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大学开在县城，“考进大山了”

“‘985’‘211’，都去县城办大学了？”“去县城读名校，弯道超车？”

今年以来，各大社交平台纷纷冒出以上讨论，引发诸多争议与期待。事实上，这股热潮并非空穴来风，也并非新鲜事。多地早已悄然布局“县城大学圈”。

以2022年正式批复的福州大学晋江校区为例，刘宇正是那届新生。他回忆，填报志愿前完全不知该校区的存在，报到时更被其偏僻程度“震惊”。校区虽与大海仅一路之隔，但“交通、娱乐设施的匮乏程度有点超出我的想象”。

福州大学晋江校区

而如今，越来越多“双一流”高校跳出省会与传统中心城市，在县域或新区设立校区、研究院或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由此，“名校搬出中心城市、往小城跑”的反差现象，也在社交平台上迅速发酵。

有人认为，未来高考生不必再执着于大城市，优质教育资源正在向更多地方流动；也有人追问，名校真的正在集体下沉县域吗？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副教授刘皛长期研究高校异地办学发展，她告诉南风窗，高校异地办学本质上是高校与地方在各自需求下形成的一种资源交换。

高校“走出去”的背后，既有地方补齐高等教育短板、推动产业发展以及对人才的需求，也有高校拓展办学空间、缓解土地与资源压力的现实考量。

然而，当一所大学从城市中心走向产业新区、县域地区，并不意味着师资、办学经验等资源会自动随之迁移。

在南方某高校地方校区就读的大二学生李荣告诉南风窗：“学校像是‘生’了本部某些专业的‘小孩’放在这边，再把它们的分数调低一点，让我们来这里上学。”

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异地办学校区的争议，甚至有网友“劝退”：“（异地校区）意味着放弃大城市实习机会，想本科或者研究生就业的学生请谨慎择校。”

高校异地办学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教育机会，让许多学生能实现“家门口上大学”。

但从长远来看，它还有许多亟待解答的问题。

“小城名校热”，并非全貌

新生报到那天，李荣第一次开车去自己报考的校区。

她是当地人，出发前已经知道学校不在市中心，只是没想到，车开出城市边缘之后，窗外很快变成连片丘陵和大片尚未开发的泥沙地。“想过偏僻，没想到这么偏僻。”她说，“感觉自己走进了大山。”

从雄安新区承接北京疏解高校，到海南陵水引进电子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共建海南国际学院，再到广东、浙江、山东等地纷纷跟进，“县城大学圈”似乎已经形成了一张完整版图。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田凤、姜宇佳曾撰文指出，高校异地办学是指高校在主校区所在城市之外设立分校或办学机构，这一模式在中国已有40余年历史。

但“小城名校热”背后存在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当前更多被看见的，是重点发展或试验区域中的特殊案例，而这些还不能代表当前高校异地办学的整体趋势。

2017年后，教育部逐步收紧异地办学政策。2021年7月，教育部明确“不鼓励、不支持高校跨省开展异地办学，特别是严控部委所属高校、中西部高校在东部地区跨省开展异地办学，原则上不审批设立跨省异地校区”。

此后，部分跨省异地办学机构被撤销或清理，高校异地办学的布局也渐渐转向省内“下沉”。

而当前的“小城名校热”话题下，被多次提及的是两个地方的探索：名校进驻海南陵水和北京高校建设雄安校区。但这两个区域，无论是在区域承担的功能方面，还是在办学动因上，都与传统高校异地办学存在明显区别。

雄安方面，首先要明确的是，这不是一个“小县城”，而是一个高规格的国家级新区，与浦东新区同级。2023年11月，国家发改委指出，首批4所在京高校的雄安校区开工建设，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的重要成果。

河北雄安新区疏解高校建设正在稳步推进

海南陵水方面，作为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承担教育开放试验功能。2019年6月，政策明确提出支持海南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并于2020年6月纳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由此可见，雄安、陵水的高校布局都具有明确的国家战略背景，而非传统意义上高校与地方基于资源需求形成的合作。

不仅如此，在现实中，高校异地办学主体也远比“名校”概念宽泛，既包括“双一流”高校的新校区，也包括地方本科高校根据区域发展需求建设的异地校区。

刘皛指出，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经过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严格评估后，确有需要的高校可在本省范围内异地办学。

既然“小城名校热”不是高校异地办学的完整图景，那么，当下正在发展的高校异地办学究竟是什么样？一个新校区，究竟是一所大学的延伸，还是一个地方发展的想象？

在小城读大学，是“下乡”？

2022年，在南京理工大学南京校区度过四年本科后，关关考取本校硕士，研一来到江阴校区就读。此前熟悉的校园生活被重新打破，江阴校区的安静让他一度难以适应。“周围比较荒，没什么人烟，相当于在一个工业区。”

关关还观察到，连一些江阴当地居民也并不了解这所校区。一次，关关打车回学校，出租车司机主动询问他：“这是不是一所专科学校？”在他看来，当时由于校区启用时间较短、师生规模较小，异地办学校区辐射影响力有限，与所在城市之间还未形成足够紧密的联系。

在社媒上，有不少异地办学校区就读体验的询问帖，其中一条高赞回复是：“这里并不像大学，更像是一个能玩手机和电脑的高中。”

《沉默的真相》剧照

许多大学异地校区坐落在偏僻的地区，加上不便的交通设施，导致学生娱乐活动少很多。更直接的影响是，远离中心城市后，实习和就业机会也随之发生变化。

多所异地校区在建设之初都提出，将会对接区域重点产业需求设置学科专业，进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但在学生看来，部分学科专业设置与当地产业需求在现实中有一定错位。

张果在某所一本大学异地校区读的是电子商务专业。她早早就打听到，本专业与当地产业的结合度并不高，校区的专业之间差距也比较大。

例如，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和智能制造专业，有配套实验室和校企项目。对比之下，长期固定、深度落地的一些电子商务的校企实训项目很少，主要是参观、调研当地产业。“本地对口的实习岗位就更加稀缺，大家想找互联网经济、电商相关的实习，最后还是得去珠三角。”

经济发达地区更具备优质的就业实习机会/新华社记者梁旭摄

除了分校区位置偏僻、产业稀少，本部的资源也无法完全复制到分校区。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的刘宇观察到，本部与异地校区之间仍存在资源壁垒。“一些实验课程、学科竞赛还是要去福州本部完成，像ACM比赛（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赛区基本都设在福州校区。”

刘宇曾去福州校区参加过一次ACM比赛。他提前腾出时间，过去的交通、食宿费都是自掏腰包。他提及，如果比赛报名人数较多，校区会给参赛学生一定支持，例如包车、安排本地住宿，“但许多比赛还是没法顾及”。

此外，本部的本科生实行导师分配制，而晋江校区的本科生则无固定导师。“如果本科就想接触科研，做一些项目，就要自己去找导师。”刘宇说。

除了资源匮乏，部分异地校区的办学、招生模式仍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去年9月入学时，李荣发现，自己就读的2025级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在校区没有任何直系学长学姐，因为上一届是已经毕业的2021级。

该图片使用了AI生成技术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剧照

根据所在大学发布的2021—2025年本科生招生计划，异地校区有些年份招生专业中包含电子信息工程，第二年被替换成土木工程，两个专业轮流招新生。而在本部，两个专业都会保持每年稳定招生。对此，李荣摸不着头脑。

从现实来看，异地办学和“产教融合”之间，仍存在一定距离。但为何这场高校与地方之间的合作热潮仍在继续？

从“建一个校区”到“经营一个校区”

六年前，刘皛曾去广东省做异地办学研究的调研。她敏锐地发现，在广东省高校异地办学现象背后，除了传统的供需动因，有一个更重要的考量——推动广东省高等教育资源均衡布局。

2021年，广东省委、省政府统筹推进新建11所高校（校区），实现本科高校在全省21个地市全覆盖，补齐粤东西北高等教育发展短板。

“如果涉及省内高等教育整体布局规划的问题，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肯定会参与其中，甚至是高度介入，此时的多校区办学就不只是从高校自身和县市的发展需要出发了。”刘皛补充道。

除了主体增加，高校异地办学在需求上也有变化。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全球与湾区教育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许长青告诉南风窗，过去深圳、珠海等城市引进高校，是为了补齐城市高等教育短板、提升城市竞争力；而现在高校布局向县城延伸，更多源于“产业需要人才”和“高校需要空间”的双向奔赴。

一方面，高校需要提质扩容，希望降低扩张成本；另一方面，地方则希望借助高校破解产业升级中的人才瓶颈，促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

尽管多方都有推动异地办学的动力，但地方期待、高校规划和学生个人选择三者之间，仍然存在许多错位。

在刘皛看来，异地办学最大的挑战，来源于宏观规划目标的逻辑，与个体理性选择逻辑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两个逻辑很难达成完全的一致，这里面肯定会有矛盾、有冲突。”

具体来说，矛盾体现在高校异地办学师资不稳定、毕业生流失，“弱校+弱城”的配置尤其如此。

部分毕业生会更倾向于选择到经济发达地区谋求发展/图源：pexels

“尽管异地办学的初衷是想要均衡化区域发展，留住人才，拉动消费，但如果当地产业规模不足、岗位吸纳能力有限，学生自然会选择经济发达地区实习与就业；再加上地方财政能力弱，异地办学配套设施不完善，师资队伍不稳定，人才流失问题将会变得更加突出。”许长青表示，异地办学所在地能否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及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新校区也需要时间生长。

刘皛和许长青都提到了一个“过渡期”：招生专业会调整，校区和本部之间也暂时存在资源差异，“新校区建设肯定需要与当地进行一定的磨合”。但如果地方产业自身实力较弱，高校“下沉”只是迁移空间，没有与当地产业进行捆绑，资源复制大打折扣，那引起的一系列办学问题也无法根治。“留住人才的核心不是劝学生别去珠三角等产业发达地区，而是让本地产业能提供和珠三角同频的就业质量和职业成长预期。”许长青说。

异地办学从来不是“建起来”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校区能否在长期运行中形成稳定的发展能力。

在刘皛看来，未来，异地办学校区至少需要面对三个风险：一是经费风险，地方前期投入能否转化为长期稳定的资金保障。二是制度风险，地方承诺的人才、政策和配套支持能否持续。

三则是人口风险。据公开数据，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在2032年达峰。刘皛表示：“在生源不足的情况下，建立在一个经济相对不发达、产业支撑力度不足的地方的校区，未来很有可能消亡。那现在投入的这些，会不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异地办校面临诸多风险

人口变化已经开始成为重新审视高校空间布局的一个重要变量。今年全国两会上，“适应学龄人口结构变化，推进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教育部也表态，将重点加大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的学位供给，因地制宜加强教育资源的跨学段调整。

学位供给补上，办学的质量也要跟上，这意味着高校异地办学需要从“建一个校区”转向“经营一个校区”。土地、经费和招生规模可以解决校区从无到有的问题，却未必能解决它能否长期发展的命题。

对于已建成的校区，如何根据人口变化和产业发展动态调整专业与招生规模，如何提高本部与异地校区之间的资源共享程度，如何让校区真正嵌入地方产业，这些问题比“大学落户县城”本身，更需要探索。

一些异地办学校区已开始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刘宇提到，福州大学晋江校区一直有与周边企业、科研院所建立联系，例如与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开展联合培养。“只是和北京、上海等地相比，这里的科研平台和企业能够提供的机会，竞争力还是有限。”

福州大学晋江校区校园一角/图源：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管委会官网

在张果看来，异地校区虽然难以完全复制本部的就业资源，但也在尝试弥补区位带来的限制。面对就业季校区招聘资源不足的问题，学校还曾出资组织学生前往本部所在的一线城市参加校园招聘会。“不会让我们因为地理限制就错失一些就业机会。”

因此，这场“小城名校热”，虽然引起了舆论风潮，但真正值得讨论的并不是“名校是不是正在下沉”的表象，而是当大学进入一座新的城市之后，能否真正留下人才、连接产业，并成为地方发展的一部分。这些才是吸引学生去就读的现实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