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弑亲惨案，今年后劲最大的华语电影？三联生活周刊

2010年7月21日晚，香港荃湾发生一起残忍命案。15岁少年简家良在家中用菜刀砍死自己的母亲和妹妹。事后，他换了一身衣服，将带血的菜刀放进背包，离开家在街上游荡了一会儿，最后在一个公园里报案自首。在被警察带走的路上，他一直喃喃自语：“这个世界太多人，砍死他们，这个世界少点人会更好……”

这是当年震惊香港的一场弑母杀妹案。简家良事后被证实在犯案时处于精神分裂症发病状态，遂最终以两项误杀罪，被判处无限期医院令。14年后，根据案件改编、由刘青云主演的电影《爸爸》在香港上映，很受关注。影片最终收获2300万港币票房，位列本土电影年度票房前十，并在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一举拿下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和最佳新演员三个大奖。最近，影片在内地上映，向我们揭开那场惨剧背后的点点滴滴。

无兆之灾：一个普通家庭的崩塌

案件发生在一个很平常的香港家庭。刘青云饰演的“爸爸”阮永年，常年经营着一家茶餐厅。他的生活简简单单，每天和妻子轮班看店，24小时不间断运营。家里不算大富大贵，但收入也还宽裕。他曾想过晚上停业，让自己和家人有更多相处时间。之所以始终没下决心，一方面是顾虑到很多老顾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孩子还小，想再挣几年钱，多一点保障。后来记者问他为什么发生那样的事，他说都怪自己当晚不在家，否则这样的事就不会发生。

那天，阮永年一家人先在店里一起吃了晚饭，饭桌上有说有笑，毫无异常。阮永年眼看着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回家休息，自己留守店里，以为又是一个平常的夜班。没想到，半夜警察来访，告知他家里出事。他根本不敢相信。所有的信息到达了大脑门口，却根本进不了门，浑身上下也没有唤醒任何痛苦和愤怒的反应，好像只要继续用平常的状态应对，这样可怕的事情就不曾发生过。

《爸爸》剧照，下同

他被警察带到羁留医院，看到儿子手上包扎的伤口和扣紧的金属手铐，第一句话毫无波澜地脱口而出：“你肚子饿不饿？”

胡金燕是客家人，祖籍广东惠州，在香港打工时与阮永年相识相恋。刚生下儿子厚明时，永年还在从事活禽买卖，每天身上又是血又是腥，金燕总是担心儿子被吓到。后来夫妻转型开茶餐厅，一起奋斗打拼，经济状况也有所提升。

妹妹厚恩出生的时候，全家人都很开心。奶奶说：“这样好了，一子一女，是个好字。”还让厚明好好照顾妹妹。一直以来，厚恩都是家里的开心果，和哥哥偶有斗嘴闹矛盾，但还算和睦，和大多数双孩家庭差别不大。

阮厚明性格内向，有时脾气很倔。不过总体来说很乖，在学校成绩不错，从不惹是生非，让人很省心。奶奶也说他心很善。妹妹捡了一只野猫要养，却三分钟热度，后来基本都是厚明在照顾。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低调、懂事又充满善意的少年，却在那一天晚上骤然变成“恶魔”。案发当晚，妈妈和妹妹都已经熟睡，厚明戴上手套，走进厨房拿起菜刀，在空气中乱砍。看见妹妹醒来走到客厅，就挥刀砍向她。妈妈听到尖叫声赶紧跑来，厚明又立刻转向妈妈狂砍。直到一动不动，才停下手。

阮厚明犯案后，在街上游荡了一段时间，本想再度袭击路人，但因手上有伤未遂。他走到附近公园冷静了下来，掏出手机报警自首：“我杀了人，我杀了妈妈和妹妹。”

被警察问及为何杀人，厚明回答，因为这个世界人太多了，少一点人可以让世界好一些。他还听到有声音对自己说话，让他这么做。

经过精神科医生诊断，证实他确有幻听，并且案发时正处于精神分裂状态。最终被判处无限期医院令，进入精神病治疗中心，直至确认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为止才可获释。

无恶之罪：一场没有答案的误杀

这是一场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离奇惨案。早年的香港电影对这类奇案有一套类型化的猎奇拍法，往往充斥着强烈的视听冲击和夸张的表演。但近年来的香港电影在此基础上做出大幅改进，趋向于用温和的人文主义视角去解析案件中的人物。

《爸爸》的导演翁子光便是这一类型片的破局者之一。他在改编过程中，并不以悬念推理作为故事的重点，反而是在一开始就向观众揭示凶手，再一点点地挖掘案件中的人物为何走到这一步，试图叩问这一社会悲剧的答案。

2015年自编自导的成名作《踏血寻梅》，通过一场当年震惊全港的“援交少女碎尸案”，重构一位少女如何在家庭、社会的挤压下走向绝望。2022年监制的《正义回廊》，同样是根据一场肢解父母的奇案，来观察两个失意的边缘青年，如何变得心理扭曲、极端。

但在《爸爸》里，这种对凶案动机和社会结构性问题的探察，遇到了巨大的阻碍。因为在这场与精神分裂相关的命案里，谁也无法得到一个真正的答案。

精神分裂症，又称思觉失调，是一种严重的精神障碍，典型症状是无法区分真实与幻觉。患者在发病前往往看起来和正常人无异，一般人难以察觉。其病因非常复杂，受到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

厚明在作案后，反复说自己并不是针对家人，只是想让这个世界上的人少一点。但永年事后一有机会，总还是想问儿子为何要这样做。“你有问题要说嘛，大家是一家人。”没想到，儿子冷冷地回了一句：“是你想要答案，而不是我。”

怎样的答案才能平复内心的痛苦呢？永年自己也不知道。所幸的是，儿子杀人应该是没有什么恶意的——儿子不是魔鬼，而是一个病人。但不幸在于，悲剧是无法挽回的，儿子依然要长期住院治疗，与社会隔离，这与无期囚犯并无区别，却又不能像对待一个做错事的孩子那样去责骂、怪罪。

永年究竟能怪谁？好像只能怪自己。怪自己没有早点发现孩子生病，怪自己没有让茶餐厅早点停业、多一些时间陪伴孩子，怪自己那天晚上不在家。

影片中有一则插曲。永年参加社区的戒烟辅导活动时，看到一个行为异常的“顽皮”男孩。但工作人员告诉他，那孩子不是顽皮，而是患有自闭症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从那一刻起，永年开始在记忆里拼命寻找可疑的线索——儿子半夜在床上折腾、闹出声响，是不是已经是犯病的前兆？早年从事活禽买卖，是不是吓到了年幼的他？相较于女儿，自己是不是对儿子太严厉，沟通太少？然而，这样的追问终究是徒劳的，答案始终是一团混沌。

而对于观众，这些择取过的闪回画面，也像是种种心理暗示，让我们近乎惯性地在其中寻找证据，审判这个爸爸的过失。但到头来，又觉得自己的指摘毫无意义。永年不是最完美的爸爸，可也绝不是最糟糕的那种。他不是精神科医生，只是一个努力打拼的普通小市民，又如何从那些微小的异常里，辨识出孩子隐秘的精神障碍？

电影细碎地向我们呈现了永年一家人过去的点点滴滴，好像其中暗藏着什么命运的钥匙，却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只是些令人怀念的家庭日常。和所有的普通人差不多，有温情玩笑，也有矛盾冲突。

现在看来，这就是一场无法预料的悲剧。可能有人对这样杀人动机不清不楚的电影感到不满足，但我看完更多是一种万幸。幸好，这不是一部满足于我们对奇案刻板想象的电影，幸好，它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回答。就像是意外降临在孩子身上的自闭症、忧郁症，这场精神分裂导致的误杀，也只能让人感叹命运无常。

无解之痛：一个幸存者的破地狱

与《爸爸》同年在香港上映的电影《破·地狱》里，有一句台词：“活人也需要破地狱，活人也有很多地狱的。”

《破·地狱》剧照

幸存下来的永年，就宛如活在地狱之中。他既是受害者的家属，也是加害者的家属。究竟是更难过于妻子和女儿的离世，还是更难过于儿子犯下的罪过？这个问题的答案，连他自己也很难说清楚。

起初，翁子光准备写一部父子情的故事。但在与人物原型简先生接触交流之后，他决定完全聚焦爸爸的故事。他答应简先生，不去探望在治疗中心的儿子，只是从爸爸的口中了解全部经过。

从《爸爸》这个片名就可以看出，电影的重心不在刻画案件，追问凶手动机，而是用日常的描绘、记忆的重现，来书写“爸爸”这个人物的情感脉络，和他重建生活的过程。

两个多小时的电影分成5个篇章，分别对应家里的五个成员（其中包括一只名叫“三花”的猫），全都是关于永年对过去家庭美满时的回忆和案件之后孤身一人的悲凉生活。他会用日常的忙碌来麻木自己的感知，也会为自己找点闲事来转移注意力。有时，会在电脑前给亡妻写信，诉说这些日子的心境。有时，他会幻视女儿还在身边，和自己拌嘴对话。

他与儿子也没有断绝往来，而是继续维持一个爸爸的身份，定期去治疗中心探望，也会给他带去一些书，鼓励他早点走出过去，面对新的生活。儿子在18岁生日那天，许下了一个心愿，希望得到爸爸的原谅。他决定在那天把案发当晚的事情向爸爸说清楚，可刚开了一句头，就被爸爸打住。在爸爸看来，执着于一个答案已经不再重要，难的是，如何放下追问，与自己和解。正如现实中的简先生，明确表示过自己不会恨儿子。而既然没有恨，也就无所谓原谅。

影片几乎不见煽情的段落，也没有刻意地放大苦难。只是平实地向我们记述，一个被宿命折磨得遍体鳞伤，却又无处可以释放的孤独灵魂。刘青云这回的表演，是内敛和生活化的，不着痕迹地呈现出这个角色迷惘、压抑又努力如常的状态。所有的克制，都使得这部电影没有沦为一次对案件奇观化的消费，也没有戏剧化地在观众与当事人之间划出一道隔阂。反而让人们可以在那平静的生活表面，窥得那份隐忍之下的巨大伤痛。

当然，作为一个事件外部的人，看这样的电影仍然是失语的。我们没有面对过如此沉重的苦难，不可能轻飘飘地去对这一家人做出怎样的评判。只能在银幕之外默默陪伴这个承载着痛苦和内疚的父亲，在内心里一点点升起共情和悲悯。

而在永年的故事里，我们也仿佛看到了那些无数遭遇创伤的普通人身影——像是那些在疫情里失去至亲的人们，像是去年因香港大埔火灾而被夺去一切的人们。看完《爸爸》，你能遥远地感受到，此时此刻也许正有数不清的“爸爸”和“妈妈”在生活的废墟里一点点寻找光亮，一点点治愈自己伤痕累累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