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马艺术的历史性突破——张贤亮捧余秋雨千年一叹

从张贤亮捧余秋雨说起

张贤亮先生一定想不到，他在宁夏人民大会堂舞台上的那番即兴介绍，十几年后会被人翻出来，当作一篇“拍马学”的经典案例来剖析。

那番话说得实在太漂亮了。

他先把世人分成三等：一类是必须自我介绍的，见了人先递名片，恨不得把“正厅级待遇”用括弧标注出来；一类是需要别人介绍的，身边总有人帮腔“这位是某总、某长”；还有一类是根本无须介绍的，走到哪儿都“天下谁人不识君”。然后，余秋雨先生被稳稳地安放在第三类。

这还不够。他又把评价体系分成三等：一类是身份性评价，看你是处长还是教授；一类是社会评价，比如“三八红旗手”“见义勇为模范”；还有一类是只有历史才能给出的评价。然后，余秋雨先生又被稳稳地安放进最高的那一档——“历史将给予评价的历史性人物”。

最后，他来了一个升华：秋雨先生访问宁夏，不过是他的一次经历，对宁夏却是一次“历史性事件”，要“载入宁夏史册”。

掌声想必很热烈。

公允地说，张贤亮先生这番话，单从修辞技巧而论，确实堪称精妙。三段论层层递进，对比鲜明，排比有力，最后的升华更是拔地而起，把一个作家的访问讲出了“他来了，我看见，他征服”的气魄。如果这是一篇高考作文，阅卷老师大概率会打出一类卷的分数。

但问题在于，这不是作文，而是一个人在介绍另一个人。而且介绍的是一位尚在人世的作家，不是凯撒，不是拿破仑，甚至不是已经盖棺定论的钱锺书或沈从文。

这就有意思了。

中国文人之间的相互捧场，古已有之。李白写“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那是干谒，是求人提携，写得再肉麻也有其现实逻辑。但张贤亮捧余秋雨，两人地位相当，不存在谁求谁的问题，那么这番“历史性人物”“载入史册”的断语，就只能理解为一种纯粹的、不计成本的慷慨了。

慷慨到了什么程度呢？慷慨到把一次文化讲座，硬生生拔高到了“历史性事件”的高度。按照这个标准，孔子周游列国，每到一处算一次历史性事件；司马迁每到一个地方采风，也算一次历史性事件；鲁迅每次演讲，当地史志都应该单列一章。那宁夏的史册恐怕要写得格外厚实——毕竟余秋雨先生去过，易中天先生也去过，于丹先生也去过，大家都要“载入史册”，史册就不够用了。

当然，张贤亮先生或许会说，这是文学，是修辞，是“历史的评价”作为一种比喻，而不是真的要写进县志。这话说得通。但问题在于，当一种修辞被用到极致，它就不再只是修辞，而变成了一种文化症候。

这种症候是什么呢？是文人圈子里的相互造神。

造神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你把别人捧成神，别人就算不回捧你，至少也不会贬低你。你在圈子里的人缘会变好，饭局上的座次会靠前，各种研讨会、笔会、文化节的邀请函会多起来。更重要的是，你通过定义“什么是真正值得尊敬的文人”，实际上也在为自己争取进入那个序列的门票——你定义了历史的标准，历史又怎么会忘了你呢？

这是一种非常经济的社交策略。它不需要你写出一部传世之作，只需要你有一副好口才和一个敢于拔高的胆子。张贤亮先生显然两样都不缺。

但副作用也是明显的。当一个圈子里人人都忙着互相封神，“历史性人物”满天飞，“载入史册”成了口头禅，这个圈子的公信力就会像过度发行的纸币一样，急剧贬值。读者不是傻子，他们分得清什么是真正的历史性贡献，什么是一场说得漂亮但终究会随风飘散的场面话。

说到底，真正值得载入史册的人，从来不需要别人在介绍时说“他将载入史册”。司马迁没有，曹雪芹没有，鲁迅也没有。他们安安静静地写自己的东西，至于能不能进史册，那要等一百年、两百年后的人说了算。

张贤亮先生那番话，如果当作一篇文学作品来读，是上乘的。如果当作一种社交艺术来欣赏，是高明的。但如果当作一种真正的、严肃的文学评价，那就未免太着急了一些。

急什么呢？大概是怕历史来不及发现吧。

可历史从来不需要别人替它做决定。它自有它的眼睛，也自有它的记性。那些被强行塞进去的名字，它未必会记住；那些没有被反复提起的名字，它也未必会忘记。

倒是有一件事，历史大概会记住：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曾经有一批文人，把相互吹捧发展成了一门近乎失传的手艺。而张贤亮先生，无疑是这门手艺里的佼佼者。

这算不算一种“历史性贡献”呢？

我不敢说。恐怕要等历史来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