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为什么敢报警？新潮沉思录

2026年7月3日，蒋方舟发了一条微博，正面硬刚大学教授肖鹰的质疑。她承认注释马虎，但坚称论文不存在抄袭、洗稿、剽窃等任何学术不端行为。更硬气的是，她宣称自己已经就此事报警。一个被指控抄袭的人，不是自证清白，而是选择报警。这个动作的自信程度远远超出了自我辩护的范畴。当时，她不像一个正在被审判的人，倒像一个已经知道判决结果的人。

7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发布公告，针对肖鹰的举报逐条回应，认为蒋方舟的硕士论文尤其是注释部分存在严重的学术不规范问题，但尚不构成学术不端。蒋方舟的学位保住了，倒是她的导师阎连科被暂停招生资格一年。这份声明的潜台词再清楚不过，如果舆论就此平息，蒋方舟的学位、声誉和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全部资本都将安然无恙。

7月10日，豆瓣用户ilad发布逐段比对帖，红色标注将她的硕士论文与学者陈仲仁的论文并排呈现。三天后，人大再次发布公告，根据新线索认定论文存在学术不端，撤销蒋方舟硕士学位。同日晚间，蒋方舟公开致歉。

从报警到道歉，十天。

这场荒诞现实主义戏剧对阎连科来说，构成了一种比他的任何小说都更精确的黑色幽默。一个以揭露制度性谎言为毕生志业的作家，自己却是一个制度性谎言的日常参与者，他参与的方式甚至不是乔姆斯基接受爱泼斯坦资助那种戏剧性的共谋，而是一种比前者远远更平庸，因而更无法抵抗的方式。他只是占据了一个制度位置，然后让那个位置的默认运作逻辑代替他完成了共谋。乔姆斯基至少还需要说一个"是"，阎连科甚至只需要沉默就够了。

景观社会的另一面

让我们先回到7月3日。人大的调查从2025年八月启动，历时近一年。从院系初审再到学术委员会讨论，一套完整的程序走下来，到七月五日公布结论的时候，定性工作早已完成。

蒋方舟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调查程序在定性前几乎必然要求当事人提交书面说明，逐条解释被质疑的段落。所以她之前在微博上的逐条辩解，不像临时应战，更像是一份已经交过一次的答卷的公开版。而她的笃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明，那份答卷之前已经过关了。

在这个基础上，报警行为就不是为了自证清白和压制不利的声音，而是提前进行舆论管理。试想一下如果她沉默，那么两天后人大公布学术不规范的结论时，公众很可能认为学校是在和稀泥。但她先报警，把自己锁定在被诬陷者的位置上，等公告落地的时候，学术不规范的结论就不再是遮掩什么，而是官方在证实她确实没有抄袭。

7月5日的第一份公告确实落在了她希望的方向。在这份公告中，蒋方舟注释的问题被认定为学术不规范。需要承认的是，从现有的审核标准看，注释问题大体上只能算不规范，毕竟它没有影响到论文的核心思想。但蒋方舟的注释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校方都不得不用“对注释的重要性认识严重不足”来形容。这是一种非常小心的做法。因为这种认识严重不足已经快要超出不规范的一般边界，半只脚迈入学术不端的领域。

更重要的是，一旦将问题变成学术不端，紧跟着的问题就是这篇论文当年是怎么通过导师审查和层层答辩评审的，一旦认定蒋方舟造假就是认定整条审核链失灵。所以人大保护蒋方舟，说到底是在保护自己。

在如何看待蒋方舟，人大，以至阎连科等等这些人或符号的共生关系上，不少人会想到六十年前的《景观社会》。居伊德波描述过这种共生关系，我们套用“景观不是影像的集合，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社会关系本身”来理解，蒋方舟就不能被看作一个碰巧有名气的写作者。她从七岁写作、九岁出版开始，一路走到综艺节目里作为知识分子代表出境，二十年积累下来，蒋方舟这三个字早已不指向某个具体的人，而指向一个由出版资本和数百万粉丝共同投资建造的公共幻象。

在这条生产线上，资本需要一个可以变现的文化符号，公众需要一件寄托了精英想象的消费品。蒋方舟这个具体的人在其中被逐渐抽空，变成了一具承载巨量欲望的容器，所以她绝对不能认错。一旦承认实质性抄袭，崩塌的远不止个人学术声誉。围绕她搭建的整条利益与符号网络会同步坍塌。

不过，单纯这样分析的话，蒋方舟仿佛就也成了身不由己的受害者。景观社会的分析框架到这里就撞上了天花板。

德波的框架里藏着一个道德预判。他倾向于把景观描绘成一种外在的统治力量，制造景观的人是压迫者，消费景观的人是被压迫者。如果蒋方舟只是被这台机器裹挟的人，那她报警不过是走投无路时的胡乱挣扎。

可这个解释显然不大成立，即便被困在景观的牢笼里，她也有选择余地，她完全可以沉默不回应，等平台算法把公众注意力引到下一个话题。但她选了一个远比沉默激进的报警，把学术争议从同行评议的灰度地带强行拖进法律框架的非此即彼。这不像被洪水冲走的人在扑腾，更像是一个人在试图用手去掰洪水的方向。

更准确的说，蒋方舟同时是景观的产品和景观的生产者，并且两种身份之间没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这也更符合真实世界的运转逻辑。从九岁出版第一本书这件事开始，成人世界的商业策划和她本人的某种参与从第一天就搅在一起，没有哪个时间节点能把天真的少女作家和精于算计的形象经理人一刀切开。打个比方，就像一株沿棚架攀爬了二十年的藤蔓，你没法把植物从棚架上剥离而不同时毁掉它的形状。棚架的形状就是植物的形状。

说到这里，如果报警这个行为完全是蒋自己的主意，那就说明她明知道自己在撒谎的情况下，也清楚的知道只要最核心的谎言（抄袭台湾学者论文）没被揭穿，她所共生的那个系统就会以她期望的方式保护她。

就像刚才所说，景观社会的框架在分析这类事情上是有天花板的，把框架扩大到整个晚期资本主义分析中常用的那些概念也是如此，比如套用拟像和符号资本之类的概念，的确可以解释蒋方舟事件为什么以这种形式在这个时代发生。但如果把社交媒体拆掉，把整个晚期资本主义的景观装置统统撤走，这一类事情就会消失吗？

只要我们稍微查询一下历史就会得到答案，不会。历史上这类事件形式可能千差万别，但结构几乎是一样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景观装置加速了蒋方舟事件的节奏，放大了它的剧场效果，但这不是病因本身，病因在更深的地层。

蒋方舟的造假之所以激起远超一般学术丑闻的公众愤怒，在于她冒犯了一个比学术规范更根本的信仰。一个无名研究生抄硕士论文，人们最多就是摇摇头。真正让大众咬牙切齿的，是蒋方舟对于天才的“窃据”。

这种特殊的愤怒有一条很深的思想史根系。

在伽利略之前的漫长世纪里，知识的权威建立在传承之上。复述越精确，权威越高，中世纪修道院的抄写员以一字不差为荣。知识是一座储满前人结晶的仓库，学者的本分是看管和搬运，没人指望你自己往里添新东西。霍布斯后来就讽刺中世纪的科学本质上就是亚里士多德学。

伽利略动摇的不只是地心说，他的潜台词是一个人可以凭自己的理性发现前人不知道的真理。伽利略在《两大世界体系对话》中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它认为人和上帝在数学上拥有同样的精确性，唯一的区别在于上帝可以理智直观，而人可能会犯错，需要训练。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整个启蒙主义的源泉。用康德那句著名的话来说，“敢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智”（Sapere aude）。巧合的是（或者应该说必然的是），这句话出自康德1784年那篇经典的论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

但理性一旦被宣布为人人皆有的能力，它就制造了一个自己无法消化的问题。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运用理性，为什么有些人能创造出其他同样拥有理性的人创造不出来的东西？

康德自己在《判断力批判》里给出了这个解释。他的回答是天才，或者说自然通过其为艺术立法的那种才能。天才的首要特征是原创性，理性人人都有，天才只有少数人拥有。理性可以通过训练获得，天才是自然赋予的，教不会也学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