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与“蛮夷”：古代中国的国家认同人民东方历史
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 一词最早出现在1953 年列文森论梁启超的名著《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中。国家认同是个政治概念，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归属哪个国家的认知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构成，如政治文化族群等要素的评价和情感，是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升华。
“中国”一称，首见于西周初期。1963年，陕西省宝鸡县贾村出土的何尊，为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其铭文记载：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之辟民。”
铭文中“中或”的“或”，《说文解字》解释道：“或，邦也，从□，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域，或又从土。”段玉裁注：“盖或、国在周时为古今字。古文只有或字，既乃复制国字。”据此可知“或”即“国”。周武王世称“中国”，可以得到证明。若再进一步追溯，则殷商卜辞中可以见到商人称其国为“中商”，故胡厚宣先生认为：“商而称中商者，当即后世中国称谓的起源。”综合起来看，“中国”称谓最迟已见于周武王时代。
根据何尊铭文，“中国”指的是在商旧地建设的洛邑，为周的直辖地。
《诗经》中也有多处“中国”的记载，例如《大雅·民劳》诗的每一段起始句：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
“民亦劳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国，俾民忧泄。”
“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
其中一段的首句为“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同上面的句子，尤其是第一句相对照，即可明白诗句中的“中国”也就是“京师”。故其注解释：“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此外，诸如：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大雅·荡之什·荡》）
哀恫中国，具赘卒荒。（《大雅·荡之什·桑柔》）
此二处的“中国”，亦为“京师”。和“中国”相对的是“四方”，亦即“诸夏”。
不论“中国”指的是镐京还是洛邑，都是周直辖的政治中心地。
春秋以后，文献里“中国”的称呼大量增多。《左传》记载：
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成公七年正月”条）
戎有中国，谁之咎也。（“昭公九年”条）
中国夏王朝宫殿
“中国”和“蛮夷”、“戎”相对，已经从原来的“京师”扩大到周王朝的中原封国，故《史记·张仪附犀首传》记载：“中国无事，秦得烧掇焚杅。”唐司马贞《索隐》解释“中国”道：“谓山东诸侯齐、魏之大国等。”唐张守节《正义》说：“中国，谓关东六国。无事，不共攻秦。”随着文化统一的进程，“中国”的范围也在空间上不断扩大。战国时代，实行周制而获得中原诸侯国认同的国家逐渐融入“中国”，例如西方的秦，南方的吴、越和楚等都先后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中国”成为全国的称谓，《史记·天官书》记载：“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
然而，以中原为“中国”的观念根深蒂固，影响久远。《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赤壁之战前夕，诸葛亮力劝孙权抗魏，说道：“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这里的“中国”指曹魏政权，即中原国家。有趣的是，西晋灭亡后，徒迁江南的东晋以正统自居，但是，《晋书·周处附周勰传》在记载北人南渡时说：“时中国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御吴人，吴人颇怨。”显然，南方一般还是以北方为“中国”，这种情况在南北分裂的时期十分常见。唐朝之后，称北方为“中国”的现象逐渐稀少。
“中国”不仅是地域的概念，它和“夏”、“华”一样，具有文化的含义。司马迁在论中国同夷狄的区分时说：“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内外之别，标准在于“冠带”，也就是礼仪制度。更加清楚而具体的表述，见于《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秦缪公问由余道：“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亦即在古人心目中“中国”是“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的国家，对于周边民族具有文化上的优越感。春秋赵武灵王时代，赵公子成曾经用颇具民族主义色彩的口吻对“中国”所蕴含的文化特点概括道：
中国者，聪明叡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
禹迹图（北宋）
正是在“中国”国家形成的同时，也逐步确立起了以“天下”观为主体的国家认同，在这一观念中，高居于民族和国家之上的是“天”，“明明上天，照临下土”。上天通过“天子”来管理小民和国家，故《尚书·召诰》说：“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王代天行政，首先要立德，其统治下的民众才会遵守法度。此句中的“天下”指的是周天子的统治地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条记载了富辰劝谏周襄王的话：
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
周之“天下”，及于所封建的诸侯国，其外则有蛮夷，故周天子要团结诸侯，共御“外侮”。
《尚书·立政》记载：“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尚书正义》引《释地》解释道：“‘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知‘海表’谓‘夷狄戎蛮，无有不服化者’。”“天下”与“夷狄戎蛮”所居之“海表”对举，显然是周的领地。
然而，圣王应该超越华夏，德被四裔，使得华夷无不靡从。因此，天子之德有如阳光雨露，广被四野。随着德化的进程，天下的范围自然也在逐步扩大。贾谊《过秦论》说：“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春秋战国时代说的“天下”，还只是实行周制的地区，多用于指山东六国。
秦统一中国之后，“天下”的称谓显著增多，从下面引用《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多条记载，可以看到秦始皇君臣喜欢使用“天下”一词来指新统一的全国，令人感受到秦人对统一六国空前功业的自负。秦始皇说：“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称统一六国为“平定天下”，不是司马迁的创造，秦朝君臣都如此言说，《史记·秦始皇本纪》所收秦始皇登泰山碑文称：“初并天下，罔不宾服”；登之罘东观碑文称：“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皆为明证。
秦之天下，囊括周分封的诸侯国，但实际要更加广袤，故大臣李斯等人不无骄傲地说道：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
秦的“天下”远比周广，包括实行郡县制度，法令统一的地区，也就是秦朝政令所及之地。秦二世说：“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境。”在秦政令通行的“天下”外，则是四夷的地区。故此处所言，应是狭义的“天下”。
此外，在秦始皇于琅琊所立碑文中提到“天下”的范围：
皇帝之德，存定四极……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这个“天下”的范围，与仆射周青所言相呼应：“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这里的“天下”涵盖了夷狄，是广义的“天下”。然而，夷狄地区并非秦实际控制的区域，只表明秦朝的雄心，要让皇帝的威德像阳光一般照耀夷狄之地，让他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这一点且留待下面分析。这里只想指出一点，即所谓的“天下”更加凸显出文化的优越，秦朝广义的“天下”观，继承了向夷狄推行中朝文化以改变他们的理念。
由此，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就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四周皆为“蛮夷”，融合华夷等级世界的“天下”观，或者说是国家认同，这是早期国家建构和塑造的观念基础，从殷商时期就以东西南北方位来建构世界，将自己居中作为四方的统治者。西周继承这个传统，以周王朝为中心，周围封建诸侯，形成周的天下。春秋战国时代，周王权威失坠，中原诸侯起而尊王攘夷，成为华夏的中心，周边分布着不同于中原文明制度的“夷狄”。无论是西周的诸侯，还是春秋战国的中原霸主，都以礼制文明相高尚，作为天下的中心，在他们眼里，越往外走，文明程度越低，孔子在《论语·为政篇》所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由此产生具有中国的特色的天下观和华夷观念。
燕下都西墙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