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把日本定位为“新军国主义”楚良一
自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7日举行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被问及在中国对台湾发动军事进攻的“台湾有事”的情况下，此事是否会根据《安全保障相关法》的规定，构成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时表示：“如果涉及武力行使，我认为这可能属于‘存立危机事态’的情形。”
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总裁 美中韩舆论纷纷表示担忧 © RFI
这以后日本方面受到中国的强烈反弹，最近中国官方舆论开始用“新型军国主义”来定性日本，这一定性使日中关系越来越紧张，日本试图改善日中的尝试似已无法入手。
去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钟声”的文章《绝不容忍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的越线挑衅》指出：
高市的涉台谬论绝非孤立的政治妄言，背后是日本右翼势力突破和平宪法束缚、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偏执和狂妄。近年来，日本在强军扩武道路上疾行狂飙，不断架空和平宪法，彻底背弃“专守防卫”原则，图谋放弃“无核三原则”。在此背景下，高市将“台湾有事”与集体自卫权挂钩，是为日本军事扩张寻找借口，蕴藏着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苗头。
这以后中国舆论围绕“军国主义”这一关键词万炮齐轰，不断升级，说高市政权是在“为军国主义招魂”，日本战略出现“危险转向”，日本有重新军事化倾向，亚洲国家必须警惕日本战略走向等等。
这些文章虽然一开始还主要使用“军国主义”“为军国主义招魂”等说法，但已经开始构建一个新的叙事框架，2025年12月26日，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其主持的例行记者会指出：中方将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任何复活军国主义和形塑“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行径，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
这应该是中国官方将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首次定义为“新型军国主义”。
之后官媒等迅速跟进，将“新型军国主义”这一定性不断系统化。
2026年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钟声”的题为《“新型军国主义”将把日本再次引向深渊》的文章，这是中国官方主流媒体系统地将日本定性为“新型军国主义”的标志性文本，文章指出:日本右翼执念不改，推动国家在穷兵黩武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企图再次将国民拉入“新型军国主义”深渊。
2026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钟声”，题为《必须遏制日本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的文章，文章指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只是危险苗头，而是现实威胁，必须引起所有爱好和平的国际正义力量的高度警觉。
系统性论证的正式提出，基本可以视为官方定性的完成。表示“日本的重新武装路线正在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严重威胁”。
这种说法在2026年上半年集中发酵，频繁出现在中央媒体的评论与报道系列及政府的外交问答中。
《人民日报》3月17日在快手平台账号“人民日报国际”上发表题为《四问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文章，指出2026年可能成为“日本军事化转型元年”， 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欺骗性、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日渐扩张的国内外背景、高市政权推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进入系统性实施的危险阶段、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正成为影响地区与国际和平稳定的最危险变量之一这四个方面定性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同一天《人民日报》刊发署名“寰宇平”的评论文章《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是现实威胁，必须遏制其成势》，可以说是上述文章的扩写版。
中国实际上是在创造一个新的政治概念：日本不是旧日本帝国式的军国主义，而是21世纪条件下的推向的新的“军国路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月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就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3月31日宣布在日本熊本县和静冈县部署了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表示，中方对日方上述动向严重关切。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正在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2026年4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直接使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这一表述。郭嘉昆当时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是不争的事实，构成现实的威胁。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随后，5月12日外交部进一步升级措辞，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表示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6月1日，外交部又专门回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对“新型军国主义”指控的辩解，说明这一表述已经成为官方固定用语。
中国官方批评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有重走军国主义道路危险”，虽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存在，但是现在已上升为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只是危险苗头，而是现实威胁”的高度，这是中国对日本有关“军国主义复活”的升级版定性，是把复杂政策争议压缩成一个容易传播、容易动员国内外公众情绪的升级版标签。
在5月14日于北京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中，习近平主席点名批评高市首相，表示“日本的重新武装路线正在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严重威胁”。
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20日在北京举行会谈，在5月20日双方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中指出：“敦促日本政府应从中汲取教训，基于自身惨无人道的侵略历史，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部成果，抵制‘新型军国主义’和‘再军事化’，因为这曾经给世界各国人民和日本自身带来深重灾难。”由此把对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的定性正式写入了外交文件。
首先，中国希望通过把高市政权定性为“新型军国主义”，激励日本国内反高市势力，提高日本政府继续推进相关政策的政治成本，因为许多日本人并不支持大规模扩军，卷入台海战争及持续增加防卫费等。
再一个就从历史脉络上拉近与受过日本侵略的韩国、朝鲜和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牵制这些国家和日美联合对付中国。
而日本在高市早苗有关“台湾有事”的发言后，一直希望日中关系能走上正常轨道，但是高市政权上台后，日本国内失去了以往能与中国密切沟通的管道，公明党已高市政权分道扬镳，曾在自民党内对促进日中关系改善做出很大贡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原自民党骨干都被边缘化。高市政权没有办法，只好把希望放在因国际会议等访华的大臣等通过与中方有关人士的“不期而遇”举行会谈等改善关系，但是都以失败告终。
日本男女共同参画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于5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上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部长级会议，自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就“台湾有事”作出国会答辩以来，这是日本阁僚首次访华。他在出发前于羽田机场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中方发来了十分郑重的邀请函。”并说明将像往年一样，以主管阁僚身份参加会议,但他与中国方面并无正式接触。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贸易部长会议于5月22日至23日在中国江苏省苏州市成功举办。出席会议的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沢亮正5月23日透露，“曾与中国阁僚进行了简短交谈”。这是自高市早苗就“台湾有事”发表相关言论以来，日中阁僚首次接触。他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了短时间的站立交谈。赤泽表示：“在不影响正式晚宴进行的范围内，我主动上前向王部长搭话，进行了短时间的交谈。”“就在朝主桌走过去的时候，王部长正好一个人坐在那里。我便走过去，跟他说了声‘呀呀（你好啊）’，聊了几句。”但是日本舆论普遍认为，这不过就是打了个招呼，日方曾提出赤泽与王文涛正式会谈的请求，由于中方未予回应，会谈最终未能实现。
目前，把日本定性为“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中国台湾海峡、东亚、南海的一个战略键词，在美中关系上，通过将日本定性为“新型军国主义”的叙事键词，重温美中共同抗日的历史；在东亚问题上，提醒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并延伸此叙事逻辑链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在台海问题，将敌人精准聚焦“台独”和日本，以弱化和分离日美同盟对“台湾有事”的共同对应态势，因此，可以说，只要高市政权存在，日中关系的改善的路途就会相当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