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寒冬下选角逻辑变了腾讯娱乐

影视寒冬的寒意，头部演员也感知到了。

前不久，程潇、董子健、刘昊然在微博电影之夜上公开“求职”，直言自己档期充裕，欢迎各大导演和制片人联络。这一幕令人想起数年前海清等大龄中年女演员的集体发声——彼时，她们是为行业内适合中年女星的角色稀少而呼吁。

但这一次的情形截然不同。三位公开求职者中，一位是拥有人气的年轻唱跳艺人，一位是曾扛起百亿票房的知名青年男演员，一位母亲曾是内地第一经纪人。他们需要的并非边缘配角，而是身处行业主流视野的年轻角色。

现在，红毯上的公开“求职”，已不再是中年女演员结构性困境的专属求救信号，而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曾经并不缺少电影机会的、更年轻的甚至更知名的电影人的主动选择。

这一转变的背后，是影视行业的深层变革。在资本退潮与市场回归理性的双重作用下，“性价比”已成为投资方与制片人最核心的考量指标。选角逻辑也随之发生转变：从“谁更红”转向“谁的性价比更高”。

当红演员为何纷纷在红毯上“求职”？

不少观众好奇：程潇、董子健、刘昊然知名度并不低，为何还要在公开场合“求职”？尤其是董子健、刘昊然，过往不乏票房成绩亮眼的代表作。事实上，这是因为演员的知名度，与市场号召力乃至票房转化力之间的关联，正在逐步松动。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电影圈有着自己的票房担当——那些具备稳定号召力的影帝影后与国民级演员。譬如成龙、刘德华、周润发等老牌巨星，只要出现在主演名单中，便能拉动大量观众购票入场；而近年喜剧领域风头正劲的王宝强、沈腾、马丽，同样具备类似的“保底”效应。

然而，如今的市场环境已大不相同。经济周期的波动推高了观影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观众筛选电影的标准也随之变得更为审慎。更多人倾向于先观望口碑，再决定是否买票进场。在这种情况下，演员个人的号召力正在让位于影片整体质量。章子怡主演的《酱园弄》，即便主演是国际影后，观众的焦点依然落在了内容本身。

决定观众最终是否入场的，不再是演员的咖位或阵容的豪华程度，而是故事本身是否动人，讲述方式是否契合当下的审美趣味。一个不够吸引人的故事，即便集结最强阵容，也难以力挽狂澜。因此，除非角色与剧本有硬性需求，否则花高价聘请大牌演员，已不再是性价比最优的选择，尤其是在行业“降本增效”的大背景下。

过去，电影圈可以不计成本地投入十几亿制作，甚至花大价钱邀请海内外大咖合拍，目的只有一个：制造足够的话题与噱头。而当时的观众也的确吃这一套，豪华阵容往往能直接转化为可观的票房回报。尽管大牌演员片酬高昂，但只要整体票房大盘足够强劲，盈利空间依然存在。

然而，现在的观众不再单纯为阵容买单，行业也无力支撑天价片酬的旧有模式，降本增效成为全行业的共识。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演员片酬的整体压缩上，也渗透到拍摄制作的各个环节。相较过去辗转海内外多地取景的大手笔，如今的电影更倾向于压缩拍摄场景，甚至将整部影片的拍摄集中在少数场景完成。例如，今年五一档的影片《消失的人》便大部分在重庆完成拍摄。

整个电影行业在全面调整，演员作为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自然无法置身事外。行业现在追求的是一种更稳妥的、风险更低的以小博大生产模式。投射到选角上，就是从“谁更红”到“谁性价比更高”的转变。

要么性价比高，要么能扛票房

行业选角逻辑从“谁更红”到“谁性价比更高”的转变，体现为一种看似矛盾的两极依赖：一是对素人演员的倚重，二是对具备票房号召力的艺人的信任。

过去，电影导演选用素人并不少见。但主要原因，是为了给银幕带来新鲜感，或着贴合导演心中的理想审美，为此他们往往愿意投入大量时间与资金，在全国范围内，花数月或数年进行寻找。而如今，导演选择素人，固然仍会出于对角色气质、形象和审美契合度的考量，但更现实的一部分动机，则直接来自于制作预算的压力。

随着近年来中小成本电影逐渐走俏，以小博大成为一条被反复验证的有效路径。为控制整体成本，选择素人演员成为重要一环。《给阿嬷的情书》全员素人，成本1400万，票房超10亿。《隐入尘烟》海清零片酬出演，几乎全素人，成本仅数百万，票房破亿。这些案例证明，在有限预算下，素人演员同样可以承载起一部电影的票房与口碑。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策略并不局限于选用纯粹的素人。许多导演也会选择知名度较低的小演员来承担重要角色，其原理与效果与选用素人类似——既能有效压缩片酬支出，又能为影片带来新鲜的面孔与未经雕琢的表演感。

除了从生产端进行成本控制，也有导演选择用流量确定性高的艺人，从消费端为票房寻求基本保障。流量明星的时代虽已结束，但流量本身的价值并未消失，尤其对于那一类兼具人气与演技的艺人来说，自带的话题热度为影片提供了基础票房底盘，而其对演技的认真态度，又避免了影片质量滑坡的风险。

例如，肖战主演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便吸引了大量粉丝因他而关注武侠题材，而他在片中的表现亦未拖后腿；在其主演的抗战题材电影《得闲谨制》中演技表现同样出彩，而且因为肖战的参演，激发了不少年轻观众主动去了解影片所涉及的历史背景。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比较吃得开的是能够在生产端压低成本的素人，以及能在消费端保证基本票房的流量艺人。然而，真正占据行业最大比例的，是夹在二者之间的庞大群体——那些有一定知名度却缺乏足够号召力的腰部及尾部演员。他们正面临工作机会急剧萎缩的现实困境，其中一部分人被迫转战网剧或话剧舞台寻求生存空间，另一部分则跨界做起直播带货等网红副业。

机会正在向两极加速聚拢，留给大多数演员的是一场更为隐蔽也更为残酷的行业洗牌。对于他们而言，最严峻的考验或许并非无戏可拍，而是在行业重新定义“值得”的标准时，如何在新格局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当寒意传递到头部演员

相比腰尾部演员在寒冬之下被迫转行跨界，头部演员的处境显然从容许多。对于董子健、刘昊然这类处于行业头部的演员而言，他们所面临的并非真正的无戏可拍，而是无合适的戏可拍。

刘昊然曾凭借《南京照相馆》斩获暑期档票房冠军，也是《唐探》系列的核心成员，在同龄电影演员中可谓履历亮眼；董子健的母亲则是业内资深经纪人，身后并不缺乏角色资源与行业人脉。正因如此，他们在红毯上公开“求职”，更多是在寻求与自身发展阶段相匹配的、值得投入的角色邀约。

而这一诉求的背后，是整个行业有效剧本供给的持续减少。在总供给减少的情况下，适合某一类演员特质的剧本必然是少之又少。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电影演员选择主动走出舒适区，挑战与过往银幕形象反差较大的角色。以文淇为例，观众对她的印象多停留在文艺片中的细腻表演，但她接到《一人之下》第二季中陈朵这一角色邀约时，果断接下——即便只是一部网剧、一个漫改角色，她依然全情投入，将这个人物演得鲜活出圈。

对于一个公认有天赋、有奖项加持的年轻演员来说，放下“电影咖”的包袱去接一部网剧，本身就是一种突破。在好的电影剧本供给收缩的当下，与其等待完美机会，不如在看似不匹配的角色中证明自己的可塑性。

也有演员选是从台前走向幕后，尝试以导演或编剧的身份拓宽自己对角色的理解。今年1月，董子健导演、编剧、主演的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上映，这部电影还获得了第37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艺术贡献奖”。

然而，在前不久的红毯上，董子健仍公开表示自己最近很空，欢迎导演和制片人联系。即便已手握导演作品并有所斩获，他依然渴望以演员身份被观众看见。在行业资源紧缩的当下，这份对演员身份的坚持，十分可贵。

还有一部分演员则选择在行业调整期暂时退场、沉淀自我，走进校园读研读博，以更加专业和深度的理论学习重新审视表演的本质。林更新于2024年、金世佳于2025年分别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博士项目，黄晓明则在2026年经历二战终被上戏录取。在行业调整的时期，他们选择进修，看似远离了片场，实则是在为未来的表演积蓄更深的底气。

无论是跳出舒适圈、还是转型幕后、或者读书进修，都是在为下一次的表演积蓄力量。在行业收缩、选择变少的不确定性中，他们没有选择被动等待，而是以各自的方式，把主动权重新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这场漫长的调整中，主动转身的人，也许脚下正踩出一条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