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之队”的表现为何如此糟糕？夏榕

大家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在华盛顿与德黑兰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伊朗民众似乎被完全忽视了，成为今天6月25日《费加罗报》首页关注重点。据该报指出，伊朗民间社会将该协议视为一种背叛；战争加剧了伊朗人民的生活困境，德黑兰弥漫着“苦涩的情绪”，并同时提醒，制裁已经“迅速侵蚀了伊朗人的购买力”，并助长了抗议活动。与此同时，法国刚刚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闷热的两个夜晚，由于气候变暖，这种危险现象正日益频繁则是《解放报》的封面话题。此外继《十字架报》与《世界报》后，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之际《解放报》也将目光放到中国足球队上，登出报道解析，远大梦想之下奈何成绩惨不忍睹。

Xi Jinping tire dans un ballon de football lors d'une visite au stade de Croke Park à Dublin le 19 février 2012. © REUTERS/David Moir

《解放报》写道，尽管习近平主席推出了宏大的计划，但这个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国家在足球领域却始终未能取得突破。将体育政治化的做法反而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而当局的主观能动性也逐渐消退。

报道续称，在今年的世界杯上，我们看到了佛得角对阵沙特阿拉伯、苏格兰对阵海地、波黑对阵卡塔尔的比赛，但却看不到中国队的身影。这个人口第二多的国家，凭借其“冠军工厂”和数百枚奥运奖牌，已成为全球体育的巨头，但在国际足联的排名中却仅排第91位。中国队（绰号“龙之队”）并未让任何对手感到畏惧。在世界杯预选赛中，他们曾以0:7惨败给日本，输给了排名更低的印尼，甚至在对阵新加坡时被迫接受了一场耻辱性的平局——而新加坡的人口仅为中国的1/230。

然而，习近平在2011年曾提出三个雄心勃勃的愿望：进入世界杯决赛圈、主办一届世界杯、并最终赢得世界杯。这位全能的中国国家主席素来以足球爱好者著称，他深知足球对软实力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国家中。

据巴黎政治学院体育地缘政治专家让-巴蒂斯特·盖甘（Jean-Baptiste Guégan）对《解放报》解释说，“习近平对足球的兴趣首先与国家实力有关。他想将中国打造成为全球强国，而这需要通过体育实力来实现，尤其是在足球这一第一运动中体现。” 。

2015年，习近平宣布要将中国队打造成“世界最强队之一”，并启动了一项宏大的计划。十余年后，这一雄心听起来却空洞无比。尽管国家层面付出了巨大努力，但中国队在国际足联的排名反而下滑了十余位，且从未接近过世界杯决赛圈。中国队唯一一次参赛是在2002年的韩国世界杯，当时他们甚至未能进一球。甚至主办世界杯的可能性也一再推迟。

报道提及，中国媒体最初曾将目标锁定在2026年，当时正是2010年代中期当局对足球热情高涨之际。随后，他们又将目光投向2030年，尤其是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访华并受到习近平接见之后。但随着下两届世界杯的主办权已被确定，北京可能要等到2042年才能轮到自己，这得益于世界杯的大陆轮办制度。

世界最大的足球学校

报道表示，中国确实在足球发展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为了扩大球员基数，北京将足球引入了所有学校，并寻求了一位不太可能的导师。2012年，中国聘请了美国人汤姆·拜尔（Tom Byer）协助教育部发展校园足球项目。这位五十多岁的教练因在日本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和漫画而闻名，他在节目中向孩子们讲解传球、盘带和射门技巧。北京让他如法炮制，但规模是中国式的。2016年，汤姆·拜尔开始在中国各省的学校巡回，向教师们传授如何从小培养孩子们对足球的兴趣。他的技术建议每天都在电视上播放。

为了培训那些展现出最佳潜力的年轻球员，当局鼓励中国的大型企业资助培训中心。说干就干：地产巨头恒大集团在2012年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足球学校。这里有来自欧洲顶级俱乐部的教练、50个足球场、近3000名学员，以及一个6米高的世界杯奖杯复制品矗立在入口处。

为了激励年轻新秀，当局还下令振兴本土职业联赛，其中的俱乐部都由大企业支持。为了吸引外国球员，投资的闸门被大大打开。在2015-2016年的冬季转会窗口期，中国超级联赛（CSL）的花费超过了欧洲五大联赛的总和。2017年，阿根廷球员卡洛斯·特维斯（Carlos Tévez）在上海的俱乐部中成为世界上薪水最高的球员。

技术细腻但缺乏灵感的球员

报道指出，足球成为了国家目标，受到中国共产党（CCP）官僚体系的严格控制，决策由上层做出。足协主席同时也是中共的副秘书长。然而，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紧密的交织，发展战略却接连失败。2020年实现5000万足球人口的目标（在14亿总人口中）远未达成：根据国际足联的数据（这一统计因基于推断而备受争议），目前有2600万足球参与者，而2024年持证球员仅有53.9万，还不及法国的四分之一。

“中国在个体奥运项目上表现优异，因为成功可以通过重复训练和集中化的训练体系来实现。而足球则依赖于即兴发挥和深厚的本土基础。”体育专家马克·德赖尔（Mark Dryer）在《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中如此评价。中国球员可能技术细腻，但在场上往往缺乏灵感。“中国孩子的教育方式与欧洲孩子不同。他们从小就被灌输‘有对错答案’的观念。但足球并不是一项追求完美的运动，它更需要创造力。” 报道引述曾在中国担任教练的大卫·斯普罗尔（David Sproer）在接受BBC采访时如此解释。

面对这些令其失望的结果，中国当局逐渐放弃了足球雄心。“2018年，让中国成为足球强国的目标基本上停止了，首先是因为房地产危机冲击了国家，然后是新冠疫情。习近平意识到所付出的努力并没有传递出他希望推广的形象。” 让-巴蒂斯特·盖甘解释道，“由于中国在社会学上并不是一个足球国家，人们对足球的兴趣主要由大企业推动，而他们的发展战略依赖于高薪聘请外国球员。”

38万欧元的贿赂

当局迅速终止了这一趋势，重新掌控了联赛。2017年，每支球队的外援名额开始受到限制，随后又实施了薪资上限，俱乐部也更名以去除大企业的名称。但流入足球的巨额资金却带来了其他问题。腐败和假球现象屡见不鲜，以至于上赛季有超过一半的中超俱乐部在开赛时就受到了行政处罚。

2024年，曾在2020-2021年执教中国国家队的李铁因腐败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他承认操纵比赛，并支付了超过38万欧元的贿赂以获得职位。

自此，足球的热情逐渐消退。“足球仍在所有学校中开展，但培训中心的资源减少了。” 让-巴蒂斯特·盖甘指出，“所有人都明白，足球不再是政治优先事项。那些曾支付高昂费用送孩子进入培训中心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不再受到‘让中国成为足球强国’这一梦想的驱动。”

《解放报》最后提及，尽管困难重重，中国仍然存在一群忠实的足球支持者。由于没有本土球队可以支持，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将目光转到一位裁判身上。马宁是首位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的中国人。在中国国内，他变成勒社交媒体上的小明星，分享自己为比赛做准备的日常，甚至还与电子巨头联想和海信签下了赞助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