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先生正名：启功先生的字不是“馆阁体”王通

经常有论者将启功先生的书法归入馆阁体，这实在是误会。这个误会，源于对馆阁体认知的浮浅，也是对启功书法理解的不深。若要辨明，须先厘清馆阁体的概念，再去分析启功先生的字究竟好在哪里。两相比照，泾渭自明。

馆阁体之名，始于清代，其渊源却可上溯至唐宋。唐颜真卿有“干禄字书”，宋有“院体”，明有“台阁体”，至清代而集其大成，谓之“馆阁体”。翰林院中的官员、科举考场上的士子，所用皆是此体，故又名“干禄体”。清人洪亮吉《北江诗话》中说道：“今楷书之匀圆丰满者，谓之‘馆阁体’，类皆千手雷同。”这“千手雷同”四字正命中馆阁体的关键所在，即千人一面，万人同腔，写出来的字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书写者从字迹中抽离出去。

馆阁体的形成，与科举制度息息相关。清人取士，重字甚于重文，字取黑、大、光、圆。阅卷大臣挑剔偏旁，苛责笔误，稍有破体、别字，便不得前列。士子为博功名，不得不迎合上意，竞相模仿，于是形成了泯灭个性、压抑性灵的书风。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论干禄书法，谓其“提笔伸纸，竞讲褶策”，便是此书风之写照。馆阁体的特点是乌、方、光，即墨色乌黑，字形方正，笔画光洁。它追求的是工整、规范、美观，却失了书法的个性。看馆阁体，你看不出是谁写的，因为大家都写成了千人一面。它是有技术难度的，但其艺术高度，实在有限。

再看启功先生的书法，便完全是另一番气象了。

启功先生是皇族，雍正帝第九世孙，家学渊源，自不待言。他早年习画，后攻书法，数十年的浸淫，方成一代大家。他临习过赵孟頫、董其昌、欧阳询、柳公权诸家，于董其昌用力尤深。董其昌书法中的“淡意”、“士气”，对启功产生了整体性的影响。细看启功的字，确乎有董氏的影子，使转多，圭角少，潇洒率性，行云流水。但启功先生在前人基础上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家面目。有人称其书风可用“雅、清、简、静”四字概括。这四字，馆阁体一个字也沾不上。

启功先生于书法结体，有独到之见。他提出“书法以结字为上”，以“黄金分割律”探索字形结构。他主张“师笔不师刀”，看重笔墨的自然流露。启功先生的字，无论真书、行书、草书，还是大字、小字，都能做到眉目清晰，笔笔分明，没有任何的纠缠、含糊。这种“清”，是透着灵气的“清”，是学问与修养浸润出来的。

启功先生的书法，是“养”出来的。他曾自述学书经历：“先摹赵董后欧阳，晚爱诚悬竞体芳”。“晚爱”二字，大有深意，他学书是随着年岁的增长、修养的加深，不断调整、升华的。他的字里，有学问，有修养，有人格，有性情。那种盎然的文人气与深厚的书卷气，是馆阁体那种“千手雷同”的死板面目中绝对寻不见的。

有论者言道，启功先生的字工整清秀，便与馆阁体相近。此说似是而非。工整清秀并非馆阁体的专利，历代名家多有工整而不失个性者。欧阳询的楷书工整么？工整。那是馆阁体么？赵孟頫的书法清秀吗么？清秀。那是馆阁体么？工整是形，个性是神。馆阁体有工整而无个性，启功先生的字却是工整之中自见性情，规矩之内别有洞天。

当然，启功先生的小字文稿，或许偶有馆阁体的影子，那是他早年习字的底子。但他大字创作、手札信函，千变万化，姿态万千，岂是馆阁体的死板面目可比拟的？启功先生的字，是活的，是有生命的。他的诗，抑扬顿挫，豪迈洒脱；他的字，一如其诗，有挥洒的畅快。这种生命感，馆阁体是没有的。

启功先生自己也说：“我哪会写什么馆阁体，都是后人抬举出来的说词罢了。”他戏称自己的书法为“大字报体”，那是自谦之辞，但也透露出他对馆阁体的不以为然。馆阁体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压抑个性。启功先生的书法，是学问修养与性灵的自然流露。将启功先生的字归入馆阁体，形貌或有几分相似，精神气象却判若云泥。

这个误会的产生，还是因为有些人看书法只看表面，不看内里。一看到启先生那工整清秀的字，便脱口而出“馆阁体”，这是书法认知上的浅薄。启功先生的书法，是有来历的，有变化的，有性情的，有格调的，这一切，都是馆阁体所不曾有、也不会有的东西。称启功先生的字为馆阁体，是对先生的不公，也暴露了论者对书法艺术理解的浮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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