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重新思考几个重大问题浙江经济

作为深耕体制转型、构建本土市场理论的代表性经济学家，张维迎以企业家精神、产权制度与市场演化逻辑为核心的学术体系，长期影响着国内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与改革议题的讨论，学界支持与思辨之声长期并存。如何剥离碎片化解读，完整把握其原创经济思想内核？其理论对经济学基本问题、不确定性理论以及企业家精神的理解具备怎样的现实意义？本期“文澜学术沙龙”特邀张维迎教授发表主旨演讲，赵伟、李实、刘亭、柯荣住、顾琦浩等知名学者和企业家参与研讨。本刊整理了主旨演讲与部分学者和企业家的即兴讨论内容，以飨读者。

三种不同的世界观

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可以概括为三种不同的模型。这三种模型可从两个维度加以划分。第一维度是未来与过去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未来由过去决定，未来的一切已包含于过去存在的事物之中，因此可以从过去推导出未来，这叫决定论（determinism）。历史唯物主义及现代科学的基本假设均属此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未来无法从过去推导出来，未来取决于我们当下及未来持续不断的选择，这些选择及其后果都不可预见，所以未来是“未定的”（indeterminate）。第二个维度是人类的认知边界。一种假设是人类全知全能，掌握着所有的因果关系；另一种假设则是，人类的知识总是有限的，存在大量未知，且这些未知永远无法被完全认知。

将上述两个维度结合起来，便有了三种不同的世界观（模型）。

第一种世界观，可称为“全知的确定世界”（the certain world），其典型代表是牛顿世界。在古典物理学中，只要知道初始条件和运动方程，便可推演出未来。例如，太阳系的运行轨迹是确定的，我们可以精确计算出比如5000年后的某一天，地球在太阳系中的方位，以及太阳升起和落下的具体时刻。在这样的世界里，未来都包含在过去之中，历史如同一本已经写好的书，人们只是逐页翻阅而已，决策者实质上如同被动的木偶，每个动作都是外在力量规定好的。即便将决策比作拼图游戏，也只有唯一的拼法，因为每一碎片的位置都是预先确定的。聪明者拼得快一些，笨拙者拼得慢一些，但不存在第二种选择。

第二种世界观是“不确定的世界”（the uncertain world ），准确地讲，是“不知道的已定世界”（the unknown predetermined world）：未来本身仍是预先确定好的，未来仍包含于过去之中，但由于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无法获知全部信息，所以主观感觉是不确定的。比如，地球上某个特定的区域下面是否有石油，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否有石油这件事本身，几亿年前就决定了。再以人的长相为例，受精卵形成之时，人体未来的性状特征便已由基因决定了，当一个新生儿诞生时，我们无法预知他（她）10岁、20岁或50岁时会长成什么模样。这就是通常理解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这种不确定性来自我们的无知，而不是事物本身。在这个世界中，随着知识积累、数据增加和理论模型的改进，不确定性就会降低。天气预报即为典型例证，过去人们无法预知未来天气，如今借助大数据与强大的计算能力，一周左右的天气预报已相当准确。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也许能直接从基因预测一个婴儿未来每个年龄段的长相，甚至倒推出一个80岁老翁年轻时候的相貌。

然而，问题随之而来。倘若真实的世界是第二种世界，那么知识越多、数据越丰富，不确定性应当越少。但现实并非如此。当代人类的知识储备和计算能力远超我们的祖先，但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因为那不是我们真实的世界。

真实世界属于第三种世界观，即“未定的世界”(indeterminate world)，可以称之为沙克尔式世界（Shacklian World）。未来是“未定的”，它依赖于未来的选择。而未来的选择，在当下是不可能被知晓的。你无法预知他人的选择，而他人的选择又依赖于他们预期你的选择。人类之所以需要做出决策，是因为决策会产生后果，选择会改变未来，不同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但这些后果无法被准确预测。因而，未定的世界一定是不确定的。如果我们不做某种特定的选择，某些后果就不会出现，但我们做了这种特定的选择，这些后果也未必出现。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决策依赖于人的想象力。

想象力与内生不确定性

人类生活的世界，是三种世界的叠加：有些因素是过去决定好的，我们也知道；有些因素是过去决定了的，但我们不知道；有些因素是需要我们未来选择的，并没有被过去决定。以生命为例，“是人总会死的”，这是我们知道的（确定性）。但一个人能活多久，与他（她）继承的基因有关，但基因如何影响寿命，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不确定性）；也与他（她）后天的选择有关（未定性），而未来的选择在任何时点上都是不可预见的。

人们常说“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句话在第一世界和第二个世界里是成立的，但在第三个世界中则完全不成立。历史恰恰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意志不同，历史便不同。伊朗战争、俄乌冲突，都是某种意志的结果。因此，必须认识到人类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失败的意识，也会改变历史的路径。希特勒失败了，但他确实改变了世界。

然而，由于从小接受的教育以决定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导，人们习惯性地认为凡事皆有完全的因果关系。事件发生后，总要寻找一个原因。特朗普当选后，众多专家纷纷分析其必然获胜的理由，条分缕析，头头是道。反之，若他败选，同一批专家同样能够论证其失败之必然。这是因为，决定一个事件的因素极其复杂，总可以找出支持或者反对的因素。一旦预设历史是必然的，便会主动寻找支持这一预设的原因。我认为，这一方法论是错误的。

决定人类历史的，是观念、是意志，而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想象力。

我得出上述结论，是源于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经济学中没有企业家的位置？经济学从诞生伊始就模仿古典物理学，自然也就把古典物理学的世界观强加于人类社会。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假定我们生活在确定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所谓的决策，就是计算，计算就是逻辑推演，结论包含在前提中，自然没有企业家的用武之地。弗兰克·奈特将不确定性（uncertainty）引入经济学，但肯尼迪·阿罗等主流经济学家将不确定性简化为有概率分布的外生风险（risk），基于概率的预期理论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假设。在这样的风险世界里，决策者知道未来所有的可能性和分布函数，决策仍然是计算，后果是可预见的，也就不需要企业家，充其量只需要套利者。如果未来是未定的，依赖于选择，而选择依赖于想象，那么人类中那些想象力独特的人，便对历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企业家正属于这一类人。当然，政治家同样具有想象力。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某些想象力带来福祉，某些想象力带来灾难。这便涉及一整套制度安排的问题。

学界通常讨论的“不确定性”，大多属于外生不确定性。明日是否降雨，确实与个人的行为无关，是外生的。但一个人明日是否感冒，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因为个人可以选择添衣、减少外出。内生不确定性与外生不确定性有着本质区别。外生不确定性可能存在概率分布，可以转化为风险，进而通过期望效用最大化方法加以处理。但内生不确定性，在一个未定的世界中，不存在概率分布。原因在于，它所涉及的事件大多是不可重复的。物理学、化学的实验，今日进行与一百年后进行，结果完全相同。但人类世界中的事件，大多具有一次性特征，用概率分析来处理这类问题，根本不合适。比如，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的生育行为与实行计划生育之前的生育行为肯定是不一样的，绝不可以当作同一总体的两个样本。

内生不确定性的可能性空间，其边界无法预知。而这些可能性本身，恰恰来源于想象。因此，人类决策，尤其是企业家的决策，想象力是最为关键的要素。它不是计算，不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下求解。想象力是在头脑中构造各种可能性，去“看见”尚不存在的事物。所有既有的、给定的东西，都无法唯一地指向一个结果。指向哪一个结果，完全取决于个人头脑的构造。事实上，每个人在做每一件事时，都在想象未来。一位学者从北京师范大学来到浙江大学，他也在想象，到了浙大之后，自己能在哪些方面发挥优势？头脑中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当然，想象力并非天马行空、毫无约束。自然规律和人性构成了基本的约束，还有制度和环境等方面的约束。20世纪50年代的领导人试图通过计划经济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这是一种想象出来的可能性，但它违背了人性本身，是不可能实现的。人民公社不可能带来普遍富裕，只能导致饥饿。想象力不能不受这些约束。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样满足自然法则和人性约束的条件下，不同人的想象仍然存在巨大差异。十八世纪80年代，英国企业家约翰·威尔金森提出可以用铁来造船。当时绝大部分人认为这不可能，因为按照当时人们理解的“自然法则”，铁比水重，无法浮于水面。但最终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水往低处流，这是自然法则，但施加压力，水就能往高处流，并不违反自然法则。因此，即便在相同的自然法则约束下，不同人所想象的“可能性”也是不同的。

由于未来取决于未来的选择，而未来的选择在本质上不可预测，因此未来本身便是不可预测的。某些不依赖于人的选择的事物是可以预测的，比如明日太阳的升起时间。但人类世界中的大量事项是不可预测的。人口问题看似最易预测，实则不然。2015年之前，关于是否全面放开二孩的讨论中，许多人口专家主张不可放开，理由是放开后每年出生人口将至少达到2000万甚至4000万，生育率将维持在1.75%以上。然而，放开之后，生育率跌至1%。短短数年之间，人的行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能以过去总结出的“中国人喜欢多子多福”来预测未来。

想象力就是看见尚不存在之物

每个人都有想象力。没有想象力，人便与动物无异。但人与人之间想象力的差距很大。经济学的传统假设将人视为被动的反应者，价格上升则增加产量，价格下降则减少产量，这都是反应。但真正的人类活动，是主动采取行动，最突出的就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想象力，所有创造性活动都离不开想象力。

爱因斯坦曾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仅限于我们现在所知道和理解的一切，而想象力则涵盖了整个世界，以及将要知道和理解的一切。”有知识不等于有想象力，有知识不等于有创造力。温州的企业家中，许多人未曾接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的想象力极为丰富。当他人尚在思考如何维持生计时，他们已然找到了赚钱的途径。

经济学家常常告诫企业家要进行市场调研，了解消费者的需求。这一建议部分正确，但最伟大的企业家并非依靠市场调研做出决策。史蒂夫·乔布斯指出：“人们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直到你把它展示给他们看。”盛田昭夫则表示：“我们的计划是用新产品引导公众，而不是他们想要什么样的产品”“公众不知道什么是可能的，但我们知道。”

这些观点与传统经济学的假设形成了鲜明对比。传统经济学的目标函数是个人效用最大化或企业利润最大化，约束条件包括预算约束、生产函数约束、需求约束等。然而，企业家的决策具有三个根本特征。

第一，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一般所谓的“科学决策”，是指用成熟的分析方法制定的决策。科学决策依赖数据与计算，旨在求得最优解。以此来看，企业家最关键的决策并非科学决策。它不存在唯一正确答案，不存在公认的“最优”。而且，多数人的判断往往是错误的。在学术考核中，每个问题都有标准答案，如果大多数学生的答案与标准答案不符，教师会面临压力，说明题太难了。但面对未来，情况恰恰相反，一个人的看法可能是正确的，而多数人的共识可能是错误的。

第二，企业家不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下求解，而是改变约束条件。大多数人认为约束条件是不可改变的，但企业家认为可以改变。哪些约束可以改变、哪些不可改变，取决于每个人的想象。某些被认为不可改变的东西，若强行改变可能导致失败；但另一些本可改变的东西，由于大多数人认为不可改变，便成为被接受的“现实”，而大多数人因此无所作为。浙江企业家的崛起遵循这样的逻辑，在其他地区被认为不可行的做法，在浙江被认为可行，于是便成功了。因此，不应迷信可行性报告，也不应轻易接受“不现实”的批评。所谓的“现实”，本身就是被人构造出来的。1984年我提出通过双轨制放开价格管制时，最初几乎没有人认为这是现实的，有人批评我“闭门造车”，不了解“中国国情”。然而，第二年年初，双轨制便付诸实施了。

第三，企业家的最终目标不是赚钱。传统经济学假设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假设可能过于简化。企业家通常是有抱负的人，赚钱是手段，而非最终目的。按照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逻辑，当个人财富达到数亿之后，边际效用接近于零，继续忙碌似乎毫无意义。但事实上，赚了钱的企业家比以往更加忙碌，因为他们有着更高的目标，他们想改变世界，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比他人更卓越。

市场是一个创造过程

上述认识引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市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的功能是在给定资源条件下实现最优配置。实际上，市场最重要的功能不是资源配置，而是创造，或者说无中生有。当今社会所享受的种种事物，在过去并不存在。问题不在于灯泡由谁使用，而在于原本根本没有灯泡。人类过去250年的进步、中国过去四五十年的发展，真正的变化不在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在于创造了原本不存在的事物。

在某种意义上讲，资源是内生的，它依赖于人类的认知。1859年之前，石油是废物，不是资源。1886年之前，汽油是废物，不是资源。二氧化碳在未来某一天，也可能成为稀缺资源。因此，我们需要改变对市场的理解，市场不只是让资源配置变得更有效，而是使得人类的想象力、创造力得到最好的发挥，同时不给人类带来灾难。只有市场经济能做到这一点。

人类的想象力始终存在，但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想象力可能被用于破坏性活动。以马斯克为例，他的想象力在当代人类中极为罕见。只要他在从事企业活动，便不必担心他会带来灾难。他制造的汽车，如果质量不佳，消费者不会购买，企业便会破产。他将人类送上火星的计划，即便发生事故，火箭爆炸导致50个首批志愿者丧生，后续便不会再有第二批50人报名。然而，如果这样一位具有高度想象力的人成为政治家，且其权力不受约束，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他想要实现某个目标，第一次牺牲50人，他会说“创新总会有牺牲”，然后继续强行推进，牺牲人数将从50扩大到5万、50万、500万乃至50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