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功利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数学教育？冷杉RECORD

你或许从未听说过挂谷猜想、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但过去两周，你一定反复刷到过王虹和邓煜的名字。当两名年轻的中国数学家斩获菲尔兹奖，狂欢过后，一些东西开始“变质”——有补习机构借机推销课程，称竞赛是通向菲尔兹天才的第一站；也有人急切追问：这能造芯片吗，以及，我们如何批量复制它？

这种对“有用”的渴求，恰恰是丘成桐所警惕的。

作为首位获得菲尔兹奖的华人学者、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丘成桐对数学有着一种近乎天真的执着。在他看来，王虹、邓煜的核心驱动力是对数学的热爱，这不仅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追求，也意味着一种放下功利目的、去除“杂质”的外部环境，而后者是十分奢侈的。

毕竟，我们看过太多数学变得功利的时刻：学生学习数学的目标只有高考、奥赛、直通清北，变得只会刷题解题，却不再好奇，不会思考；青年学者非升即走，做研究只为赚钱、升职、评优、拿各类人才头衔，没有长期攻坚重大数学难题的定力；而看重工科落地、产业转化成果的评价体系下，基础数学被视为 “无用、枯燥”。它们最终指向同一个结果：“纯粹出于好奇心探索自然、深耕基础数学的人少之又少。”

丘成桐说，当前国内已经引进了一批国际一流大师，具有充足科研经费，及海量优质青年苗子等发展基础，若能持续保持优质学术环境，5-10年内有望培育出全程本土成长、能够引领全球数学学术潮流的菲尔兹奖级学者。但在此之前，中国数学要实现真正的跨越，必须先从功利主义中抽身，因为“数学是为了找到大自然的规律”，即使邀请王、邓回国，也要提供适合顶尖数学家不断成长的科研教育生态。

菲尔兹奖之后，当社会开始反思优秀人才为何到了海外才取得突破性成果，我们更想探讨背后的那些问题——在这个格外强调效率和效果的时代，我们的数学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又该如何重新理解和对待数学？

在这个注定属于数学的夏天，我们与丘成桐展开对话。

“非常健康、值得珍惜的氛围”

冷杉RECORD：王虹、邓煜两位学者获奖已经过去近两周，全网几乎每天都有新的话题发酵，此次获奖为何能持续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丘成桐：这件事对中国数学而言，是具备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大众感到兴奋是理所应当的。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两名中国国籍、核心原创成果自主开拓的年轻学者，在国际顶尖舞台拿下大奖。此前亚洲各国不乏优秀数学获奖者，比如伊朗有两位顶尖学者本科毕业后赴英美深造获奖，日本、韩国、越南也诞生过国际大奖得主，但大多依托海外学术环境完成最终突破。

回望我个人经历，1982年我拿下菲尔兹奖时，虽然是中国人，但身份处境特殊。当时香港尚为殖民地，我的香港身份证明书已被注销，也并未申请美国护照，属于无国籍状态。而王虹、邓煜的国籍为中国，他们的工作主要依靠自身探索，取得的成果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突破。

以往中国数学家奔赴外海深造，通常是在海外知名学者的指导下，继续在成熟的研究方向上开展工作，革命性成果较少。同时二人年龄极具优势，菲尔兹奖有严格的40岁以下年龄门槛，王虹年仅35岁，邓煜37岁，正值学术创造力巅峰。中国籍年轻学者实现重大突破，让全社会看到了中国基础数学年轻一代的潜力，这也是中国人觉得扬眉吐气的一刻。

当地时间2026年7月23日，中国数学家邓煜（左一）、王虹（右一）获得菲尔兹奖。

除此之外，几个月前总书记在上海明确提出，基础科学是中国未来科技发展的重要内容，数学作为基础科学的根基，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令我们备受鼓舞。此次两位中国学者拿下数学界最高荣誉，恰好佐证国家布局基础科学的长远价值，民众为本土基础科学突破感到自豪。这种热度和以往追星、商业类热点不同，是全社会发自内心为学问、为基础科研喝彩，是非常健康、值得珍惜的科学文化氛围。

国际层面的反响同样极具分量，法国总统马克龙第一时间与王虹通电话送上祝贺，法国专门组建科技代表团赴费城道贺，美国学界也召开庆祝大会讨论二人取得的突破性成果。

冷杉RECORD：您特意为王虹、邓煜二人创作诗文，为什么这么做？您对他们有何期待？

丘成桐：看到他们做出这么重大的原创成果，我内心十分触动，因此专门写下诗文记录这份欣喜。我希望二人不要因为获奖分散过多精力。许多学者斩获诺奖、菲尔兹奖成名之后，往往面对许多邀约、四处讲学，或是接受行政岗位，消耗大量科研时间，有些不再做学问，那是令人十分遗憾的。

我希望王虹、邓煜始终深耕基础数学，持续产出影响更深远、更有历史价值的研究成果，以自身为标杆，带动国内一大批青年学生投身基础数学，开辟全新研究方向，带领中国数学学界向前突破。二人如今仅三十余岁，正是深耕学问的黄金时期，我深信他们对学术保有纯粹热爱，一定会把自己的研究向更深入、更广泛的方向推进。

王、邓回国，须有沃土

冷杉RECORD：您曾多次邀请王虹、邓煜回国任教，考量是什么？中国本土的基础数学人才不仅流向海外，其研究方向也从理论转向应用，您如何看待这种“流失”，它更多出于学术生态，还是个人选择？

丘成桐：我从去年起就多次向王虹、邓煜发出邀请，只看重二人纯粹的学术能力，爱惜青年人才，不存在其他考量。

但我们也要考虑，本土能否提供适配顶尖基础数学家持续成长的学术生态。如果王虹、邓煜回国后，没有足够多同层次学者交流、缺少优质青年团队、科研资源配套不足，无法持续开展前沿基础研究，这将是对他们才华的浪费。单纯追求“知名学者归国”的荣耀，追逐菲尔兹奖的光芒，花费巨额资金引进，却无法支撑其持续产出重大成果，对学者本人、对中国数学发展都没有实质意义。

我目前在清华大学求真书院任教，引进了包括菲尔兹奖得主Caucher Birkar在内的多位顶尖学者。在引进过程中，我们非常重视为学者提供适合他们深耕学术、自由探索的环境，聚集了一批能与他们产生交流和共鸣的有能力的年轻学者与学生。

基础数学沃土极度重要，所有划时代应用科学突破，全部建立在深厚基础理论之上。近三十年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往往使人忽视深层理论框架的研究，单纯依靠计算机输出实验结果，数学逻辑推演能力反倒弱化了，我希望引起应用数学家的注意。

我自身也有跨应用领域研究的经历，早年深耕几何分析等领域，近年与合作者将基础理论落地应用方向，比如生物医学、图像识别等，恰恰印证基础数学是应用学科的根基。

冷杉RECORD：王虹、邓煜获奖的核心成果均在海外完成，许多亚洲顶级数学家也是如此，为什么会有这一现象，海外经历是重大突破的一个必需项吗？

丘成桐：想要做出世界级重大原创研究，必须身处汇聚一流学者的学术圈层，能够持续和顶尖同行交流碰撞，这也是亚洲绝大多数顶尖数学家赴海外学习后，能够完成关键突破的原因。

这不是说海外留学是个硬性要求，核心是学术环境与学术视野。做一流学问必须要有一流环境，如果身边长期只有追逐短期小成果的学者，不予国际一流学者交流，就很难实现重大学术突破；只有不断与世界一流的同行、学生交流，研究者才能持续向上完成跨越。我们正在培育这样的环境，也开始有了这样的条件。

回顾几十年，中国数学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数学基础薄弱、人才断层，与国际前沿严重脱节，整体处于封闭追赶状态；九十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大量学子出国深造，我们开始快速学习现代数学，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研究队伍慢慢壮大，但整体仍以跟随为主，原创性成果不多；近十几年来，国家投入持续增加，大批优秀学者回国，本土学术环境显著改善，青年人才快速成长，中国数学终于从跟跑走向并跑，王虹、邓煜两位学者斩获菲尔兹奖，正是这一长期积累的重要突破。

2018年7月，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赛现场。

冷杉RECORD：同海外相比，如今中国本土的科研和培养环境跟上了吗？

丘成桐：十年前国内不具备自主培育菲尔兹级学者的完整环境，但如今条件已经逐步成熟。以清华大学求真书院为例，目前，我们引进多位国际一流的学术大师——除了前面提到的菲尔兹奖得主之外，还有去年拿下邵逸夫奖的日本学士院院士，有从伯克利全职来华的资深教授，还有从国际顶尖高校引进的青年领军学者。我们聘请的外籍学者在清华深耕数学科研一线，拥有一流的国际学术视野，能够从研究思路、治学作风等系统性直到、熏陶国内青年学生，为其搭建优质的成长平台。

同时，全国多所高校也涌现出优秀数学从业者，未来4至5年，如果国内能进一步引进大师、完整学科建设，持续提供优良的学术环境，我认为，本土培育顶尖学者、独立做出世界级成果完全具备可行性。当下国内经济条件与我年少时相比早已大幅改善，无论政府还是家庭都愿意投入资源培养具有数理天赋的少年，国内天赋出众、刻苦踏实的青年苗子数量庞大，充足经费、优质生源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冷杉RECORD：当下还有哪些无法忽视的差距和短板？

丘成桐：首先是政策的不确定性。我们遇到以片面的“绝对公平”为由干预拔尖人才培育。过去全国50余所中学开设少年班，专门选拔数理天赋突出的学生定向培养，已经形成成熟培育路径，但也遭遇了种种阻碍。一刀切的政策会直接摧毁耗费数年搭建的人才幼苗培育体系，这类政策环境的变化，会拉长本土顶尖数学家成功培育的周期。

外界误解“少年班、拔尖培育破坏教育公平”，恰恰相反，统一标准化应试体系，才是对数理天赋少年最大的不公平。天赋突出的学生跟随其他学生反复刷题，浪费了人才的黄金成长周期。我们应该为具备科研潜力的学生提供的成长通道，希望兼顾公平与拔尖人才自主培育。

第二，全社会急功近利的价值导向。家长、学生、部分学者视野极度狭窄，学习、科研的核心目标是赚钱、升职、评优、拿各类人才头衔，纯粹出于好奇心探索自然、深耕基础数学的人少之又少。与此同时，在录取学生的过程中，家长、培训班干涉太多，猜题、刷题，导致出现种种问题，背离了人才选拔的初衷。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倒是次要因素，升学是这一背景下唯一重要的考虑。

河南一所中学的学生们在教室里挑灯夜读，备战高考。

王虹、邓煜能够取得突破，核心驱动力是对数学本身发自内心的热爱。但国内许多青年学者，做研究只为快速发表论文、拿到教职后安于现状，没有长期攻坚重大数学难题的定力。

国家倡导科研服务国家、服务人民，这个方向完全正确，与此同时，大国基础科学必须为纯粹的自由探索预留空间。部分基础数学研究短期看不到产业落地、民生应用价值，纯粹出于人类对自然规律的好奇心展开探索，类似爱因斯坦当年研究相对论，最初并未考虑工业、民生用途，但长远来看，所有基础理论突破最终都会反哺国家发展、造福民众。作为全球大国，中国承担着推动基础科学发展、不断突破人类认知极限的责任，应划拨专项资源支持纯粹由好奇心驱动的基础数学研究，不能所有科研都以短期实用价值作为评判标准。

第三，学界评价体系单一、重应用轻基础。国内大量高校以工科落地、产业转化成果作为评判学者价值的核心标准，认为纯粹基础数学“无用、枯燥”，往往认为只有研发芯片、机械设备、工业算法才算有价值。但在数学研究者眼中，破解自然底层逻辑、完善理论体系才是最高追求。评判学术价值需要同行评议，需要多邀请海外学者，外行或者离前沿较远的学者，很难看懂基础数学理论或者前沿理论的长远意义，单一化评价标准挤压基础数学的生存空间。

培养天赋，而非刷题机器

冷杉RECORD：您刚刚提到青年苗子数量庞大，大众也普遍认为中国不缺数学天才，特别是一些中学阶段就拿过奥赛奖项，思维敏捷、解题速度又快又好者，最好还能有些偏科。您如何定义数学天才？

丘成桐：判断一名数学家的唯一标准是学术贡献，而非做题反应速度、竞赛成绩。

很多人混淆“解题快”和“做大学问”两个概念，反应迅速、短时间解开难题，只能说明应试技巧突出，而非顶尖天才。反之，20世纪诸多世界级数学大师，思考问题节奏缓慢，但推演逻辑深远，能够完成颠覆性理论突破。比如解决费马大定理的Andrew Wiles, 他答问题很慢，但思考非常深入，研究了7年最终解决了这个存在300多年的难题。

客观来讲，要产出具备世界影响力、能推动全球数学潮流的重大原创成果，往往需要数年、十余年持续深耕，考验深度思考、长期攻坚能力，而非短期解题速度。很多大众眼中“反应快的天才”，只能解决浅层问题，无力深耕长期重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