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干部科长大起大落少壮军人博客

从朝鲜撤军，1军是最后一批回国的。不久，父亲从军部调到师政治部担任文化科长。那时候，师政治部干部科里有一个干事，当时他还不是什么人物，就是个普通干事。同在一个部门，父亲跟他抬头不见低头见，关系处得还不错。

说起那个时候的他，父亲和母亲都记得——农村出来的，陕西人，1950年参军。长得是真英俊，浓眉大眼，高鼻梁，脸上带着黄土地里的那种朴实。笑起来一口白牙，说话带着陕西口音，憨厚、真诚、热乎乎的。母亲第一次见他，还跟父亲说：“你们政治部那个陕西后生，人不错。”那时候的他，人蛮不错的，工作积极，为人诚恳。不是装出来的那种诚恳，是真诚恳。干活不惜力，对人热情周到，在政治部里人缘很好。见了谁都是一脸笑，说话办事利利索索，让你觉得这人靠得住。

这是志愿军师干部科在朝鲜的合影，干部科科长也在其中，最后1排某人

他后来被师政委看中了。那位师政委不是别人，正是父亲的老战友——当年父亲在团当政治处主任的时候，他是团政委，两人搭过班子。这位老政委有眼光、也有情义，觉得这小伙子踏实、肯干、有前途，不久就提拔他当了副科长。再后来他成为干部科科长，那时候谁能想到，这个“英俊朴实”的陕西后生，后来会变成整个师里最让人害怕的人？

说这个科长之前，得先说说我父亲。父亲是1943年参加八路军的，比那个科长早入伍整整7年。他是从最底层一步一步打上来的——战士，然后进军校当学员，毕业后当侦察排长，指导员、教导员。再后来到团当政治处主任，跟那位后来的师政委搭过班子。父亲身上带着老八路最本色的东西：单纯、认真、厚道、不屑于搞那些弯弯绕绕。他从基层来，知道战士的苦，知道带兵的不易，所以他做人做事从来不飘、不狂、不欺下媚上。父亲到1968年还是副团，跟那个科长同级别，虽然资历比他老，但进步没有那个科长快，父亲从来没有抱怨过。该干活干活，该带兵带兵，勤勤恳恳。在父亲看来，职务是组织给的，给你你就干好，有什么好争的？这种厚道，是骨子里的。也是后来父亲和那个人走向完全不同结局的根本原因。

那个干事当上副科长之后，变化还不是特别明显。他那时候还在正常范围内，有点小得意，但底色没变。真正的转折，是1966年。文革来了，他当上了干部科科长。

文革这个东西，它最大的“本事”，就是能把一个人心里最脏、最黑、最见不得人的东西，全部翻出来，还给这些东西披上“革命”的外衣，让你觉得整人是光荣的、害人是正确的、踩着别人的脑袋往上爬是理所当然的。那个科长，就是文革造出来的典型。

他以前是个好人，起码是个正常的人。农村出来的朴实后生，见了谁都笑，干活不惜力，对人热情周到。但这些好品质，在文革面前，像纸糊的一样，一捅就破。因为他心里本来就有一块地方，是贪权力的、贪地位的、贪别人怕他的。只不过以前有道德、有纪律、有老政委管着，那些东西出不来。文革一来，所有的缰绳都断了。他坐在干部科科长的位子上，手里握着全师干部的命脉，突然发现——他想整谁就能整谁，想让谁起不来谁就起不来，而且还能打着“革命”的旗号，谁都不敢说他半个不字。

这种权力，对于一个心里有“鬼”的人来说，比毒品还可怕。

他从抗美援朝时期就在干部科工作，跟着几任科长耳濡目染，看惯了权力的运作，也学会了玩弄权术。但那时候他学的是“怎么做好干部工作”，文革来了以后，他学的变成了“怎么用干部工作整人”。他知道怎么用“组织”的名义给人穿小鞋，知道怎么写一份让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鉴定，知道怎么在考评里轻描淡写地写上“家庭背景复杂”“需继续考验”这几个字——字不多，分量却重如泰山。他知道怎么笑着把一个人按下去，还让那个人觉得“组织”对我有看法、我得好好表现。

他整得最厉害的一类人，是那些家庭出身不是贫下中农的干部。在他看来，这些人天生就有“原罪”，整他们是最安全的，也是最“政治正确”的。他借着文革的风，把整人当成了投名状，当成了向上面表忠心的方式。你出身不好，他就往死里压；你敢跟他顶嘴，你的出身就是最好的罪名；你得罪了他，你的家庭成分就是一辈子的污点。

我父亲的部下，母亲的战友，一个跟他同年入伍的老兵，就因为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旅长，硬是被他在部队压着。论能力、论表现、论资历，那个人哪样都不差。就因为这个“出身问题”，在他手里始终得不到提拔，干来干去只是政治部一个普通干事。每次有晋升机会，他就在考评里写“家庭背景复杂”“需继续考验”。那个干事到离开部队，也没能翻过身来。

这不是个例。那些年，师里但凡出身不是贫下中农的干部，没有不怕他的。他不是在简单执行政策，他是借着政策泄私愤、立威名、巩固自己的权力。谁不服他，你的出身就是最好的罪名；谁得罪了他，你的家庭成分就是一辈子的污点。他整起人来，滴水不漏，刀刀见骨，永远站在“政治正确”的高地上。你被他整了，还以为真的是“组织”对你有看法。这种人，最可怕。

对出身好的干部他会采用另一种手段，不是那种明火执仗，而是阴着整、笑着整、打着组织旗号整。他在师干部科长的位置上，手里握着干部的提拔、调配、转业大权。你想晋升，他卡着你，明着不说不行，但就是不给你办，拖到你求他。你要是得罪了他，他能把你的档案“做”得干干净净——调职鉴定里轻轻松松写上几笔“群众关系一般”“政治理论学习不够深入”，字面看没问题，但下一家单位一看就懂了，这人废了。

他最喜欢搞“背靠背”的整人把戏。当面跟你称兄道弟，拍着肩膀说“老弟你放心，你的事我放在心上”，转过身就在党委会上给你定性。有人被他整得莫名其妙，直到多年后才知道是他下的手。更绝的是，他整完人还能让被整的人觉得“组织对不起我”，根本想不到是他这个干部科长在背后使绊子。

还有一个手段特别损——“钓鱼”式的谈话。他找你谈心，让你畅所欲言，说“组织上要听真话”，你真说了，转头就变成“此人牢骚满腹，缺乏组织纪律性”。有几个人就是这么被他整的，明明只是私下抱怨了两句伙食不好，传到上面就成了“对部队不满，思想动摇”。

而文革，就是他的“保护伞”。没有文革，他不敢这么整，也没有借口这么整。文革给了他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让他把心里那个“鬼”彻底放了出来。那个鬼是什么？是权力欲，是控制欲，是见不得别人好的阴暗心理，是踩着别人往上爬的冷酷算计。这些东西，每个人心里或多或少都有，但正常人的道德、良知、纪律，会把它们关在笼子里。文革把笼子砸了。

他的变化，不仅是心里的，更是脸上的。权力这个东西，不仅能改变一个人的心，还能改变一个人的相貌。他变了。首先是眼睛。以前那双浓眉大眼，看人是热的、亮的、带着笑意的。后来那双眼睛变冷了、变尖了。看职务比他低的人，目光像刀子一样从你头顶上划过去，从不正眼看你——好像你不存在，好像你不配被他看见。看上级领导，尤其是师首长，马上换成另一副面孔，谄媚奉迎，点头哈腰，笑得像一朵皱巴巴的花。然后是脸。以前那张英俊朴实的脸，线条是柔和的、饱满的。后来脸上的肉像是被什么东西抽干了，颧骨凸出来，尖刻的嘴角往下耷拉不苟言笑。你在他脸上找不到一丝多余的表情，像戴了一张铁面具。最后是整个人。以前走路带风，但那是年轻人的朝气；后来走路也带风，但那是权力的架子。他走过你身边，你能感觉到一股冷意，像冬天从门缝里灌进来的风。

母亲后来跟我说：“你看你爸，不管对领导还是对战士，都是一个态度，脸上永远是那副老八路的厚道。那个人呢？脸都变了，变得让人不敢认。相由心生，这话一点不假。”文革把他心里那个“鬼”放出来了，那个“鬼”又反过来重塑了他的脸。从英俊到尖刻，从朴实到冷漠，从真诚到虚伪——这不仅仅是权力的腐蚀，更是文革对人的彻底异化。他不再是一个“人”了，他是文革造出来的一个“鬼”——一个披着革命外衣、拿着组织大印、专门整人的鬼。

他能在干部科科长的位置上坐稳、坐大，能在师里呼风唤雨、说一不二，除了文革这个大环境，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他身后站着那位师政委。那位师政委，就是当年和父亲在一个团搭班子的老战友。他提拔了科长，也是他在师里最大的靠山。有师政委撑腰，他整人的时候底气十足，别人告他也告不动，因为师政委信他、护他、用他。但师政委可能也没想到，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这个“好后生”，文革一来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后来，师政委调走了，调到军里当政治部主任。这是高升，是好事。但对那个科长来说，天塌了——他最大的靠山，没了。消息传开的时候，师里很多被他整过的人，眼睛都亮了。大家都看在眼里，等着看他的下场——你没有了师政委，你还能狂多久？他自己当然也知道。师政委一走，他在师里的根基就松了。以前那些被他压着不敢吭声的人，开始敢说话了；以前那些对他敢怒不敢言的人，开始往上面反映了。他的好运，算是到头了。文革的风也开始转了，那种“想整谁就整谁”的好日子，过完了。

1970年，部队搞“三支两军”。需要派干部到地方去“支左”。这本来是个政治任务，派谁去都行。但到了他这儿，性质变了——部队是借着支左的名义，顺水推舟把他“踢”出去的。师里领导层早就烦透他了。他整人太多，树敌太多，口碑太差。以前有师政委保他，没人动得了他。现在师政委走了，谁还护着他？于是，支左的名单上，他的名字排在了最前面。他走了，去了铁路分局。走的时候，大概还以为自己只是去“执行任务”，过几年还能回来。他可能没有意识到——部队是在甩掉他这块烫手山芋。到了铁路分局，按他的副团资历，怎么也得弄个革委会副主任吧？结果呢？就是一个普通支左干部。一个人的名声臭了，走到哪儿都是透明的。部队巴不得他走，地方又不待见他，他的“官运”到此已经到头。

1972年，一个噩耗传来。那位调到军部当政治部主任——因车祸牺牲了。这个消息，对父亲来说，是非常痛心的事。那是他的老领导、老战友，是当年在一起共事的人。父亲当时正在铁路局支左担任革委会副主任，接到消息后，什么也不顾，匆忙赶去军部参加老战友追悼会。这是情分，是本分，是一个人该有的样子。

可是——那个科长，那位师政委一手提拔起来、从干事一直提到科长、给了他一生最大机遇的人，竟然没有去参加追悼会。他没有去。靠山倒了，恩人死了，对他来说，那就是一个没有利用价值的死人，去不去无所谓。我不知道他具体是怎么想的，但不管什么理由，他没有去。这件事，在老部队里传开了。所有人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个连提携之恩都不认的人，你还指望他有什么人品？文革把他最后一点做人的东西，都抽干了。

后来支左结束，他回到部队。可部队哪还有他的位置？第一批转业干部名单，他赫然在列。安排的地方：陕西宝鸡废品收购站，职务党支部书记。从师干部科长到废品站书记——这落差，不是谁都能扛住的。他选择硬抗：不去报到，不上班。他忘了一件事：从拒绝报到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不是部队的人了。部队停发工资，地方也不发工资——你废品站都不去上班，凭什么给你发钱？他老婆在铁路分局水电段上班，一个月三十几块钱。三个孩子，五口人，他，零收入。那个年代，这日子怎么过？曾经在政治部里说一不二、走路带风的干部科长，一夜之间变成了家里的“废物”。老婆天天骂他，奚落他，他在外面多威风，在家里就有多窝囊。从整人的人，变成了被生活整的人。文革把他变成了鬼，生活又把他打回了人形——一个狼狈不堪、穷困潦倒的人。

他不服，开始上访。找军里，找军区，找总政。这一跑，就是快二十年。终于，总政批复：1军当年安排转业，有失公允。可这时候，他已经到退休年龄了。1950年入伍，不符合离休条件，进不了军队干休所。最后只是补发了工资。而1军那边，彻底把他拉黑了。部队的态度很明确：你一个师干部科长，你的天职是服从组织分配，结果你公然抗命、拒不报到，还上访？更关键的是——他连对自己有提携之恩的老政委的追悼会都不去，这样的人，部队怎么可能再正眼看他一眼吗？他成了两边都不收的人。

后来有一年，他跟着几个老战友来我家看望我父亲。我亲眼见到了他。那张脸，已经完全不是当年那个英俊朴实的陕西后生了。眼睛周边溃烂，俗称“烂眼边”，红彤彤的，像总也擦不干净。当年那双浓眉大眼，现在是烂的、肿的、浑浊的，看人的时候，眼神是散的，再也没有了当年的冷漠和尖刻——只剩下一种让人说不出来的卑微和讨好。颧骨高高地凸出来，脸颊深深地凹下去，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掏空了。嘴角还是往下耷拉着，但不再是当年那种“尖刻不苟言笑”的冷，而是一种垮掉的、认命了的苦涩。他看着你的时候，想笑，又笑不出来，嘴角抽动两下，那张溃烂的脸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