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失业的白领，正面临“斩杀线”理想国LIVE
工作能为生活带来的安全感越来越少了。
《人生切割术》
即便是鞠躬尽瘁多年的职场人，仍然不知何时会受到公司“背刺”：或是被“优化”、调岗、减薪后被迫主动辞职，或是在距离退休还有五年的关口前被突然解雇，或是在大规模裁员中被不幸“毕业”。
突如其来的失业对于中年人来说，相当于瞬间失去了生活的支柱。一面是房贷、车贷、养老、育儿的压力纷至沓来；另一面，就业市场好像也不再青睐不够年轻、不够廉价的自己。
“落水”之后，孤立无援的失业者们拼尽全力想要提升自己，最终往往是把钱送进了狮子大开口的就业培训机构里，却仍然没能重新“上岸”。
在《失业白领的职场漂流》中，记者芭芭拉·艾伦瑞克“卧底”为一名失业白领，用亲身调查向我们揭露了残酷的现实：无论是否失业，企业白领在系统面前都孤立无援，不得不为这样的职场出卖自己的健康和尊严。
白领失业后，想要东山再起，究竟需要面对什么？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如何团结起来，为彼此提供真正的支持？
以下是芭芭拉的调查报告。
求职训练营的陷阱
我所受的教育并不是为了面对这样的世界，我想，这也不是我在这个世界中遇到的多数求职者所预期的。
那些像我和求职同伴们一样的美国中产阶级，如从前的新教徒一般对人生怀抱期望，以为努力工作会获得安逸的物质生活作为报偿。
这个古老观念对劳工阶级来说，从来就不是实情，多数人的工资根本不能和付出的辛勤劳动相比。如今，社会学家都同意，这个观念对那些构成企业体制、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而言，也越来越不真实。
我在求职期间遇到的失业者，有些是大幅裁员下的无辜受害者，有些则正值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却突然被解雇。
我在研讨会中遇到的保罗就说，他被裁员正是因为他的高薪。利亚·格雷说，她被上一份很好的工作单位裁员前，才刚获得备受赞美的评价。杰夫·克莱蒙特在他被炒鱿鱼的同一周，才因他部门的优秀表现受到COO表扬。
正如马克思所观察的，虽然他出乎意料地赞赏资本主义的活力，但他认为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办法担保稳定性。流离失所的专业人士在旧的奶酪被搬走后，必须学习适应新奶酪的口味。
但是当有技能和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屡屡发现他们的技能没人要，或是经验被打折扣时，那就表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问题，深深地切断维系我们的社会契约。
当失业者和焦急的就业者向外寻求人为帮助和团体支持时，回应的援手常常显现出掌控与掠夺的性质。
有一小时要价200美元的教练，他们煞费工夫拖延简历的修改美化，以大众心理学来授课；有侧重管理层的公司，出售办公空间和一次施舍一个名字的人脉渠道；还有在各地教会的广告中自称有具体帮助的团体，但结果除了个别教派的宗教慰藉外，其实提不出什么实质的帮助。
在这些场合中，任何关于经济及企业的统治这类可能具破坏性的谈话，都不容许发表。
我可不是说这种压制意见的做法是故意的。但无论那些教练和社交活动组织者的动机为何，他们努力的结果就是转移大家提出的难题，以及这些问题可能暗指的异议，使大家不去注意。
例如，他们屡屡告诉我们，要把求职当作工作本身，最好找位朋友或教练来“监督”，这些似乎都是用来预防煽动性思想的。求职者的大部分“工作”——网络搜索与申请，都公认没什么效果，除了填补原可用来省思问题根源的时间空当外，似乎并没有什么功用。
然后，再来看看教练提议比网络搜索更能善用时间的社交活动，虽然创造了失业者间团结一致的可能性，让大家有借口聚在一起，交换个人故事，或许还可讨论共同的解决办法，但由于社交的性质使然，容易破坏求职同伴间最初的团结，最好的情况是彼此提供渠道或消息的来源；最坏的情况则可能被视为竞争对手。
《无依之地》
最后，再看看这些经常要我们保持或培养“必胜态度”的指示。不用说，一个微笑自信的人在面试时会比一个抑郁的人更成功，但这个指示不只适用于特定互动下的自我表达：你必须要实际感觉“积极”，像个胜利者一样。
你必须放弃任何“负面”的想法，也就是说，你尤其要放下因失去上一份工作而持续累积的怨恨。我引用了一个网站里的警语：“假如你对前任雇主感到很愤怒，或具有负面的态度，对方是看得出来的。”
禁止愤怒似乎不太可能培养出真心的接受或“复原”，而且这一定会抑制任何有关企业体制问题的谈话。“我为公司付出这么多，为什么还会被遣散？”这个痛苦的问题在说出来以前就被截断了。
在针对白领失业者的书籍、辅导课程和社交活动中，求职者若想对自己的状况做更广泛的社会性了解，没多久就会遇到具有明显敌意的意识形态。
回想在训练营时，当有人怯怯地暗示说，可能有一个受到市场界定或由CEO们统治的外在世界时，这个说法立即遭到驳斥：这个世界只有我们这些求职者，必须改变的是我们。
“要保持必胜态度”这个常听到的说法，则更委婉地传达同样的信息：要内省，不可以向外看；这个世界全由你的意愿而行。
企业有两种合法的赚钱途径：增加销售或削减开支。在多数案例中，企业运作的最高开销就是薪资支付，也因而使裁员成为诱人的选项。此外，很多投CEO所好的兼并与收购，在经济考量下无可避免地造成了裁员。
高级管理阶层可能经由削减他人的工作机会，提升自己的薪水。这种趋势在1990年代中期很明显：大幅裁员的CEO们比那些没有裁员的CEO们待遇好很多。
过去几年来，外包让CEO们获得最大的报酬：服务性工作外包最多的50家美国公司，薪资增加的速度比其他没有外包的公司快了5倍。
《年会不能停》
用很白话的生物学名词来说，企业已经成为内部掠食的场所，一个人可以靠削减他人的工作而得到升迁。
这种达尔文式的竞争当然是有极限的。到了一定的时候，那些幸存者不管再怎么努力，都无法再承担被解雇者的工作。
当失业者向外求助时，他们就进入了一个暗中操控的文化：一个我完全陌生的文化。当我开始接触企业界时，我预期会进入一个活泼的、合理的、没有废话的领域，专注于具体的结果上。否则，公司怎能在激烈的竞争下生存呢？
但我所遇到的，是个被假设撕裂的文化，这些假设和以事实与逻辑为基础的假设无关，这个文化热衷于未经检验的旧习，因服从规范而瘫痪，而且被迷思所贯穿。
我所遇到的企业界最怪异的一面，或许是它不断强调“个性”和“态度”。这条道路上充满了提升或改善个人性格的警告。教练实施人格测验，而且谈到乐观与平易近人的重要性；网络和书上的建言都极力主张要彻底重新调整个人的态度；社交活动强调不断“提升”的必要性。在现今的面试中，来不来电比有没有技能更重要。
个性和做好工作有什么关系？常见对于强调个性的合理解释是，现今企业界的人员很可能必须“团队”合作，而在团队中，一个人的举止行为和知识经验都同等重要。但即使做过这份性格测验（其依据是假设每个人的个性都不同），似乎还是只有一种个性受欢迎，就是永远兴高采烈、热忱有劲和顺从驯服的个性。
谈了这么多做一个讨人喜欢的“队员”的必要性，其实很多人都在相当残酷的环境里工作，对那些具有可取特点的人来说，这似乎特别具有挑战性。兴高采烈、乐观愉快、顺应服从，这些都是部属的特质，是仆役而非主人，是女人（传统意义上）而非男人。
管理大师哈维·麦凯建议读者克服因经常失业所造成的痛苦与消极，并努力保持永远乐观的看法，之后他很神秘地提道：“最可亲、最忠诚和最顺从的员工，通常都是最容易被炒鱿鱼的人。”
若照企业界的混乱情况来看，做一个可亲的人这种指示听起来就像当一只待宰的羔羊。
而且就在我写这本书时，标准又提升了。可亲与热忱已不足以使一个人的个性具吸引力；就在过去几个月中，我注意到大家对热情的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公司网站提出关于“热情”的主张，令人喘不过气。
《穿普拉达的女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