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名臣，千秋罪首王汉周
自朱棣迁都北京后，大明就得了一种病，叫“漕运依赖症”。
每年400万石漕粮（最高600万也运过）必须通过大运河运到北京，再发至九边各处。
可偏偏黄河最喜欢在河南、山东交界处决口，和运河发生亲密接触。
明代276年间，黄河决口次数高达456次，平均每半年就搞一次。
弘治二年（1489年）的这次，特别严重——
黄河在开封金龙口冲开两百多丈的口子，直接改道东北，夺大清河奔着渤海去了。
《明史·河渠志》载：“弘治二年五月，河决开封及金龙口，入张秋运河，又决埽头五所入沁。郡邑多被害，汴梁尤甚，议者至请迁开封城以避其患。”
开封府直接泡废了，山东西南部地区也被冲的一塌糊涂。
朝议的时候，有人建议直接放弃开封城，另迁新址。
河南籍官员急了：不设法修堤固防？敢情没淹到你们家！
于是朝廷开始强行修河，可一直修到弘治六年（1493年）二月，换了三任治河总理，银子砸了上百万，决口却越冲越宽…
朱祐樘急得团团转：“满朝文武，竟然找不出一个治河的？”
这时，吏部尚书王恕出列：“陛下，臣举荐浙江左布政刘大夏。”
顿时一片哗然。
朱祐樘也是满腹狐疑，没听说刘大夏有啥水利才能啊？！他能行吗？
但朱祐樘充分信任王恕（四朝元老，居中持重）：加授刘大夏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河道，允许便宜行事。
其实也是，刘大夏初入仕途时，曾在工部观政实习，积累了实务经验，后来又主持疏浚永定河，在治水方面并非新手。
面对百年罕见的黄河洪水，刘大夏第一步就与以往治河官员截然不同，他先在张秋镇（今山东阳谷县境内）决口的西岸挖了一段月河。
减缓洪水冲击，给张秋段的运河开了一个“减压阀”，缓解了主决口的水势，为后续堵口创造可能。
2、让月河重新连接大运河，确保漕船畅通。
消息传回北京，朝堂上下都松了一口气：京城一百多万人的基础保障和九边大头兵的饭碗总算暂时保住了。
但刘大夏的硬仗才开始。
运河决口足足有三百丈宽，水深浪急。刘大夏试了各种方法：投石、沉树、打桩…结果每次都是刚见点成效，转眼就被洪峰冲得稀巴烂。
吃了很多亏。
他开始研究元代贾鲁的治河笔记，终于想出个狠招——“沉船筑坝法”，把十几艘报废的运粮船串在一起，在船舱里塞满大石头，直接凿沉在决口最凶的地方，相当于先立个水下挡箭牌，再在船上压上“卷埽”。
所谓卷埽，主要以竹木、梢草、秸秆等软料夹杂土石卷制捆扎而成。
沉船那天，刘大夏自己就站在最危险的东岸盯着。
第一艘船刚沉下去，就被激流冲成了碎片，岸边的人看得直叹气。
刘大夏只喊了一句：“接着沉！”
接着是第二艘、第三艘…
直到第八艘，水势总算缓了点儿…
经过三天三夜的连续作业，张秋决口终于合龙。
然而，堵住决口只是治标，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得给黄河“规划路线”。
在这方面，刘大夏的方案很明确：北堵南疏。
沿着黄河北岸，他主持修筑了著名的“太行堤”，西起河南胙城，东到山东虞城，全长360里，底宽12丈，顶宽3丈，全部三合土夯实。
堤上，每隔五里设一座瞭望台，每十里建一座防汛仓库。
这是明代规模最大的防洪工程之一。
太行堤完工后，这段黄河安生了三十年，再也没发过大水。
南岸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不筑堤，只疏浚。
组织民夫疏通了四条入淮通道，这样，每当汛期时，多余的水量就能通过四条河道分流，减轻主河道压力；枯水期时，四条河道又能保障基本通航。
到弘治八年秋天，工程全部完工。
刘大夏回京复命时，朱祐樘特意在奉天门设宴，又命内阁大学士刘健撰碑文，立于黄陵岗，以纪其功。
但回到京城屁股还没坐热，言官的各种弹劾就接踵而至了...
黄陵岗塞河功完碑
现今立于河南兰考县南彰镇宋庄村小学校园内
2006年入选河南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言官也不全是些吃饱了没事干，有些意见还是中肯的。
比如：“大夏筑太行堤，逼河南行，是逆水性而祸民生也。”
这句点出了刘大夏治河方案的核心矛盾：一切以保护漕运为最高原则。
明代治理黄河时，有个专用术语叫“遏黄保运”。
宁可让黄河改道南下去祸害下游的淮河流域，也要确保北边的运河安全，而淮河流域的百姓则是可以“被牺牲”的。
刘大夏的“北堤南分”，正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体现。
结果就是，黄河泥沙全部南泄入淮，让洪泽湖在此后面积被迫扩大近3倍，湖底高出淮安主城区10米，形成“悬湖”奇观。
正德四年（1509年），黄河又在曹县决口，南岸四道分流河道淤塞了三道。
这时候的刘大夏，因为得罪刘瑾，被充军肃州，新上任的河道总督束手无策，只能看着洪水淹没淮北七州县。
到了嘉靖六年（1527年），黄河全流夺淮入海，淮河下游彻底沦为黄淮泛滥区。
此后三百年间，苏北、皖北水患不断...
直到1855年，黄河再次改道才结束。
与修黄河相比，刘大夏另一个被诟病的地方是“烧海图”。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网络上开始大规模充斥“刘大夏烧了郑和下西洋的海图，导致中国航海技术就此落后世界500年”的论调。
这个说法流传之广、细节之“真”，甚至还衍生了“如果刘大夏没烧图，华夏就能殖民全球”。
但真相，恐怕要让绝大多数人大跌眼镜——这是个不断“加戏”的剧本，在明朝中后期的一百多年里，情节越编越离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