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失责，管则出错”：县城里的家校矛盾调解实验
叶桦（化名）曾连续好几天没来上课。
2026年6月再说起这起校园纠纷，寿宁职业技术学校调解工作室的负责人吴少辉最先想起的，仍是这个细节。
事情发生在2025年9月，校内的一次意外碰撞引发了拉扯。学生叶桦在争执中抓伤了同学胸口。双方家长随即赶到学校，叶桦方认为孩子受了欺负，另一方坚称自家孩子被冤枉，双方各执一词。学校的政教处一时难以判断，便把这起纠纷转交到工作室。
工作室二十多平方米，一张长木桌横在中央，上面摆放着“当事人”“主持人”“调解员”等桌牌，门口的银色牌匾上写着“校园枫桥”调解工作室。
2023年11月挂牌成立后，这里成了学校专门调解校园纠纷的地方。
设立工作室并非学校自发创新，而是寿宁县的一次探索。2023年，寿宁县将“枫桥经验”引入校园治理，先在寿宁一中试点设立“校园枫桥”调解工作室，逐步推广至县内多所学校，包括寿宁职业技术学校。
在寿宁，校园纠纷往往不算激烈。它们常常始于口角、误会和轻微摩擦，也夹杂着家校沟通不畅。让学校真正感到棘手的，是小事背后的反复解释、情绪安抚和责任边界的判断。
寿宁县司法局党组书记何沝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设立工作室的意义在于让学校从复杂纠纷中抽身，把更多精力放到教育教学上，减轻老师的压力。
2026年6月底，位于寿宁职业技术学校内的“校园枫桥”调解工作室。（南方周末记者 粟满莺｜摄）
吴少辉已在寿宁职业技术学校工作二十余年，兼做了十年人民陪审员，有着丰富的调解经验，现在还是寿宁县教育督导事务中心的责任督学。
算上吴少辉，调解工作室共有6名调解员：既有法院副院长，也有担任县政协委员的学校副校长。还有3位家长代表，其中一人当过村支书，另一人在电厂工作，人脉广。
吴少辉他们没有急着下结论，而是把叶桦等涉事学生分别叫进工作室，不限制时间，不限制细节，只让他们把经过原原本本讲出来，“把心里的‘苦水’都倒出来”。
听完两边的讲述，吴少辉发现，事情本身并不复杂，难在误解层层叠加。“不及时化解，小事就会越来越大。”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之后的两三天里，他又多次做家长工作，把他们和孩子请到工作室，从同学关系、成长经历乃至未来发展等角度，引导双方换位思考。沟通一轮轮推进，家长的情绪才逐渐缓和，两个孩子最终握手言和。
“调解完不等于结束，还要继续跟进。”此后，吴少辉通过班主任持续了解两人的心理状态和相处情况，并请班级同学留意关系变化。直到双方恢复正常交往，这起纠纷才算真正画上句号。
这样的处理方式，与学校过去应对校园纠纷的惯常路径不同。
坐落在寿宁县城西南角的职业技术学校，与县里另外三所高中相比，职校的生源更为多元。学生中不乏厌学、离异家庭子女、留守儿童等，校园矛盾因此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样态。
过去，校内纠纷往往先由班主任、德育处出面处理，“解决不了的找副校长，再不行由我出面，实在不行调动各种力量。”寿宁职业技术学校校长范信斌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一旦校长介入，还需要召开班子会议共同商量，精力和时间被一点点耗费。
吴少辉介绍，以往学生们的多数问题都由一线老师直接处理。他们教学任务重，处理问题多了也容易形成思维定式，大多直接处罚、批评，“面上是压下去了，但矛盾没有化解，只是隐形了”。
“孩子心里的疙瘩没有解开。”他进一步解释，有的学生觉得委屈，家长又不了解事情经过，只看到孩子挨了批评，误会便继续累积，进而演变成家长与学校之间的对立。
也因此，在吴少辉看来，调解工作室就像一道“缓冲带”，可以把一些校园矛盾从日常教学秩序里分离出来，更好地应对日益敏感的家校关系。
“热脸贴冷屁股”
寿宁五中政教处主任李华从教25年。据他观察，如今的纠纷不再只是学生间的口角、推搡，而是更多围绕学生的手机依赖、心理问题，以及家校教育理念的冲突打转。
“变化最大的，是家长。”李华回忆，刚工作时，家长普遍支持老师管教孩子。如今，老师一句批评就可能招来质问：“你干吗要批评我的孩子？”
在寿宁五中，家校教育理念的分歧还叠加着乡镇学校的现实处境。学校所在的平溪镇，距县城有两小时车程。全校三百多名学生里，双亲半年以上不回家的留守儿童占四成以上。
面对分歧，李华只能一遍遍向家长解释，解释不通，也只能退一步处理，“不敢用原先的方式要求孩子”。可他有时又于心不忍，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老师的责任”。
学生也在变化。多位学校管理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学生的自主意识增强了许多。李华记得，有一次老师批评一名学生时，对方当场反驳：“老师，你再批评我，我就告你，我们也学过未成年人保护法。”
李华坦言，老师变得更被动，“大家都侧重于对家长或者未成年人的保护”。现实中，不理解学校教育方式的家长接连出现，再加上新闻里家校矛盾事件频发，老师在日常管理时陷入了两难，“管则出错，不管失责”。有时，他和同事开玩笑，教育孩子是“热脸贴冷屁股”。
这种压力并非乡镇学校独有。
寿宁六中位于县城。校长叶永兴也有类似的体会。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学校已有一套内部处理机制，但每学期仍有一两起纠纷最终“闹”到校长这里，有时还得借助熟人从中协调。
他提到，一名学生骑电动车没戴头盔，被交警批评后，班主任又在班上进行了提醒。家长觉得孩子受了委屈，专门打电话向他“讨说法”。
在他看来，如今家长更加关注孩子的在校感受，老师处理学生问题时，不仅要考虑教育效果，更要讲究方式和措辞，必要时甚至会请其他老师在场，以免引发新的误解。若处置不当，还可能引发新的纠纷，甚至被投诉到教育主管部门。
寿宁县教育督导事务中心督学叶允江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家长的投诉往往先由办公室受理，了解缘由后再转至对应科室。随后分管领导联系学校，核实情况并作出答复，此间需在多个环节逐一流转。
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寿宁开始尝试把司法调解的力量引入校园。
2026年6月底，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城一隅。寿宁县地处闽浙交界，常住人口约16.9万。（南方周末记者 粟满莺｜摄）
司法局牵头，教育局参与
这项试点最早落在寿宁一中。它并非由某起激烈的校园纠纷直接触发，而是源于学校搬迁后持续涌来的家长焦虑，以及由此不断增加的家校沟通压力。
2023年2月，寿宁一中从县城整体搬迁到15公里外的鳌阳镇新校区。作为寿宁县最好的高中，1370多名高一、高二学生随之迁入。
新校区启用后，不少家长担心孩子能否适应新环境：吃得怎么样、住得习不习惯、生活管理是否到位……问题在家长群里一条接一条。
金昌展既是寿宁县司法局工作人员，也是寿宁一中家委会副主任。那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在忙着回复家长信息。
与此同时，时任寿宁县司法局副局长龚桂云也在琢磨，能否将司法调解的力量，向更多日常矛盾延伸。
金昌展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一次和龚桂云的闲聊中，他想到，家委会本就承担着家校沟通协调的角色，与司法调解有些相通。如果可以建立一个校园矛盾调解工作室，将家长、学校和调解力量连接起来。
龚桂云认可这个设想。
长期以来，调解一直是司法局的重要工作之一。在常住人口约16.9万的寿宁县，全县就有专职调解员153个、兼职调解员651个。
随后，龚桂云将设想向司法局党组书记何沝清汇报，获得许可。2023年2月，司法局牵头，教育局参与，共同筹备工作室落地。
“当时我们的想法其实是不谋而合的。”金昌展说，家委会一直在做调解，司法局和教育局也希望把机制建起来，“结合校园搬迁这个机会，就自然推进了。”
筹备过程中，司法局和教育局多次开会，重点讨论工作室的运行机制：信息如何收集、工作室成员怎么构成。
他们首先建立了一套信息线索收集机制：除了班主任、班干部、宿管员等校内信息员外，还包括校园信箱、家长微信群与邮件、热线电话，以及12348法律服务热线、12345便民平台等。
纠纷处理实行分级调解，并规定解决时限。一般的学生间矛盾，由班主任在半天内调解；班主任无法解决或更复杂的家校矛盾，提交工作室介入，两天内完成调解；涉及重大隐患的，则由政府多部门联合处置。
此外，司法局建立调解员专家库，提供各乡镇司法所负责人、政法委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学校可按矛盾类型，邀请合适的调解力量介入。
龚桂云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最初推进时，寿宁一中也担心新增工作负担。她解释，老师的精力应主要放在教育教学上。“能调的学校自己调，调不了的由工作室帮忙调，（这样）学校领导和老师都安心。”
不要“一窝蜂”
历经一月的筹备，2023年3月，首个“校园枫桥”调解工作室在寿宁一中落地。机制随即从一校试点，向全县延展。
2024年10月，寿宁县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教育局、司法局发文，强调各中小学校（幼儿园）要结合学校实际，谋划开展“校园枫桥”调解工作室建设。
但这并非“一窝蜂”式地铺开。
彼时，副局长龚桂云调离，寿宁县司法局政治处主任卓而谦接手该项目。他曾在教育系统工作十多年，与各校校长较为熟悉，也更了解哪些学校“更需要被优先支持”。
寿宁县教育局2025年信息显示，全县共有幼儿园、小学和中学48所。
“资源应该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卓而谦更倾向于分批推进，优先选择高中和学生规模较大的学校。因为高中生更成熟，学业压力也更大，家校矛盾相对复杂；其次是城乡接合部和留守儿童较多的学校，这类学校家庭教育相对薄弱，更易滋生摩擦。
南方周末记者从县教育局思政股了解到，寿宁县14个乡镇，在校学生约2.5万人，其中留守儿童近3000人。山区人口分散，学生超过500人的学校就已算“大校”，不少乡镇学校学生不足百人。
因此，对这些小规模学校，县里并未简单要求“全覆盖”。“这类学校依靠校长、政教处基本能处理大部分矛盾，需要时再借助专家库力量。”教育局思政股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些学校未来可能会合并，挂牌工作要稳步推进，不搞“一刀切”。
推广过程中，司法局更多扮演指导和把关的角色，查看工作室建设和矛盾化解情况。
卓而谦介绍，每当学校准备成立工作室时，司法局都会审核调解成员名单，到学校实时查看场地，尤其关注调解场所的隐蔽性，“不能太显眼，要考虑学生隐私”。有的学校场地条件不足，还得重新装修、隔断。
寿宁县司法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县共有7所学校挂牌成立了“校园枫桥”调解工作室，累计化解涉校矛盾301件，成功率达99.5%，家长投诉量同比下降58.3%。
对学校和当地教育局而言，工作室带来的变化不仅是纠纷少了，更重要的是，反复解释与协调的消耗被显著削减。
为了筹建工作室，叶永兴跑到多所学校参观。最打动他的，是一整套较为严密的流程：调解前要记录，过程中要做笔录，当事学生、监护人与多名调解员共同参与，最后形成闭环。他坦言，工作室未必“必需”，但“有肯定更好”。
李华已经感受到了调解工作室带来的变化。一次学生冲突后，家长对“校园欺凌”的认定有不同的看法。他便叫上工作室成员、派出所所长一同参与调解。相比过去由学校单独解释，专业力量介入后，沟通更为顺畅高效。
2026年6月底，寿宁县教育局。县教育局2025年信息显示，全县共有幼儿园、小学和中学48所。（南方周末记者 粟满莺｜摄）
如何持续运转
不过，设立工作室并非易事。
首先摆在眼前的是硬件问题。调解工作室需要固定场所，还要配备电脑、档案柜、会议桌椅等设施。寿宁六中校长叶永兴坦言，学校一时拿不出专项经费；寿宁五中在2025年12月建成工作室，校长何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筹建费用花费了两万多元。
比起硬件，更难的是找到合适的人。
在寿宁，各校工作室规模不一，成员来源也不固定：既有法治副校长、分管安全和德育的教师等校内力量，也吸纳家委会代表、退休法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以及辖区司法所、派出所负责人、人民调解员等专业调解力量，共同参与校园纠纷化解。
为敲定调解员名单，吴少辉前后忙了一个多月。最难的是寻找家长代表——他看重的，是那种长期关心孩子成长、学校发展，又有一定社会地位和沟通能力的人。可即便条件都对上，对方也未必愿意投入：“这属于公益事业，他们也未必有这个闲情和时间。”
卓而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寿宁职业技术学校能顺利推进，很大程度得益于吴少辉的个人优势：当地人脉积累深，也更懂得处理疑难纠纷。
对一些希望进一步引入专业力量的学校而言，现实掣肘依旧明显，更多时候只能依靠学校自身去协调资源。寿宁六中自2025年起着手筹建调解工作室，推进至今仍未落地。
叶永兴此前长期在乡镇学校工作，调任县城时间不长，能联络到的社会调解资源有限。他希望司法局帮忙对接司法所、人民调解员等专业力量，“如果能聘请一名专业调解员，哪怕兼职，我们心里都会更有数，也更省心”。
人选确定之后，如何让这支队伍稳定留下来，成为新的难题。
卓而谦说，各学校的调解室成员各有本职工作；能驻校的往往是学校的人，但校内各部门工作本就饱和。要再找一批愿意长期投入，又没有任何报酬的人，并不容易。
吴少辉过去做人民陪审员，每参与一起案件还能领取补贴。如今做校园调解完全是公益，“如果没有一点适当补贴，长期坚持确实很难”。他临近退休，最担心的是自己离开后，能否有人接续，工作室还能否维持运转。
卓而谦补充说，有些工作室负责人本身是家委会成员，孩子毕业后自然退出；司法所、派出所人员也会因为岗位调整不断轮换。“怎么挑人、怎么培训、怎么保证队伍不断档，这些都需要慢慢建立机制。”
围绕这些问题，寿宁县司法局已经开始酝酿新的方案。
卓而谦透露，他们曾专门开会讨论为工作室成员购买意外保险，并探索建立适当的调解补贴机制，以吸引更多人长期参与，但相关措施尚未正式落地。
2026年春节前，司法局又在县城设立了“校园枫桥”联络点。卓而谦解释，寿宁一中等学校地处乡镇，不少家长和工作室成员却长期在县城工作、生活，这样设立可以减少双方来回奔波，便于调解。
距离寿宁设立首个调解工作室已历时3年多。在当地受访者看来，调解员如何接续，各校调解中发现的问题和总结的经验如何共享，并最终沉淀为更稳定的机制，仍是他们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