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历“蹲族”背后， 是谁在毁掉名校生的尊严？文化纵横杂志
近年来，随着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各大互联网平台上普遍出现了一类新风向。海内外高校毕业的青年以视频、文字等形式半自嘲地发布自己的失业蹲家日常。同时，众多网友也在评论区附和、抱团。学界将这类名校毕业，却又拒绝进入常规就业路径的青年群体称为“蹲族”。该群体的诞生深刻反应了当今社会劳动力供需关系的内在冲突，值得深入探究。
本文认为，“蹲族”现象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结构性矛盾在青年生命历程上的集中投射。作者指出，该现象源于高等教育扩张导致文化资本转化失灵。这使青年陷入既脱离学生身份、又无法完成社会整合的“永久阈限”状态。在此过程中，他们依托家庭经济支持维持悬置生活，却也因此长期陷入经济依附、身份焦虑、代际冲突与现实社会关系收缩的困境；同时，他们通过网络社群建立认同，以备考、技能学习等方式为自身抵抗赋予合法性，并将拒绝就业视为维护教育投入价值和阶层尊严的防御性选择。文章进一步指出，部分青年最终借助数字经济、自主创业和自由职业实现重新整合，突破传统科层制就业路径，探索出新的社会融入方式。
作者提出了“阈限性的再生产”这一分析框架，将布迪厄的社会再生产理论、阈限性理论与斯科特的消极抵抗理论加以整合，揭示了结构压力与主体行动之间相互强化、不断再生产青年边缘处境的循环机制。该研究驳斥了将“蹲族”简单归因于懒惰、躺平或慢就业的简单解释，揭示其本质是学历贬值时代文化资本失灵下的结构性困境与主体性回应，并进一步提出数字经济时代微观再整合的可能路径，为理解当代青年就业困境、身份认同重塑及社会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阈限性的再生产
学历贬值下“蹲族”青年的消极抵抗
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引人关注的特殊青年群体——“蹲族”。该群体多数成员毕业于知名高校，家庭条件较好，按一般轨迹本可以拥有开阔的发展空间。但离开校园后，他们并未进入常规就业路径，而是长期处于无业状态，或选择灵活就业，居留家中或出租屋，维持低欲望的日常状态，同时在网络空间保持高度活跃（廉思，2024）。“蹲族”现象形成的宏观背景，关联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劳动力市场吸纳空间有限之间的结构性矛盾。1999年，我国启动高校扩招（巫锡炜等，2022），此后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持续上升（程锐等，2023）：从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51万人，到2003年高校毕业人数达187.7万人（马光荣等，2017），202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1148.5万人（蒋晨阳、杨素红，2024），2025年预计增至1222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4）。
与此对应的是青年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指出，16~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在 2023年6月达到21.3%的历史峰值，调整统计方式后仍高达约14.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24），远超总体失业水平。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发现，他们投入多年时间与资源换来的文凭并未带来预期的回报，在社会约定中通过“上岸”获取理想工作的路径在现实中逐渐失效，学历含金量不断下降，国家推行教育扩张时提供的向上流动路径与劳动力市场现状产生碰撞。部分青年选择用“蹲”这种静默退出的方式，抒发自身的失望与困惑，他们暂停甚至放弃个人职业发展，并非出于惰性，而是对失效的社会价值模式发出无声的质问。此类群体现象既未得到足够重视，也缺乏相应的干预措施，可能导致相关个体长期陷入精神空虚和迷茫，不仅使自身社会价值逐步消退，还会给家庭和睦、社会文明进步及国家长远发展埋下隐患。
“蹲族”虽然与“躺平”“慢就业”“全职儿女”等概念表层特征存在重合，但实际上，“蹲族”核心特征具有独特性。与传统意义上的失业不同（范世明，2025），“蹲族”的状态可理解为主动选择的“悬浮”，他们主动脱离学生身份，一直未进入社会职场的常规运行轨道。经济方面依靠家庭支持，心理方面尚未脱离对家庭的依附，个体日常活动范围局限于固定空间，在网络世界的参与度却极高。“蹲族”的选择不代表完全放弃自我追求，他们退出主流竞争，以此向当下社会环境传递自身态度，属于带有抵抗性质的选择。讨论该议题时，慢就业泛指毕业生毕业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既不升学也未就业的现象（姜波等，2025）。个体选择慢就业的动机各不相同，可能包括主动出游积累认知、考研或考公失利后筹备二次考试，或是还未寻得符合预期的工作而选择延后入职。
“蹲族”可看作慢就业群体里更为极端、属性更明确的分支，这类人群大多拥有中产家庭背景，取得重点大学学历，却选择长期不就业，拒绝不符合自身预期的工作机会，将慢就业发展成为一种长期悬置的状态。“蹲族”也不同于近期网络热议的“全职儿女”。“全职儿女”指部分年轻人选择留在家中陪伴父母、承担家务，从父母处获取固定“薪水”，本质是一种将家庭角色重塑为职业的交换行为（赵怀娟，2025）。这类年轻人退出劳动力市场，多出自务实方面的考量：或是父母需要照顾，或是暂时避开职场压力，核心属于家庭内部的灵活就业形态。“蹲族”并不以承担家庭劳动换取报酬，他们和父母的关系大多呈现为被动啃老和代际冲突，不就业主要源于对外部就业环境不满的抗拒心理。
同时，“蹲族”与当下流行的“躺平”文化也有区别。躺平属于一种拒绝卷入激烈竞争、降低物质欲望的消极生活态度（刘怡然、秦立强，2025），可出现在职场或校内各类群体之中，属于心态方面的退缩（肖翔尹、徐佳琪，2025）。“蹲族”则特指毕业后未就业的身份状态，并非简单的心理躺平；他们的“蹲”更多带有策略性，通过不参与就业来抵制他们认为不公的竞争和异化的成功标准。总而言之，“蹲族”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啃老或懒惰（李春玲，2015），也不是暂时观望式的慢就业或家庭内部的全职角色，而是在学历贬值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一个矛盾综合体：他们拥有较高的文化资本，却主动回避进入常规的社会轨道，以长期的“悬浮”状态对外部的竞争压力进行消极抵抗。
因此，本研究试图探讨：为何那些拥有较高制度化文化资本、最有可能顺利延续其中产阶层地位的青年，会选择中断再生产链条、采取看似“自我废黜”的生存策略？这种长期的“悬置”状态，对其身份认同产生了何种影响？在这一看似消极的抵抗中，青年的心路历程与最终的出路方向何在？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为深入剖析“蹲族”现象，本文梳理出一条贯穿全文的理论线索：以布迪厄（Bourdieu，1971）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解释结构性断裂的起点，以特纳（Turner，2017）和萨科奇（Szakolczai，2009）等人的“阈限性”概念界定其长期的本体论生存状态，最终以斯科特（Scott，1985）的“消极抵抗”理论解析个体在结构夹缝中的能动性反应。这三个概念虽然分别隶属于教育社会学、人类学与政治学等不同的理论传统，但在此统一于“阈限性的再生产”这一核心分析框架下：再生产的失败制造了阈限性，而在阈限性中进行的消极抵抗，又在客观上不断再生产着这一边缘状态。
（一）结构断裂：文化资本的“失灵”与再生产危机
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是理解当代中国青年就业困境的宏观背景，大规模高等教育扩张在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青年就业结构性困局。李春玲认为，高校扩招与毕业生就业压力之间存在显著关联（李春玲，2015），“高校文凭供给剧增而优质岗位需求增长有限”的错配局面，导致高学历人力供过于求，学历贬值成为这种结构性矛盾的直接体现。当大学学历的供给远超劳动力市场的有效需求时，文凭作为获取社会地位和理想工作“敲门砖”的交换价值便大幅缩水，简言之，文凭不再稀缺，含金量随之下降。也就是说当大学文凭的供给增速远超优质岗位的需求增速时，便产生了结构性的“人岗错配”（李文华、李桂荣，2022），正如吴晓刚的研究所指出的：大量毕业生即便实现就业，也面临普遍的所从事工作岗位与自身高学历不匹配、难以实现其对“好工作”预期的局面（吴晓刚，1993）。高学历不再是获得体面、稳定且有发展前景的“好工作”的保证，不少毕业生发现，可获取的工作岗位和自身多年的教育投入与职业期待存在明显差距（田丰、梁丹妮，2019）。学历无法为更高的就业质量提供保障，教育与职业之间存在不匹配的情况（李文华、李桂荣，2022）。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慢就业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并成为常见状态。据麦可思研究院（2022）发布的统计数据，应届毕业生毕业半年后，接近两成处于慢就业状态，具体包括继续求职处于待业阶段、备考次年研究生考试或公务员考试等。
基于布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理论展开分析，学历贬值可被解读为制度化文化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出现功能偏移，或完成价值转换的路径不通畅。在多数场景下，家庭与学校依托文化资本的传递与认证，完成社会阶层地位的再生产（Bourdieu，2018）。个体获得高学历，本身代表其拥有更高水平的制度化文化资本，依照原有逻辑可对接体面工作，进入中产阶层，延续家庭已有的阶层优势。然而，“蹲族”的出现恰恰打破了这一预期路径，如鞠法胜等（2022）通过实证调研指出：“蹲族”往往拥有较高的父母受教育程度和良好的家庭背景，但由于教育体制与就业市场脱节，其父母所积累的文化资本未能帮助他们顺利进入精英岗位，形成了文化资本转化的断裂。
刘祥平、谢丽（2023）从个体化维度解读“蹲族”，认为这类群体选择“蹲”的状态，多是出于个人生活选择，让自身游离于主流竞争模式之外，整体呈现“空心人”的状态。该研究还提出，“蹲族”群体在网络空间的表达带有颓丧风格，承载情绪宣泄与自嘲功能，依靠独特的语言模式建立群体认同。其他研究从不同维度解读这个群体：部分研究聚焦宏观结构的再生产机制，涵盖阶层固化、教育回报断裂等内容；部分研究聚焦中观领域的体制偏差，涵盖教育与就业错位等内容；还有部分研究聚焦微观方面的主体心态，涵盖自我选择、认同建构等内容。现有研究形成的再生产逻辑，同“蹲族”现象的实际表现存在偏差。“蹲族”群体持有的文化资本，未能按照预期转化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反而使他们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处境。文化资本在转化过程中出现的断裂，是“蹲族”群体产生的结构性根源，也是本文核心问题的研究起点。结合既有研究成果，本文从结构与主体两个维度探索“蹲族”现象的宏观结构性成因，以及如何通过微观阈限体验得以呈现，同时分析青年在这一过程中展现的能动性抗争实践。
（二）状态确立：作为长期化的阈限性与当代青年过渡困境
“阈限”一词最初由法国民俗学家与人类学家范热内普在1909年的著作《过渡仪式》中提出，认为个体在生命周期仪式（如成年礼、结婚、丧葬）中，必然经历三个阶段：分离、边缘或阈限、聚合。在这一传统语境下，“阈限”仅仅是指两个社会结构或角色之间的“过渡状态”，个体处于旧身份已脱离、新身份未确立的“非此非彼”的中间地带。这种状态虽然充满模糊性，但往往是暂时的，并且受到仪式的严格控制，其最终目的是达成新的社会整合，因此往往不具备长期的结构性意义。然而，维克多·特纳在《仪式过程》等著作中，极大地拓展了这一概念，将其升华为“阈限性”（liminality）。特纳认为，阈限性不仅是暂时的过渡阶段，它还代表着一种“反结构”的力量，在其中，日常的社会等级与规范被悬置，孕育着平等的“交融”潜能，这使得阈限性从单纯的仪式描述，跨越为分析更广泛社会冲突与变迁的理论工具（Turner，2017）。
在现代社会学与当代人类学中，“阈限性”经历了本体论的转向，学者阿帕德·萨科奇与比约恩·托马森进一步赋予了“阈限性”以本体论意义的结构性特征。在现代社会中，当范热内普模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尤其是“聚合”阶段）被冻结或阻断时，个体或社会便会陷入一种“永久的阈限性”，原本作为暂时过渡的阶段，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生存条件（Blatterer，2007）。将这一分析视角运用到青年研究领域，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许多大学毕业生发现自己从学生角色“分离”后，却迟迟无法“再整合”进一个稳定的职业身份，他们被卡在一个“既不在劳动力市场内部，也不在其外”的阈限中间阶段，这种延宕的阈限状态以不确定性为核心特征：未来前景难料、目前状态未定，人生仿佛停在一个“永恒的当下”（Furlong，2012）。
深陷其中的青年会产生对“空闲时间”的恐惧，过去的既定轨迹已失效而未来又无法规划，造成时间感的碎片化（France，2016），这与“蹲族”青年叙述的普遍感受到生活节奏失序、对前途迷茫且焦虑不谋而合（程猛等，2018），表现出典型的阈限期心理。显然，在当代社会，阈限状态正在从一种过渡仪式中的短暂阶段演变为某些青年所处的长期生存状态，并伴随着显著的心理代价。在中国情境下“蹲族”现象正是这类长期阈限状态的极端案例：高学历青年陷入漫长的悬而未决状态，无法顺利完成向成人社会的融入，呈现阈限性的典型征候。
（三）主体应对：作为底层政治的“消极抵抗”
在面临再生产断裂与陷入永久阈限性的双重困境下，“蹲族”的行为逻辑需要被重新审视。詹姆斯·斯科特提出的“消极抵抗”理论，为理解青年的能动性提供了微观政治学的解释工具。面对压倒性的结构支配或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处于弱势的群体往往不会采取公开的、暴风骤雨般的直接对抗，而是通过拖延、敷衍、伪装、逃避、冷嘲热讽等隐蔽的日常形式进行反抗。这种反抗虽然看起来是消极的、个体化的，但当它成为一种群体性的日常实践时，便能有效地削弱统治逻辑的效力，构成弱者生存与捍卫尊严的策略。将此理论引入青年研究，“蹲族”主动放弃就业、躲避竞争的行径，绝非简单的懒惰，而正是斯科特意义上的“消极抵抗”。面对劳动力市场对高学历人才的“贱卖”，他们通过“不参与”来表达对异化劳动的不满，这是一种在结构性夹缝中维护自我价值的防御机制。然而，目前的学界探讨多停留在抵抗的表象上。
本研究将进一步追问：这种隐蔽抵抗背后的群体心态是什么？他们的身份认同在长期的阈限中发生了何种演变？青年抵抗的最终演进方向何在？有没有成功的突围案例？
（四）理论框架：阈限性的再生产
结合上述三大理论，本文提出“阈限性的再生产”分析框架，以解释“蹲族”现象中结构压力与主体能动性之间的动态循环。
结构制造阈限：宏观层面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产业结构升级滞后，导致文化资本（文凭）转化失灵，系统性地阻断了青年完成社会整合的路径，使其陷入长期的“阈限性”生存状态。
惯习驱动抵抗：身处阈限状态的青年，深受其中产阶层“惯习”的塑造，无法接受底层或异化的工作。在这一动机下，他们采取了以“长年蹲守、拒绝就业”为核心的消极抵抗策略。
抵抗固化位置：这种微观的能动性实践，虽然维护了青年们的尊严，但在客观效果上却进一步阻断了他们与主流社会的联结，导致其生活技能生疏、社会网络萎缩，反而非意图性地延长并再生产了其自身的阈限处境。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蹲族”青年的生活世界进行深度理解与阐释，主要运用深度访谈和网络民族志方法收集资料。针对“蹲族”群体的定义，本研究将“蹲族”界定为出身中产或小康家庭、毕业于重点院校（“211”“985”大学或有海外留学经历）、在毕业后主动放弃就业长达6个月及以上，或在求职过程中持续逃避进入职场的青年。依据这一标准，通过滚雪球取样，达到理论饱和时停止抽样，最终获取了30名符合条件的受访者。受访者平均年龄约25.8岁（24～29岁），其中男性13人、女性17人；学历背景包括重点大学本科20人、硕士9人，海外高校教育背景者2人。所有受访者都曾经历至少6个月的赋闲期，其中约一半在访谈时仍然待业。深度访谈于2024年底至2025年中进行，所有受访者均以代号匿名（如受访者WG、HL等），并按照“FT+访谈日期”的编码规则标注（受访者基本信息详见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