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材」博士们的中场撤退冷杉RECORD
几乎没有人驻足，除了周锦鹏。名单上有他的名字，后面注明专业：中国哲学。退学原因：超出最长修业年限，未完成毕业要求。
行政楼外的公示栏贴着一张博士清退名单。
清退一个博士，程序并不复杂：名单公示后，只需要找教务、研究生院等部门盖章，即可完成。
但为了读博，周锦鹏付出了什么？
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他几乎保持着每天清晨8点跨入图书馆、深夜11点回宿舍的节奏。除去节假日，这超过了两万个小时。他自费影印、装订了数十箱古籍手稿，一笔一画写下了50万字的原典摘抄。每月靠着学校发放的2000多块钱生活费过活。
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经历。2026年7月6日，教育部发布《2025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招收博士生 20.16 万人，在学博士生75.36万人，毕业博士生11.29万人。数字从侧面反映出当前博士生培养周期长、按期毕业压力大的现状。此前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博士生延期毕业率长期在60%以上。
在豆瓣，一个名为“博士，退学了嘛”的小组里，小组介绍栏第一句写着：
“退学？Do not feel any guilt about it！（别为此感到任何愧疚）”。
但这届博士，真的能做到不愧疚吗？
为此，我们找到了周锦鹏，也找到了孙志。孙志是那种典型的“理工科天才”，硕博连读五年，最终在距离最长修业年限还有三年时，被迫拿着补发的硕士学位离场。还有赵琳。她读博原本是为了跨过评正高的那道坎。但在在职读博的六年里，二孩出生、大女儿休学，丈夫的缺位，使她不得不中断学习。
“我们的制度里缺少一种阶段性的缓冲机制。”博士生导师吕乐说，“一旦家庭和学术发生冲突，女性往往是第一个牺牲者。”他也承认，当前的体系太重“期末淘汰”，却很少能在此之前提供有效帮助。他带过许多学生，也眼睁睁看着制度的刚性折断了这些学术精英。
这些故事里，没有学术光环，只有脱下“长衫”前，一个普通人所能承受的最高极限。
象牙塔里的学术江湖
办理退学手续那周，周锦鹏跑了学校十几个部门——教务、研究生院、财务、宿管、户籍档案室，挨个签字盖章。工作人员埋头核对材料，没人抬头多看他一眼。
最后一站是图书馆。管理员清点他自费影印、装订的数十箱古籍手稿，一页页核对，语气生冷，“遗失、损毁馆藏原版古籍珍本需按原版估值赔偿，很贵”。
周锦鹏突然有些难过。纸箱里的50万字原典摘抄、200余篇文献笔记，是他读博期间的所有心血。从前他把这些纸当成通往博士学位的阶梯，离校这天，它们成了管理员眼中一堆需要清点的、归还的、随时可能违约赔偿的废纸。
抱着纸箱走出学院，公交颠簸。周锦鹏松了口气——终于不用再写那些为了迎合评审而凑数的八股论文，不用再应付那毫无意义的师门例会。但他也有些不甘，学了6年两汉经学，所有积累说断就断。
周锦鹏并非没有预见过前路的艰辛。
考博前，他做过详尽功课：这所名校的人文博士基本学制4年，学籍最长修业年限6年。而国内多数高校普通全日制博士最长修业年限为6年，也有高校规定为7年或8年，各校政策略有差异。古典考据类长线文科方向，超期6年被清退的情况也较为常见。
身边也有学长劝他谨慎。学长直言不讳，“冷门文科产出周期漫长，导师在选题、投稿、答辩环节掌握核心资源，导学矛盾调解、转导师渠道流程繁琐，学生维权成本较高”。
但周锦鹏没听进去。他本硕均出自985院校，法学本科、社会学硕士，此前的求学路顺风顺水，从未失手。少年时代，他就笃定博士是读书人的最高追求，拥有博士头衔就等于拥有了体面、学术话语权，以及旁人的敬重。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招收博士生 20.16 万人。
2019年，他顺利考入一所名校的中国哲学专业，研究方向是汉代经学——那一年，中国新招收的博士生数量首次突破了10万人。他很快发现，这里像是一个等级森严的“江湖”。
入学第一天，导师就给他分配了一个横跨汉、宋、清三代的庞大选题。这个选题成了困住他的第一道枷锁。但他不能拒绝。在人文社科的传统师徒制下，导师的权力是笼罩性的。他们在选题指导、期刊推荐、日常考核环节具备重要话语权。
此前有博士接受《人物》采访时也用“江湖”比喻学术圈，“博士生进入到这个学术江湖，可能会有错位感，你觉得你是学生身份，但事实上你已经进入职场了。我们都开玩笑，我们把导师叫‘老板’，他真是你‘老板’，决定你能不能毕业，给你发津贴。”
作为“老板”，吕乐非常清楚这种“江湖规矩”背后的结构性原因。他承认，导师的确掌握选题、答辩推荐等关键权限。可另一方面，实行预聘制的青年博导身上也压着“非升即走”的职称考核任务，除了带博士，他们还要申报项目、争取招生指标，挤掉了不少精细指导的时间，“肯定没办法全天候盯住每个学生。加上每年固定要招人，学生一多，指导资源必然摊薄”。
周锦鹏遇上的导师就是典型的放养型，师门读书会两月一次，全年单独面谈不超过三次。
他熬夜写完开题报告、论文初稿，邮件发送过去，往往半个月才收到一句冰冷的“再改改，大体可行”，但又不给出任何考据、义理层面的具体修改意见。博二开题答辩，评审老师集体否决他的选题，判定体量过大，六年学制内根本无法完成，要求彻底更换研究方向。
整整一年的文献积累全部作废。第一道学业预警正式下发。周锦鹏只能重新压缩选题、聚焦单部典籍、撰写小论文投稿。
哲学领域顶级核心期刊一审审稿周期动辄半年至一年，叠加返修环节整体录用周期常超一年。“这个过程，缺少导师实操指导，投稿全靠自己摸索。”周锦鹏说，他所在的师门，资源严重倾斜，“学术会议名额、名家交流机会、期刊内推渠道，全部留给高产、常年帮导师处理杂务的嫡系学生。”周锦鹏常年游离在资源边缘，缺少投稿渠道，论文反复被拒。
这种权利不对等在退学博士孙志那里，体现为另一种极端。孙志本科学的是电子信息工程，擅长弱电信号处理，但导师分配给他的课题却是强电体系。知识储备的完全错位，让孙志从第一天起就举步维艰。
“我老板属于严管但指导完全缺位的类型，”孙志回忆，日常行政、项目申报、职称评审挤占了导师绝大多数精力，极少有时间坐下来和他一起拆解实验逻辑，“他只看最终产出，没有成果便会全盘否定学生数年工作。”
文字苦役与心理红线
周锦鹏曾这样量化他的博士生活：每天啃2000—4000字古籍原典，搭配历代古人注疏；同步阅读两到四篇万字C刊论文，手写1000—2000字读书笔记。博一全年通读四书五经、老庄、《传习录》，累计50万字古籍阅读量，200余篇现代文献。每周3小时普通读书会，逐字拆解文本轮流汇报。导师点评容错率极低，一点儿疏漏便会当众指出。
他所在的师门，弥漫着一种浓重的“休息羞耻”——同门之间互相防备学术思路，组会只分享浅层观点，所有人闭门造车。熬夜读书写作是标配，一点儿进度差距，都会催生无休止的自我怀疑。
孙志则记得，他所在的实验室，固定作息为早8点至晚10点，全年没有完整长假。每天重复枯燥的实验，海量阅读英文文献，每周高强度组会汇报，任何微小的进展都会被反复诘问、全盘否定。课题组的论文指标层层下压——每人每年至少两篇SCI有效投稿（含一篇二区及以上），每周需完成12组完整对照实验、精读8篇顶刊英文文献，连续两月无投稿成果即下发学业预警。
而这种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在经济层面的回馈却极其微薄。
文科博士生没有实验室，没有横向项目，没有实验补贴。该校全日制人文博士国家助学金每月1000多元，导师无纵向课题时仅能发放500—1500元零星劳务补贴。无奖学金、课题收入的情况下，每月可支配科研生活收入仅2000元出头。此外，博士生可参评每年8000—15000元不等的学业奖学金。
“理工科博士生有实验室项目，实验耗材、项目差旅等合规科研支出都可以依托项目报销。”周锦鹏说，文科导师经费额度有限，报销限制较多，只有拥有省部级及以上课题的导师可依规报销相关科研支出。“通常来说，古籍影印、外文购书、学术会议等支出大多需要学生自行承担，多数像我这样的哲学博士都需要家里提供经济支持。”
日复一日的论文压力和始终紧巴的日子，更直接地体现在精神层面。
2019年，《Nature》杂志访问了中国690位博士生，结果显示：45%的受访者表示博士生涯“未达预期”；40%的博士生表示自己出现过抑郁或焦虑，并为此寻求过心理帮助。
40%的博士生表示自己出现过抑郁或焦虑。
经历了胸闷、整夜失眠、肠胃紊乱等躯体化症状后，周锦鹏找到了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但校内心理辅导以紧急危机干预为主，像他们这种因科研内耗导致的长期精神损耗，缺乏专项的长效疏导。且博士生普遍存在病耻感，主动求助意愿较低。即便倾诉完，回到寝室看到那一箱箱没写完的手稿，还是焦虑。
孙志也是那40%中的一员。
在实验室连续失败三个月后，他陷入了自责。他的压力更多来自实物的不可控——硬件样机只要有一处逻辑错误，数月的努力就会归零。
周锦鹏观察到，虽然校内更换导师存在明确的申请流程，但审批环节多、流程繁琐，加上学生碍于师门人情顾虑，多数人不愿主动申请转导。另外，学校尽管设有休学缓冲机制，可申请流程繁琐，学生们往往碍于人情不愿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