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北百万年薪神话破灭，教培被困ELLEMEN睿士

凡凡2017年从毕业时，同届毕业生的主流去向还是金融和互联网。转折发生在2019年前后：互联网的发展让在线教育火了，一些机构打出“清北名师百万年薪”的口号，整个行业旋即进入“军备竞赛”，把教培炒成了清北学生的第三大主流选择。

热度持续了两年多，毕业的小派估计，仅2021年那一届，就有几百名清北同学进入头部机构担任主讲。

2021年年底，双减政策的风波让教培行业断崖式收缩，措手不及的名校毕业生们纷纷寻找出路。然而，在教培行业浮沉多年之后，他们发现自己早已难以逃离。

起薪30万，教培给名校毕业生“兜底”

北大毕业的柿子，是典型在不太景气的就业年份被教培接住的一批人。彼时线下招聘机会锐减，实习转正并不容易，而在线教育正值高光时刻：融资消息频出、广告铺满地铁，薪资水平远高于同期大部分工作。

2020年，她通过校招进入一家教培大厂当中学英语主讲。“当时就觉得，这个行业至少在往上走。”家里不少亲戚都是老师，熟悉感加上体面的收入预期，教培成了不确定环境下最稳妥的一条路。

多年备考成功的经历也让入行格外丝滑。柿子面试英语主讲时，做了一套难度接近四六级的笔试题，录了一段十几分钟的讲课视频，很快就收到了进入集训营试用的通知。2021年从北大毕业的小派，甚至不需要试讲，围绕自己的个人经历做简单的问答后，就顺利进入培训阶段了。

像柿子这样被教培行业兜底的清北毕业生不在少数。在这里，原生学历的含金量被放到最大：高考成绩意味着他们是应试路径上的成功者，这在家长面前本身就是一种天然的说服力。

柿子刚入行时的收入还算不错，应届生身份进去的第一年，薪资大概30万保底，还可以叠加课时费和其他提成。入行更早的凡凡见证了这一行水涨船高的薪资：2017年，他作为应届生的底薪大概只有1万一个月；2019年前后，教培机构打出的包括奖金、提成在内的平均年收入大概在20到30万；但到2021年，每年起薪至少在20万左右。

但凡凡坦言，许多人只是踩上了风口，高薪与个人能力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联。名校背书成为资本叙事的一环：家长需要一个缓解育儿焦虑的理由，公司需要一个漂亮的估值故事，而清北毕业生恰好能填补这个空位。

百万年薪并不好拿

教培行业的“百万年薪神话”大致始于2019年。当时家长还不知道在线教育的深浅，容易无条件信任名校背景，花高价买名校学生的课。部分平台为了抢清北、藤校毕业生，主动抬高报价，把年薪一路炒到“百万”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数字。

凡凡记得，第一个被百万年薪挖走的同事，在原机构并不显眼，作为一个比较边缘化的初中学科培训师，长期排不上课，教学表现也并不突出。但因为顶着清华学生的身份，他直接靠学历变现，跳槽到新机构成了高中名师，薪资结构也跃迁到百万。

2021年双减前夕，百万年薪神话进入白热化阶段，甚至出现了“外溢效应”：凡凡回忆，那时已经不再局限于名校毕业生，一些普通一本到二本出身的老师，只要获客率高、数据好，也能签下一年一百万的年包合同。

百万年薪成了资本叙事的一个道具，一方面吸引清北学生入职、搞垮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向家长展示机构做好教育的决心。而平台打造明星老师，依赖的是广告投流而非真实排课，于是需要其他老师在卖课、转化时主动推荐：“我们这里有清北毕业的老师。”这种不均衡的资源分配，会在教师群体内部引发嫉妒、反感与非议。

现实是，这样的高薪难以真正拿到。多数所谓的百万年薪，并不等同于真实年收入，而是通过“年包”、薪资保护等合同条款在账面上补足：如果课时费和提成未达一百万，机构会在年末一次性补齐。但只要是合同，就存在撕offer的风险。

凡凡观察到，双减之后，2021年前后招进来的校招生中，许多高薪承诺都未能兑现：有人被直接优化，年包一分钱没拿到；有人情况稍好，拿到了按实际工作时长折算的部分年包。

更常见的是，校招生在签约时选择了“低底薪+高提成”的结构，本有机会接近百万，却在双减后完全排不上课、失去提成来源，每个月只能拿八千元左右的底薪度日。

最终，百万年薪成为一个绝大多数从业者从未真正吃到过的、吊在眼前的萝卜。

在高薪与无意义之间徘徊

许多人入行之后的职业道路并不清晰。被高薪吸引进来之后，反复在“怀疑这份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中打转。

教培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重复。重复备课、重复讲同一套知识点、重复过往学生时代的情绪。

多数在线教育公司每学期都会有一轮针对老师的测试，通常是把近几年高考真题集中成卷，让主讲参与统考。考前几天，整个办公区都弥漫着一种熟悉的紧绷感：“工位上摊的都是卷子，几乎没人备课，教研群里也停更了，就跟高三前几天一模一样。”有些公司甚至会把老师的考试过程直播给家长看，证明老师们也在刷题。

对于一路依靠应试冲进名校的老师们来说，这种体验有点像鬼打墙。小派坦言，“读了这么多年书，现在的工作又和读书考试相关。”工作期间，他常常梦见数学卷子写不完，“那种倒计时的窒息感和高中时一模一样”。

同时，教培老师夹在学校体系与家庭之间，需要承接来自双方的焦虑。洋蓟发现，近几年无论重点还是普通学校，都显著增加了各类小考的频率：周测、月考、单元测……成绩会被快速录入系统，生成折线图、雷达图，推演出一条可供分析的趋势线。

在洋蓟看来，这些样本量根本没有统计意义，更像一种伪科学。但系统又要求他们相信并为之努力。

这样的环境既消耗热情，又不断触碰他们的根本疑问：在这样的重复之中，我们到底在教什么？又在为谁而教？

名校生的身份，和教育质量本身并不挂钩。洋蓟毕业后加入的机构，是清北某商学院校友创办的，他们押注线下，在华北、西南一些教育资源薄弱的私立学校承包实验班，希望搏出几个清北苗子，把机构做大。

赌了两年，“清北奇迹”并没有出现，反倒是工资一拖再拖。洋蓟最后选择离开，做起了独立语文老师。

“第一批被HR筛掉的人”，陷入循环

2021年“双减”政策落地，教培行业经历了真正意义上的断崖：大厂缩编、项目砍线、整条业务线被一夜关闭。小派所在的线上项目就是在那一波中被直接砍掉的。离职后，他辗转做过课程研发、线下小班课主讲，直到2024年，才又回到在线教育机构继续做主讲。

小派之所以始终留在教培，是因为他真的喜欢讲课。但他也清楚，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动机。许多名校背景的同事抱着赚快钱的心态进入这个行业，寒冬期自然也留不下来。而真正想要离开时，他们才发现，转行的难度远超预期。

教培的工作经验高度集中于讲课、备课、带班和卖课，技能结构极度专精。“教培是一种对专业能力的磨损，”凡凡这样形容，“你只要干一段时间，就会被困在这个行业里。”

在经济下行、就业持续收紧的背景下，教培经历往往被视为“不匹配经验”，很容易在简历阶段成为“第一批被HR筛掉的人”。

于是，兜兜转转又回到教培，反而成了行业的常态。凡凡的观察是，仍能留在业内的，大致只有两类人：一类是能够接受显著降薪、熬到政策松动的人，他们几乎已经被行业套牢；另一类则是在双减前就已升至中层、积累了一定名气和资源的人，对降薪的承受能力更强。

真正能横向转行的寥寥无几。小派同届进入教培的清北同学，出去后的主流去向无非是国际学校、私立学校、线下机构，做更传统的培训。他至今只见过一位成功转岗的人，是通过“活水”转到同公司其他业务线做产品经理。在小派看来，这种途径难以复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也需要个人素质极其过硬。

如果还想触及曾经的高薪神话，又不想离开教培，只能尝试做自己的个人教育IP。一些表达能力强、上镜条件好、形成了个人教学方法的老师，开始与MCN合作，转型为“网红老师”。小派和凡凡身边都有前同事走上这条路。但这条路同样艰难——长时间直播、平台流量的不确定、走红之前持续的焦虑，凡凡感慨：“现在还能赚回百万的，是真的吃这碗饭的。”

柿子也曾尝试逃离这条路径。双减后，她所在的大厂裁掉了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她自己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底薪、几乎没有课时费。熬了近两年，她决定去读一个人力资源管理硕士，希望能转向企业端。

然而进入企业后，她发现自己负责的核心工作仍是人才培养、培训，只不过受众从学生变成了员工，而且公司的人际关系远比教培复杂。

几番犹豫后，她选择辞职，回到母校新开的国际部任教，并担任班主任：“既然要做教育，还不如在一个相对宽松的体系里，实践更贴近我想法的教育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