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什么情况下回国是爱国？什么不是？饶毅

【举例说明：药理学家张昌绍战时回国是爱国；东方学家季羡林战后回国不能冠以“爱国”】

张昌绍（1906-1967）和季羡林（1911-2009）是同时代的人。

他们同时经历了外敌入侵中国的近代中国的苦难。

两位当时年富力强，中国被侵略时，他们都在国外留学。

季羡林于1935年留学德国，1941年获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到北大工作，任东方语言系主任。

张昌绍于1937年留学英国，1940年获博士学位，到美国哈佛一年，1941年回国，到重庆的中央卫生实验院和上海医学院工作，从副教授做起，1946年成为药理系主任。

张昌绍获得学位、美国再加强一年，就回国。

季羡林获得博士学位后，继续留在德国，一直到德国成为战败国之后。

张昌绍后来几十年通过研究、教学成为我国药理学主要奠基人。有早于他学习药理的学问不如他、研究不如、教学不如、其他工作繁忙而没有其对中国药理学的奠基作用大。

季羡林出国是单身一人，妻子在国内。

张昌绍的妻子史伊凡也出国并回国。如果要滞留国外，张昌绍更容易。

张昌绍夫妇如果滞留美国，在美国药厂工作易如反掌，在远离战火的美国可以生活工作条件很好。

季羡林自传抱怨盟军轰炸德国，让他生活不方便，这种是道德问题，季羡林的道德问题。他去德国的时候，德国不是中国的敌国，情有可原。但德国成为中国敌对阵营国家后，他不离开德国还好意思在自传抱怨受盟军轰炸？发起侵略战争的德国后来被轰炸是活该。

既然二战期间、获得博士之后不离开德国的季羡林对德国依依不舍，与德国一道被轰炸也是活该。

张昌绍回国后，放弃自己在诺奖谱系（他的导师的老师为诺奖得主，他们研究的属于当时热门）的研究，转而立即投入研究抗疟药，因为当时在缅甸的中国军队和迁徙大西南的中国民众都受疟疾困扰，研究抗疟药是国家和社会的需求。

季羡林回到北大，研究和教学东方学。当然也是一种学问，但不能说那时中国对梵文有急切需求。

北大那时求贤若渴，虽然傅斯年不允许日占期间留在北平工作的老师入职复校后的北大，但他没有用同样的道德标准要求在敌国不回国的人。假设（假设）用单一标准，而不对出国的使用双标，主持北大复校的傅斯年就应该不用季羡林。

对于季羡林的学术，我无知而不能评价。

对于张昌绍的学术，我早就介绍和评价过。仅仅从他二战期间开始研究中药常山的抗疟作用，成功分离到具有抗疟作用的单体化学分子（常山碱、常山新碱），就是中国药物学的高峰之一。他的全套研究方法，二十年后青蒿素研究时基本是再走一遍（有细节不同、没有路径差异）。

同样经历特殊时期，张昌绍先生无法忍受而自尽。季羡林好像还积极参加过一个派别，事后批评另外一个派别。以后被对立面反驳其用词不当，也是活该。

张昌绍先生悲惨去世，季羡林极尽哀荣。

季羡林的文字，我也与大家一样喜欢读，但是读到德国那段，像吃了苍蝇，因此才有批评。张昌绍先生是我导师的父亲，也是我读研究生的第一个专业的鼻祖，我写过三四篇文章介绍。

这个意思，我早就表达过：“二战期间滞留中国敌对国的人文学者季羡林肯定也不能僭用'爱国'的称号，我的这番感慨是因为，季羡林曾在他文章中诉说因盟军轰炸导致其留学的德国生活十分艰难，那时我不禁想到了张昌绍等战争中回国的学者。那些战争期间回到苦难深重的中国的，才是'爱国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