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窝囊事，责任不全在聂荣臻西西河的碎玉轩

解放战争初期，晋察冀可谓高开低走：其兵力之雄厚，在几大战略区中可谓名列前茅。但从 1946 年 6 月到 1947 年 4 月，晋察冀军区接连在大同、集宁、张家口战役中失利，这与其他战略区捷报频传形成了鲜明对比。甚至到了 1947 年 4 月，由陕北转移到晋察冀的朱老总，还得亲自给晋察冀的高级将领们上课，教他们如何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这份尴尬，在全国各战略区是独一份。不少晋察冀的高级将领们日后将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大都归罪于 1946 年上半年的大裁军，甚至还有上将级别的高级将领，因为作战方面的分岐和晋察冀军区最高负责人起了人身冲突，闹得场面非常难看。

后世有不少人据此指责聂帅 “不会打仗”，指责他在解放战争爆发前大刀阔斧地裁军，是缺乏战略眼光之举。不过，笔者认为这是站在上帝视角去看历史问题。如果设身处地为聂帅想一想，就能理解当年他非得这么做的苦衷了。

抗战胜利后，人心思安，无论是敌后根据地军地，还是国统区、沦陷区民众，皆是如此。谁要是在这个问题逆历史潮流而动，必成千夫所指的独夫民贼。

这个道理，就连蒋介石都懂。正因为如此，他才假惺惺地连发三封邀请电，请毛主席赴渝 “共商国事”。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赌定毛主席不敢涉险，这才故作姿态，妄图将挑起内战的罪名扣到中共头上。

就这点伎俩，哪里瞒得过雄才伟略的毛主席？他在党内力排众议，亲赴重庆谈判，不仅打了老蒋一个措手不及，而且在重庆广交朋友，做足了统战工作，反手将国民党置于极其尴尬的境地。

在具体的谈判事宜方面，党中央、毛主席的态度是明确而一贯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我方在尽最大努力、以最大诚意争取和平的同时，必须守底线，坚决自卫。

为示最大的和平诚意，中共甚至放弃了好不容易才在长江以南建立的 8 个根据地，将这些根据地的军政人员北撤，可谓做出了极大让步，这才换得国民党签订了《双十协定》。

不过，这个协定本质上是国民党方面为争取时间运兵而抛出的缓兵之计。字是签了，但战场上由国民党军挑起的冲突却没消停过。在中共的据理力争下，作为 “调停人” 的美方也觉得面子上挂不住，于是，国共双方又于 1946 年 1 月 10 日签订了《停战协定》，规定 1 月 13 日午夜开始全线停火。此外，还成立了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总部设在北平。

左起：张治中、马歇尔、周恩来

就在《停战协定》生效的前 1 天，即 1946 年 1 月 12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执行停战命令的通知，要求我方军民在遵守《停战协定》，不给国民党方面以口实的同时，还要采取必要措施严防国民党军的进攻，并明令一旦衅自彼开，就坚决消灭一切来犯之敌。

1946 年 2 月 25 日，由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经过艰苦谈判，签订了《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民之基本方案》上正式签了字。

该方案规定，整军将分三期进行。第一期至 1946 年 8 月中旬为止，由国共两军各自进行内部整编；第二期从 1946 年 8 月中旬到 1947 年 2 月中旬，我军缩编为 18 个师，国民党军将缩编为 90 个师；第三期则为双方进一步缩编，最终我军保留 10 个师，国民党军保留 50 个师。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晋察冀军区的裁军，不仅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更是履行《停战协定》和整军方案的义务，是当时唯一的选择，绝非聂帅个人心血来潮之举。

更何况，当时晋察冀军区的军队构成，也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抗战时期，为了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的需要，晋察冀军区的部队高度分散，编制庞杂，非战斗人员过多，战斗部队不精干。朱德后来在报告中就曾指出：“野战军组织头重，尚未脱离抗战时期游击队地方军范围，后方庞大，出征人员少，号称野战军十二万人中最多时亦只能出征七万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这样的部队，根本无法适应大兵团运动战、歼灭战的需要。因此，裁军、整编，精简机关，充实战斗部队，是当时提升部队战斗力的必然选择。

将初期失利全部归咎于裁军，显然是片面的。事实上，晋察冀初期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部队整编、思想准备不足外，更重要的是指挥层面的问题。

就拿大同集宁战役来说，傅作义后来在总结时也不得不承认：“大同集宁战役，我们是胜利了，但是我们也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 12 日晚上，他没有攻击新编第 31 师，而去全力打第 101 师，这是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如果那天晚上，去攻新编第 31 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

这是来自于敌人，而且是军事能力被某些人吹上天的傅作义的总结。显然，前线指挥员战役指挥的错误，是造成大同集宁战役先胜后败的根本原因，无论如何扯不到 “裁军削弱了我军力量” 上。此仗失利的责任显然并不该由聂帅来承担。

大同集宁战役失利，对华北战局产生了深远影响。1946 年 9 月 10 日，蒋介石下达了出动第 11、第 12 战区主力沿平绥路东西并进，攻击张家口的命令。当时在晋察冀的高级将领中，对于是坚守还是放弃张家口，意见分岐很大。绝大多数人力主绝不能放弃这个对日大反攻以来，我军攻占的唯一大城市。力主主动放弃张家口，甩掉包袱寻机歼敌的聂帅是绝对的少数派，晋察冀中央局的大多数成员，是逐一被他说服才转而赞同这一主张的。

事实证明，聂帅的战略眼光和大局观是配得上元帅军衔的，而且他的这一主张也得到了中央军委的认可。如果按当时大多数将领的意见去做，恐怕晋察冀军区的损失会更大，以后的日子会变得更艰难。但是，几十年后，晋察冀的高级将领们在回忆录中，却无一人承认自己当年力主死守张家口。

1946 年底，晋察冀撤销野战军建制，由军区直接指挥野战纵队、二级军区及地方部队。这可以被认为是聂帅对原野战军负责人指挥能力不满的体现。

在 1947 年的安国会议上，聂帅认为 “晋察冀没有完成中央交予的任务，没有摆脱被动局面” 的主要原因是：军队大量复员，练兵没有抓紧，影响后来的扩军与部队战斗力；同时，放松了边缘区斗争与地方武装的领导，影响后来游击战争与运动战配合。直接原因则是执行运动战方针不够，时常处于被动，没有很好地调动敌人，缺乏对情况的周密调查研究，对作战计划全面考虑不够充分。

看看，聂帅并没有讳疾忌医，揽功诿过，而是主动承担了全部领导责任。但是，有个别高级将领却固执地认为聂荣臻不仅要对晋察冀的局面负领导责任，而且要负全部责任，自己则啥毛病没有，容不得聂帅批评，而且还当众和聂帅作异常激烈的情绪化对抗。这在任何一个战略区，任何一位领导那里也是绝对不会容忍之事。后世竟有人以此为据，将晋察冀内战初期被动局面的症结全部归罪于聂帅一人，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安国会议后举行的正太战役，是聂帅亲自指挥的。此役第一阶段初战告捷后，国民党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急调第 94 军、第 16 军向我冀中腹地胜芳镇疯狂进攻，企图 “围魏救赵”。但聂荣臻却不为所动，继续指挥主力沿正太路西进，只让地方武装与进攻胜芳镇之敌周旋。结果晋察冀主力连战连捷，1 个月内歼敌 3.5 万余人，解放 7 座县城和 3 个重要的产煤区，控制了从获鹿到榆次的 180 余公里铁路线，切断了山西与河北之敌的联系，完全孤立了敌华北战略要点石家庄，一举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联成了一片。

由此可见，聂帅的军事指挥能力虽然弱于林、彭、刘、徐、粟，但也绝不像一些人描述的那样一团糟。晋察冀在内战初期的被动局面，聂荣臻当然负有领导责任。但若说责任全在他一人身上，也是不客观，不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