃，恰恰是伪史论者最听不得的西洋技术引进造成的。
如同上篇文章所说的，其实从隋唐时代开始，承袭自古希腊的印度、阿拉伯、西方天文学就开始逐渐对中国的本土天文学呈现优势。哪怕在中世纪，这个优势也持续存在。
比宋初天文官偷懒躺平从张衡那里抄来黄赤交角为24度还要稍早几年，阿拉伯黄金时代的天文泰斗阿尔·巴塔尼就测出了当时的黄赤交角为23度35分（约23.58度）。
到了元代，元世祖忽必烈请了来自波斯的著名天文学家札马剌丁来到大都。他不仅带来了西域历法《万年历》，还向忽必烈进献了7件阿拉伯精密天文仪器（包括地球仪、星盘、象限仪等）。
随后，元廷建立了回回司天台（由札马剌丁主管）和汉儿司天台（郭守敬、王恂等人在此工作）。
这两个机构同在一处，科学家们频繁进行业务交流。郭守敬这才“借鉴”了同时代阿拉伯精密天文仪器，发明了高表和仰仪，古代中国终于有了能够精确测出黄赤交角微小变化的仪器了。
当然。这些事情，你读一般的科技史，是看不到的。
因为咱讲我国古代科学史，一般画风就是狂吹我国古代天文技术一直很牛、一直很牛，从先秦《甘石星经》一路牛到大宋的苏颂水运仪象台。
好像要不是胡元打断了我们一下，咱歼星舰都造出来了。
但是，真实历史上，如果没有胡元带来一点小小的西方震撼，咱连个黄赤交角的确数都测不出来。
以及我昨天文章提到的，我们竟然从来没有花心思思考构筑天文几何模型……
这种事情，说来实在是太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了，都被我们的科普作者贴心的帮你省略掉了。
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只讲过五关斩六将，不提走麦城”的片面讲述，才造就不学无术、唯有满腔自信者“巨宋八百年，唐朝不存在”的望文生义——光看那么多提升自信的玩意儿，你让他怎么能想到，堂堂大宋连个黄赤交角都只能算个约数呢？
当然，我要这样讲，那厢肯定就有人说了——你不能这样贬低我国古代的天文成就，中国古代天文学确实没有几何模型，也测不准黄赤交角这样的几何量。但是，我们古人算数算的好啊！我们发展出了另一套极为高深的纯代数计算体系！
不讨论（甚至不关心）天体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光用纯代数法盲算日食月食的日期以及定历法，也算是天文学——这个很有想象力的创意，最早是对我国非常友好的李约瑟先生提的，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里有一句断言：“不能用古希腊的“几何孤例”作为衡量全球古代科学的唯一一把尺子。”
可是李约瑟这话，本身就很不“科学”。
因为我们知道，科学之所以被称为科学，原因就在于它是一门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的学问。试图知其所以然，科学才能发生范式革命，进而获得进步。
对天文学而言，你最开始当然可以不懂牛顿的万有引力，行星的椭圆轨道、甚至到底地球围着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着地球转也搞错了，可是你不能对这些事连想都不想，连个几何模型都不构建，光想着怎么考数算把一个数值凑出来，给皇上交差，因为这样一来，你手里的“天文学”就不知其所以然了。预测和观测出了错误，你连修都不知道修什么。只能一次次推倒重来。
我们不妨顺着李约瑟先生的那句名言往下想：几何模型真的只是古希腊人的“孤例”和偏好吗？
不是的，事实上不仅希腊和后世爆发科学革命的欧洲，阿拉伯、波斯、印度这些在天文学上真正领先一时的文明，都非常重视天文的几何模型。就像一个盲人珍视开眼看世界的机会一样。
诚然是古希腊启发了这些文明去构建几何模型，但是这些文明一旦获得了这种启发，就抓住而不松手了。
说的不客气一点，也真实一点，历史上数次间接获得天文几何模型的启发机会，又数次丢掉，非要回归闭眼算数的，也真的就只有我们的古人。这，就好像一个盲人非要把复明的眼睛刺瞎了一样。
至于为什么我国古代要匪夷所思的这样做？我昨天在《那一次，我们真的“遥遥领先”了吗？》一文中谈的已经很清楚，希望您能看懂。
几何模型的本质，是人类试图将混乱的、碎片化的自然现象，拼凑成一个逻辑自洽的实体图像。你必须先在脑海里勾勒出一个由球体、轨道、圆心组成的“机械宇宙”，你才会去追问：这个球为什么这样转？为什么春分和秋分的速度不一样？它受了什么力的推动？
于是才会有微积分、物理学、化学……整个科学之树才能这样长起来。
而中国古代的天文技术，是屏蔽了这种“生长可能性”的，它在发展初期确实曾靠着恐怖的算力把预测精度推到极高，甚至能在应用层面欺骗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产生一种“我们比西方更先进”的幻觉。但它是一条没有进化空间的死胡同，算得再准，也只是一帮只关心怎么给皇帝算日子交差的官僚，永远成不了物理学家。
于是就有了看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古怪观感——咱牛着牛着，突然就不行了。
所以，所谓“李约瑟难题”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追问“古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科技革命”就像追问“炒熟的种子为什么不发芽”一样。
有时间，我想聊聊李约瑟老师这个人，他在我国危难时刻写了些文章提高我国自信力值得感谢，但这人真完全当不起“科学史泰斗”这个称呼，可能业余专家都称不上——他根本不理解科学是种什么东西，哪怕是古希腊意义上的“科学”，他也不懂。
当代中国真正的科学史家吴国盛教授，在谈到中国古代天文技术的时候有一个说法，他说：“希腊天文学是科学，中国天文学主要是礼学。”
吴老师这话说的已经很客气了，礼学的意思，其实就是“政治占星术”……
但这一点，以及为什么会这样，昨天的文章已经做了探讨，这里不重复了吧。
今天这篇稿子，是从伪史论者那个“唐朝不存在”的段子开始聊起的，对于伪史论，当代国人一半拿它当鸡血打，另一半人把它当乐子看。少数一些科普工作者，比如我昨天提到的河森堡老师，专注于对伪史论进行辟谣。
这当然非常必要。可是这些辟谣我看来看去，总觉得还是缺了点什么……
归根结底，伪史论之所以甚嚣尘上，反映了我们觉得大多数受众，觉得战斗机、来复枪、万有引力定律或者某个具体的理论、技术，好像就是“科学”本身了。于是你出个暴论把它说成是咱先搞出来的，好像就能证明我们现有科学了。
李约瑟老师当年试图给我们拔份儿，用的就是这个办法。
可是，科学其实不是这种东西。
科学不是一种具体的技术、一个具体的理论、一个人、一群人、一所大学。甚至也不是我前天写《科学，只能在基督教文明中诞生吗？》一文说的那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认知方法论。
一定的要说的话，科学其实是一种“文化氛围”，或者更准确的说，一种“文明生态”……
聊到这里，我很想给大家推荐一本很有趣的科技史著作，叫《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波义耳与实验生活》。
这本书讲述了17世纪英国两个最聪明大脑的碰撞——近代化学之父波义尔，用空气泵做了一系列实验，试图证明“真空”是客观存在的。而近代政治学之父霍布斯，出于他那古怪的理论偏好，大意凌然的不让波义尔做。
两个人隔空斗法了半天，最后波义尔赢了，现代科学的范式由此确立。
但最让我受启发的，是作者在这本书的末尾做的那个总结：波义耳的胜利，并不是因为他的实验比霍布斯的哲学“更正确”，而是因为波义耳在英国成功建构了一套允许科学发芽的“社区氛围”（Experimental Life）。
换而言之，这个事儿但凡移到同时代其他国家，甚至哪怕隔壁的法国，都未必是这个结果。
所以作者说：
“当我们试图解决知识的问题时，我们就同时在解决社会秩序的问题。知识的边界，从来都是由权力和文化的边界所划定的。”
这，真是我见过的对科学本质最完美的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