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层谁最怕“六四翻案”？看中国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将学生和市民的悼念、请愿、游行定性为“政治动乱”，这成为后来一切镇压行动的“法理基础”。
随后，北京宣布戒严，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规模清查、抓捕和“教育转化”。邓小平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于5月19日宣布北京戒严，并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屯重兵于北京城郊。同日，赵紫阳被逼辞职并遭软禁。 在此之后，中共中央高层在多次内部会议中明确：六四事件必须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任何对事件的重新评价、平反诉求，都是对党的路线的背叛。
在邓小平主导下，在戒严和镇压实施后，中共中央通过正式文件和党内通报，中共高层迅速确立了“六四不能翻案”的政治底线，把这一事件永远钉在“反革命暴乱”的标签上。邓小平明确将“六四不能翻案”作为党内政治底线：任何提出“重新评价”“平反六四”的人，会被视为“政治错误”；在提拔、任用、党内地位上受到直接限制；严重时可能被边缘化、调离核心岗位，甚至受到更严厉的政治处理。
37年过去，邓小平离世29年，江泽民离世4年，中共体制仍不愿直面自己的原罪。（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从1989年起，六四话题被彻底封存，官方媒体几乎不再提及；教科书、历史教材中回避或歪曲；社媒、论坛、网络一旦触及，立即被删帖、封号；纪念日、音乐会、集会等任何形式的公开纪念活动被全面禁止。 这样，六四被“永远钉在”“反革命暴乱”的标签上，成为中南海权斗的核心之一，也是公共记忆的铁幕禁区。
从此，是否承认“动乱”定性，成为党内忠诚度的试金石。
即便在高压之下，党内改革派和部分元老仍多次在内部场合提出“重新评价六四”。赵紫阳因反对镇压、同情学生，被长期软禁，至死未能走出院子；胡启立、阎明复等改革派人士，也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表达“六四不应被永久封存”的态度。
一些高层在私下场合承认：当年的“动乱”定性，本身就是对事实的歪曲。
但这些声音始终无法进入公开讨论，只能在党内小范围、口头流传，随时可能被“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压回地下。
进入江泽民时代，“六四”被推到更高层级的禁区：一方面，通过“金盾工程”等网络封锁手段，把“六四”相关信息在国门之外彻底挡掉；另一方面，在党内强化“六四不能翻案”的政治纪律，任何试图重新定性的人，都会被扣上“不稳定因素”甚至“政治错误”的帽子。 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对六四的记忆被系统性地淡化、模糊，甚至扭曲。 官方媒体对六四几乎“零提及”，社媒和坊间一旦触及，立刻被删帖、封号。 “六四”成为中南海权斗的核心之一，也是公共记忆的铁幕禁区。
在江泽民卸任后，“六四不能翻案”的政治底线并未松动。 2015年，有报导披露：万里、田纪云等六位高层曾上书，要求重评六四，但被江泽民坚决反对，最终仍被拒绝。 胡锦涛时期，党内仍有高层在内部会议中提出“重新评价”的可能，但阻力主要来自江泽民本人。 进入习近平时代，对六四的封锁更加严密：网络审查更系统化，纪念活动被全面禁止，相关话题在任何公开场合都成为“绝对禁区”。
到2026年，六四已过去37年，事件的核心当事人邓小平离世29年，江泽民离世4年，但“六四翻案”依然没有现实可能。
在坚决拒绝为“六四翻案”的漫长过程中，江泽民的态度极为鲜明：
2001年，在他卸任总书记的前一年，有媒体转述称，他在一次高层场合中对政治局成员说： “六四如果翻案，在座各位都要人头落地！六四永不翻案！”
江泽民为何如此恐惧“翻案”？ 因为他的政治崛起，恰恰发生在六四之后： 1989年，他原本只是上海市委书记，因在六四期间率先压制《世界经济导报》、支持镇压，被邓小平等元老选中，秘密进京参与策划和执行戒严与镇压； 六四之后，他正式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随后又被册封为“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半年后接过中央军委主席权杖。 他的历史，从六四那一刻被改写；他的权力，从六四那一刻开始。 因此，对江泽民而言，“六四翻案”不是抽象的历史问题，而是对他个人政治命运的致命打击。
江泽民是六四政治暴发户，他把“六四不能翻案”视为自己政治合法性的核心。
因此，身为六四爆发户的中共党魁江泽民为“永不翻案”，必然会拚命捂盖子、洗地，不惜恶政连连，甚至丑态百出。海外政论人士掸封尘在文章《江泽民曾叫嚣“六四永不翻案”》中，指出江泽民为“永不翻案”上下其手，紧忙活：
1.斥巨资打造“金盾”把六四挡在国门之外。
据《江泽民其人》一书讲述，中共十六大前夕，江泽民长子江绵恒去信息产业部502所，观看高速网际网络演示，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测试数据检索速度。汇报人员在Google上检索“江泽民”，没想到出现在屏幕上的头十条新闻中就有三条曝光江泽民的罪恶，而且“邪恶江泽民”位居头条，江绵恒又惊又气。
2000年前后，金盾工程一期工程启动，投资60亿人民币。2006年，中共公安部对“金盾工程”进行了验收。2010年以后，金盾工程升级为规模更大的绝密“大情报”工程，据推算，全国实施“大情报”工程的经费在1000～6000亿元之间。中共不惜血本用来监控14亿民众，这或许是多年来中共维稳经费超过军费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5年，美国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约翰‧帕弗雷（John Palfrey）公布了一份调查中国网络封锁的研究报告。结果显示，海外网站在中国被封锁的概率，包含“六四”的是48%。
2.江下令追查清算六四支持者 封杀六四知情人
除此之外，对江泽民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淡化、模糊，并最终扭曲全体中国民众对于六四的记忆，这样才能保证六四不可能平反，保证无人威胁他的最高权力地位。这一方面，江可谓深得家传。
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亲身经历了父亲江世俊采用欺骗宣传将一场大屠杀从民众的记忆中渐渐淡化。不过现在的技术条件更加优越了，江马上下令制作电视节目，极力渲染学生的“暴行”，甚至不惜焚烧部分军车并拍摄现场，力图使全国民众相信，军队的开枪是迫不得已。很快，许多未亲身经历其事的民众便开始相信北京真的发生了所谓的“暴乱”。
另一方面，江泽民又下令各单位清查参与六四支持学生、反对镇压的人，鼓励检举揭发，对他们一一清算。谎言和恐惧加在一起，基本上使民众不再敢谈论六四，再也不敢回忆六四。很多历史事实到后来人们都弄不清了，因为没有一个当事人敢于回忆这段历史了。比如六四后人们议论最多的谜团之一，就是在六四镇压时中共的坦克究竟有没有压人？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关于在六部口是不是坦克车压人的问题，这件事情是当时在各个机关里面议论最多的，事实证明确实是压人。后来是我到海外之后很多当事人都讲了。就是在新华门六部口那块儿坦克车追着从天安门广场撤出来的学生碾，结果很多人就当场被碾成肉酱啊。但这场面马上就被传出去了，但那时候毕竟是个小场面。但是我知道一个情况，就是在六部口附近，中宣部的一个宿舍在那儿。中宣部有一个博士生当时是中宣部培养的第三梯队的人，很受信任。他当时就亲眼看到了这个场面。
当时这个事情被说成是最大的谣言，这个事情如果传出去那简直是……。再怎么说，坦克车追着人去压，就什么都解释不了了，所以就要“辟谣”。在我们机关那些搞清查的人吹胡子瞪眼的追：你是听谁说的？你又是听谁说的？最后追到了中宣部的这个博士生身上，就把他给拽到了戒严部队去了。
在戒严部队里面他被严刑逼供。“你看到没有？”“我确实看到了，我是一个党员对党要忠诚，要老实，我看到什么我就说什么，我确实是看到了。”后来戒严部队的人拿着一千伏的高压电棒，威胁他：“你看见没有？”博士生说：“看见了，我确实看见了。”啪，用高压电棒电他，博士生当场就昏过去了。一会儿醒过来后，又被问：“你看见没有？”回答说：“看见了。”啪，又电一下，他又给电昏过去了。就这么弄了几次之后，最后博士生说：“没看见。”
后来据说这个人身体就垮了，精神也垮了，这不光是一个电刑的问题，这是精神上的一种折磨。
3.华莱士问得巧妙 江泽民答得糟糕
六四屠城第二天，即6月5日上午，一位勇敢的中国年轻人进入被戒严的长安街，拦截了一长串正在行进的解放军坦克车，打头的坦克车几次想绕开他，但他仍然试图阻止坦克的行进，并一度爬上坦克车……随即这位年轻人被人拉走。
无巧不成书。一位外国摄影记者在天安门附近的北京饭店拍摄到这一历史性镜头，成为六四民主运动的象征。37年来，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转载了这张照片。
据悉，这名赤手空拳只身挡在行进的坦克前的青年叫王维林。国外媒体以十分敬佩的口吻称赞其和平抗暴的勇气，并称之为二十世纪英雄。王维林的存在自然也是促成六四翻案的潜在因素。江泽民对之恼恨不已，密令按录像找到这位青年，王被抓获后，江下令秘密处决。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资深记者华莱士，素以“审讯式的提问方式咄咄逼人，经常让受访者感到惊悚”而闻名于世。2000年8月l5日，华莱士采访江泽民时，拿出王维林的照片问江：“你是否佩服这名青年的勇气？”不料，正在装模作样的江吓得脸色大变，惊慌中舌头失控：“他绝没有被捕。我不知道他目前在哪里。”这个答非所问的回答对老牌记者来说，等于是给出了答案。
4.答六四受害者轮奸案 江泽民一句话震惊全球
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一个法国记者提问，问到因六四被捕的女研究生在四川监狱里被轮奸之事，江泽民当众脱口而出一句震惊全球的话：“她是罪有应得！”
5.“六四中国良心”被江泽民秘密判刑
六四时徐军长拒绝出兵。（图片来源： 今涛拍暗 合成图）
六四事件中出了一位被海内外华人赞赏的大英雄，他是38军军长徐勤先。徐军长在六四事件中直接抗命，拒不服从进京向学生开枪的命令，后被军委主席江泽民下令在军事法庭秘密审判并在监狱关押了五年。
徐军长留下的足以传世的名言是：“不是历史的罪人，就是历史的功巨。”
6.赵紫阳被软禁致死
江泽民下令软禁赵紫阳。（图片来源： 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