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分途的挚友——胡适与陈独秀万华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是鲁迅先生在《忆刘半农君》中对胡适与陈独秀的评价。

陈独秀、胡适作为两个重量级的安徽人，一个在怀宁，一个在绩溪，一个生于1879年，一个生于1891年；（蔡元培与陈独秀、胡适并称北大"三只兔子"，三人分别生于丁卯年（1867年）、己卯年（1879年）和辛卯年（1891年），年龄各差一轮（十二岁），但生肖均属兔。--编者）一个性如烈火，猛打猛冲，一个谦逊温和，循序渐进；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主张暴力革命，一个尊崇自由主义，主张渐进改良；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一个是“中国自由主义之父”；一个“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章士钊语），一个一生宽容忍让，温文尔雅，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蒋介石语）。他们一同在北大、在《新青年》大声疾呼“文学革命”，号召大家要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拯救积弱不堪的中国，在那个时代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虽然两人有时水火难容，但私交深厚，堪称挚友；虽然行走在不同的道路上，但友谊却未缩减半分，直至永远。

因《新青年》结缘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筹办《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前身）时，广罗新锐人才，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此刻的胡适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潜心攻读博士学位。而《新青年》则成了两人交往的纽带，中间人是上海亚东图书馆的主人汪孟邹（名炼）。汪是陈独秀早年在芜湖主编《安徽俗话报》时的朋友，那时陈就住在汪所办的芜湖科学图书社里，其友谊堪比手足。汪是绩溪人，与胡适是同乡。由于胡适自小就在家乡小有名气，加上胡适曾任台东知州的父亲胡传在当地之威望，因此汪孟邹就更加看重胡适，向陈独秀推荐胡适作为撰稿人。《青年杂志》出刊后，陈独秀请汪孟邹寄几本给胡适，代自己向他约稿，言语要写得恳切些。汪孟邹给胡适去信说：“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指章士钊）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拟请吾兄于梭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每期多因更佳，至少亦有一种。”此后每新出一期，陈独秀都要问汪孟邹：“你的美国老乡有消息吗？”陈独秀是个激进的西化论者，满脑子的“法兰西精神”、“美利坚文明”，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曾五次东渡扶桑，唯独没有去过欧美，因此对其文明更加热望，特别是对胡适这个在美国留学七年多且很有思想和名气的同乡学人期望甚殷，他一再催促汪孟邹，恳请胡适赐稿《青年杂志》。不得已，汪又写信给胡适，近乎恳求：“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该杂志光宠，至祷，至祷。否则，陈君见面必问，炼穷于应付也。”此时，正忙于博士论文答辩的胡适，无法推掉这万里之外的盛情，加上他对这本刊物独特的风格和视角所吸引，于是拿起笔来赶译了俄国著名作家库普林的短篇小说《决斗》寄给陈独秀。在附信中，胡坦诚地对杂志所刊登的英国作家《意中人》翻译稿提出批评，认为文法和格式多有错误。陈独秀十分重视胡的意见，马上回信表示“仰望足下甚殷”，盼他早日“返回相见”。

在陈独秀的鼎力支持下，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刊登了胡适那篇被称为“文学革命发难信号”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陈独秀称其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并撰文《文学革命论》大声疾呼：“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革命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此三种文学共同之缺点也。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

陈独秀的文章如同一篇气壮山河的战斗檄文，意气磅礴之势弥补了胡适文章的不足，可谓珠联璧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启明星。

因北大而情浓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不日便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独秀则极力推荐胡适任学长，去信催促其早早回国：“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系北大校长之误）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此数。……足下回国必甚忙迫，事畜之资可勿顾虑，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世人都以为陈独秀是粗犷之人，没想到他会为尚未谋面的朋友胡适，在归国后的任职与兼职工作及其待遇，谋划得如此精细。

胡适也早萌归国之意，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对其有着很大的诱惑。1917年6月中旬胡适离美，7月10日抵达上海，专等陈独秀到沪商决北大任教事，然后再回家看望相别10年的寡母。他到上海的当天即写信给母亲说：“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可于一二日到上海，且俟他来一谈，再定何时归里。”可见，胡适也很看重与陈独秀的晤谈。陈独秀与胡适见面后，8月9日即写信给蔡元培说：“适之英、汉文并佳，文科招生势必认真选择，适之到京即可令彼督理此事。适之颇有事务才，责任心不在浮筠兄（夏元瑮）之下，公共心颇富，校中事务，先生力有不及，彼所能为者，皆可令彼为之。”信中，陈独秀还就胡适的工作与待遇提出建议：“此时与彼言定者，只每星期授英文六时，将来必不止此（或加诸子哲学，或英文学史，俟独秀到京再为商定）。希与以专任教员（聘书可用新章教授名目）之职（月薪二百四十元可矣，唯望自八月份起）。彼到京即住校中（鄙意新落成之寄宿舍，宜多请几位久留欧美，起居勤洁之教员居住其中，以为学生之表率）。”

9月10日，胡适到北京任北大教授。他们一面同办《新青年》，宣传新文化；一面合力谋划北大文科改革。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视胡适为先锋，在北大改革中，则更倚仗为军师，对胡适的大胆创议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在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下，他们首先严订学习与考试制度，以求改造旧北大由官僚子弟酿成的只为求资历而无心求学问的恶劣风气；其次，他们效仿欧美大学，实行选科制，尽量新增学科；激励提倡学术研究，创办研究所。实行教授会制度，奠定了“教授治校”的基础。极力扶植各种团体，赞助了工读互助团，等等。所有这些，对于北大的革故鼎新起到了关键作用。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这一时期陈独秀的文章大多是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遭到守旧派的忌恨和非难。借口陈独秀行为不检点，向蔡元培施压，想将其排挤出北大。1919年4月8日晚，在各方压力下，蔡元培提前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免除了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胡适得知此事后，甚为不悦，认为所谓陈独秀“私德太坏”，都是“小报所犯，道路所传”，对蔡元培等“学界领袖”，将此无稽之谈“视为事实，视为铁证”而惊诧不已。16年后，胡适仍旧耿耿于怀，不无遗憾地说：“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当时北大英美派的代表陶孟和）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不但决定了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道不同亦相谋

1920年始，《新青年》已不仅宣传民主主义，还宣传社会主义，读者也由青年知识分子扩大到工人阶层，并逐渐变成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

对此，在北京的胡适十分不满，他写信给陈独秀，指责《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了”。于是，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很少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只是偶尔写几首应景诗而已。为了安抚胡适的不满情绪，4月26日，陈独秀致函在北京的胡适等12位主要撰稿人，对《新青年》的编辑问题提出三条意见：“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北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这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他当然不会放弃《新青年》，决意使它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这样，他的三条意见也只是平息胡适等人意见的表面文章而已。胡适对《新青年》的变化极为惋惜，他在《口述自传》中说：“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因而……《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可以发表文章了。”陈独秀念及与老友的多年情义，又给胡适去信承认“《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显而易见，这封信是希望胡适等人“多做文章”，以继续维持和扩大《新青年》的社会影响。胡适十分清楚《新青年》政治方向的不可逆转。陈独秀虽然表示“有意抹淡”，但那只是策略和手段。所以，他回信答复：“北京同人抹淡之工夫，绝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他提出了解决分歧和矛盾的具体办法：“一、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二、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个办法。”陈独秀接信后，非常生气，认为胡适要另办杂志，旨在反对他个人，而更令人可气的是，陶孟和居然还提出停办《新青年》的意见。他简直忍无可忍，立即给陶孟和去信，宣布和其断绝朋友关系。围绕着《新青年》编辑方向的争论，陈独秀和他那些有着自由主义倾向的朋友们的分裂，已是难以避免的了。1922年，胡适创办《努力周报》，提出好人政府和联省自治的主张，陈独秀则批评这是荒唐的主张。次年11月，陈、胡二人应汪孟邹之邀，各自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遂又发生了唯物论与心物二元论之争。陈独秀总想拉着这位老朋友一道前进，使之成为同一营垒的盟友。1932年，他曾向人说：“胡适这个人，实在难测，在《新青年》上有大胆犯言的勇气，也写过一些号角式的文章，也说马克思是一大思想家，有独到的见解。但考虑良久，又退回到杜威那里去了，如是者几次，都不能把他拉到革命人民这方面来。”

虽然道不同，但他们之间并没因分歧而断绝往来，常常在亚东图书馆会面。1925年冬，胡适住在亚东医院治痔疮，陈独秀于夜间来探望这位老友，两人略略寒暄后，便又开始争论，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如何如何，一个讲杜威如何如何，一个讲苏俄如何如何，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互不相让。争急了，胡适便不失绅士风度地说：“仲甫，我有事，你坐吧。”走下楼去，暂时挂出了免战牌。过不了几天，陈独秀又来亚东，一场新的争论便又开始了，然而这种争论从来也没有结果。

胡适十分珍惜他与陈独秀这段亲如兄弟的友谊，两人之间无论分歧多大，他都把陈独秀当做朋友，总是亲切地称呼陈独秀“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我的朋友”、“我们两个老朋友”。陈独秀一生倾力于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屡遭劫难，几乎每次被捕，胡适都积极参与营救。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带着他亲自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五层楼分发，被北京警察厅的便衣特工当场逮捕。胡适得知消息后万分担心，他在给《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写信时说：“独秀先生被捕事，警厅始终严守秘密，不把真相发表，也不宣布真态度，到前日始许一人往见独秀。他现染时症发寒，他的朋友听见了很着急，现在有许多人想联名保他出来养病，不知能办得到否？”这篇文章发表在《时事新报》上，披露陈独秀在狱中受到的非人道待遇，以激起更多人对其声援。6月29日，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短文《爱情与痛苦》，借以鼓励陈独秀坚持斗争。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京师警察厅于9月16日作出了释放陈独秀的裁决。第二年1月底，仍受到监视的陈独秀，假称去拜访胡适，离京赶赴上海，获得了人身自由。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三个月后身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在法租界家中被捕。10月5日，胡适获得消息，非常气愤，在日记中写道：“夜间得顾名君电话，说独秀昨夜在上海被捕。打电话与蔡孑民先生，请他向法使馆方面设法。法国人真不要脸！”胡适一温文尔雅书生，却因此破口大骂，可见其与陈独秀之间情谊之深厚。随后，胡适与蔡元培领衔，诸多知名学者、教授签名，给上海法国领事馆发电报，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马林以及孙中山等人也四方活动，法租界只得于10月26日对陈独秀作出“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后，将其释放。

1922年8月9日，陈独秀在法租界寓所又一次被抓。胡适一得到消息，便找到李大钊商量营救的办法。起初，他意欲保释，便委托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设法打听消息并向巡捕房交涉。几天后，胡适收到汪孟邹的信，明确表示交保不成。第二次，他请汪孟邹去打听巡捕房呈出的这些证据到底是什么，以便对症下药。很快，汪孟邹又有信来了，详细列举了陈案中的重要证据。经仔细研究后，胡适给外交总长顾维钧写了一封长信，请他无论如何要出点力。胡适在声明中说：“我不是为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指法国公使）出点力。”顾维钧没有怠慢，立即派秘书到法国公使馆疏通。19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罚陈独秀400银洋后就此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