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奥塞斯库，从民族英雄到东方暴君新高地X号
1970 年代初期罗马尼亚人在共和国广场上欢呼齐奥塞斯库的时候，他们以为自己拥戴的是一个民族英雄。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英雄正在经历一场不可逆转的内部变化----不是性格的突变，不是突然变坏，而是当他发现自己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行使权力时，权力本身开始在他内部生长出一种新的东西。
绝对权力不会让一个好人变坏----这种说法太简单了。准确的描述是：绝对权力会让任何人的认知系统发生扭曲。他不再能准确判断现实，不再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不再能理解他统治下的民众到底在想什么。因为所有输入到他大脑中的信息，都已经被一个庞大的、由权力本身制造出来的过滤系统加工过了。
这个系统，是在 1971 年到 1989 年间被一层层建起来的。它的基础是个人崇拜，它的支柱是秘密警察，它的保护层是埃列娜・齐奥塞斯库的信息围墙，而它最终结出的果实，是一个经济没有明天的国家和一场在圣诞节的枪声中结束的悲剧。
一、造神运动：从“同志”到“喀尔巴阡天才”
1971 年之前，齐奥塞斯库的公众形象是相对朴素的。官方用语叫他“齐奥塞斯库同志”，媒体的报道保持在对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应有的尊重范围内。没有人喊他”领袖”，没有人叫他”天才”，他的肖像也没有被悬挂在每一个房间里。
七月提纲之后，这一切像被按下了加速键。
他不再是”同志”----他变成了“领袖”（Conducător）。这个称号在罗马尼亚历史上有一个沉重的回响：战时的安东内斯库用过它，卡罗尔二世的王室独裁也用过它。它是一个超越了党内职务的个人权力宣示----”同志”意味着你是集体中的一员，”领袖”意味着你在所有人之上。
然后是“天才”、“当代的杰出人物”、“民族最优秀的儿子”----每几年升一级。到 1980 年代，官方的标准称号已经变成了“喀尔巴阡山脉的天才”和“罗马尼亚现代历史的缔造者”。这些头衔在官方文件中、在报纸头版上、在广播和电视的开场白中反复出现，每一次出现都在加深同一个信息：这个人不是普通人。他不是被选举出来的管理者----他是一个神话。
无处不在的画像
画像系统也在同步铺展。齐奥塞斯库的肖像被挂到每一个公共场所----政府大楼、学校教室、工厂车间、医院大厅、军营、火车站、邮局、商店。必须是高质量印刷的，必须有光泽，不能有褶皱或污渍。校长、车间主任、站长----各级负责人有义务确保自己管辖范围内的领袖像是干净的、端正的。如果检查员发现你的办公室里的齐奥塞斯库像蒙了灰尘，你可能需要写一份检讨。
媒体的精密控制
报纸头版如果没有任何关于齐奥塞斯库的新闻，编辑会在当天晚些时候接到问询电话。他每一次公开露面，不论规模大小，都必须被正面报道，用最高规格的措辞。他走访一个工厂车间，媒体写的是”深入群众、了解第一线情况”。他在农业站蹲下来看土壤，媒体写的是”高瞻远瞩的农业政策指导者”。
电视上的影像是最具仪式感的。齐奥塞斯库走过人群，人群鼓掌，他微笑。他挥手，人群更加兴奋。他走到讲台上，全场起立。----每一帧画面都在重复同一个视觉叙事：这是一个受人爱戴的领袖。这段画面被反复播出，直到它变成观众下意识中”正常”的政治景观。它背后的真相----人群是被组织的，掌声是排练好的，鼓掌的节奏有专人指挥----没有被质疑的空间。
他的著作、讲话、报告被系统性地整理出版。三卷本的《选集》是不够的----出到十卷。每一卷都被列为必读物。工厂里的政治学习小组每周要读一个章节，然后写心得体会。大学入学考试的政治科目必须有”齐奥塞斯库著作”相关的内容。技术职称评定的考核中，对他的”理论贡献”的掌握程度占了不少比重。
这不是宗教，但它在结构上与宗教相同：有唯一的崇拜对象，有唯一正确的经文，有必须反复举行的仪式，有对异端的清除机制。通过这套系统，齐奥塞斯库把自己从“党的领导人”变成了“民族的化身”。在符号层面，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被替换的职位----他就是国家本身。
1984 年，他的 七十岁生日 被办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庆典。全国张灯结彩，学校放假，工厂组织集会，电视连续一周播放关于”伟大领袖光辉历程”的专题片。
在所有这些颂歌的声浪中，齐奥塞斯库听到的声音越来越单一，越来越一致：你们做得对。你是伟大的。人民爱你。
个人崇拜的视觉奇观----齐奥塞斯库无处不在的面孔
二、经济豪赌：钢铁厂、外债与一百亿美元陷阱
这种信息环境对一个必须做出重大经济决策的领导人来说是致命的。
而齐奥塞斯库在 1970 年代做出的经济决策，恰恰是那种需要在庞杂、矛盾、不确定的信息中做出判断的决策----他在一种完全不透明的环境里，选了最错误的那个。
1970 年代，齐奥塞斯库启动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他的目标是一个响亮的词：“多方面的社会主义社会”----翻译成具体的政策语言，就是到处建设大型工业项目：钢铁厂、石化联合体、炼油厂、机械制造厂、化工综合体。
这些项目的资金从哪里来？主要来自西方贷款。 在 1970 年代的国际金融环境下，石油危机后的产油国把大笔美元存入西方银行，银行需要把这些钱借出去，对东欧国家的贷款审批非常宽松。齐奥塞斯库不是唯一抓住这个”机会”的东欧领导人----波兰的爱德华・盖莱克也大规模举债，速度更快，金额更高。
但齐奥塞斯库做了两个灾难性的选择。
第一，他选的工业项目大多是错误的。这些钢铁厂和石化工厂依赖的是从西方进口的技术和原料。当全球市场的原料价格波动时，这些工厂就变成了吞噬外汇的负债机器----而不是计划中预想的”出口创汇的引擎”。更糟的是，计划经济本身的制度弱点----没有市场竞争、没有利润约束、没有退出机制----意味着投资回报率远远低于计划中的预测值。一些项目在投产之前就已经技术上过时了。
第二，他没有为还债做任何预案。当 1979 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冲击全球经济时，罗马尼亚的出口收入骤降，而贷款利率飙升。到 1981 年，罗马尼亚的外债总额已超过 一百亿美元----对一个两千万人口、经济规模有限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沉重到压垮一代人的数字。
齐奥塞斯库面临一个选择：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计划，进行结构改革----这意味着放开价格管制、削减补贴、接受西方的监督条件。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失去对经济的完全控制权。
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1970 年代罗马尼亚的大型工业项目
三、黑暗年代：为了还债，可以牺牲一切
他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提前还清所有外债。 不向 IMF 低头，不接受任何条件，不搞改革。他要让罗马尼亚变成一个”不欠任何国家一分钱”的国家。
这个决定背后的逻辑是一个奥尔特尼亚农民关于债务的道德观：欠债是可耻的，欠债必须立即偿还，为了还债可以牺牲一切。当这种道德观被应用到一个现代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上时，不是在做出一个道德的判断----是在犯一个认知的错误，一个有数百万人为代价的认知错误。
为了还债，齐奥塞斯库下令：出口一切可以换外汇的东西。
粮食----优先出口，留下的部分实行严格的配给制。每人每月六公斤面包或面粉，凭配给证购买，用完即止。肉类？限量供应，排队几小时，经常买不到。糖、油、鸡蛋----全部配给。牛奶优先供应孩子和病人，成年人的配额几乎可以忽略。
能源也被出口。罗马尼亚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气被大量运往国外市场，用来换取外汇。国内的能源缺口以极端的节俭来填补：冬季供暖的温度被官方规定为室内不超过 十四度。在零下十几度的冬天，人们穿着棉大衣和厚袜子坐在家中，手指冻僵了才去摸一下暖气片----有热度但几乎没有热量。电梯在非高峰时段停运以省电。夜晚街道路灯的密度被降低到勉强能看清路面的程度。
电视每天只播送两个小时的节目。全部是新闻、宣传片和齐奥塞斯库的活动报道，穿插少量的音乐节目。但很多人打开电视不是为了看内容，是为了在黑暗的房间里有一点光和声音。
用来还债的资金是源源不断地流向西方银行的。而留在罗马尼亚国内的，是越来越空旷的商店货架、越来越冷的冬天、越来越沉默的城市。
在 1980 年代的布加勒斯特----那个曾经被称为”小巴黎”的城市----冬天入夜之后几乎是一片漆黑。没有霓虹灯，没有橱窗照明，街灯稀稀落落。这座城市像一座被围困的堡垒里的村庄----只不过堡垒外面没有敌人，堡垒外部的世界正是它当年渴望加入的那个西方。而那些送往西方的商品，正在穿过它黑暗的街道驶向口岸，去偿还一个不该用这种方式偿还的债务。
齐奥塞斯库自己居住的地方，当然是灯火通明、暖气充足的。他不认为自己过着和人民不同的生活----因为他已经不再能看到人民的真实生活了。在总统府里，他接待外国领导人，举行国宴，讨论世界局势。信息过滤系统已经把贫穷和苦难从他的视野中巧妙地清除了。向他汇报的官员不会告诉他商店里的货架是空的，不会告诉他冬天医院的病房里结冰了，不会告诉他孩子们在学校里穿着单衣发抖----因为告诉领袖坏消息的人，自己会成为坏消息的一部分。
1989 年 4 月，齐奥塞斯库宣布：罗马尼亚已提前还清全部一百多亿美元的外债。官方媒体在头版用最大字号刊登了他的讲话：”不欠一分钱才是真正的自由。”
在那些买不到面包、冬天没有供暖、晚上一片漆黑的人们看来，这句话没有庆祝感，只有讽刺。
1980 年代布加勒斯特的黑暗与匮乏
四、第 770 号法令：子宫是国家的资源
在同一片漆黑中，还有另一层令人窒息的黑暗。
1966 年 10 月，齐奥塞斯库签署了第 770 号法令。这项法律的名字听起来像一份普通的行政文件，但它改写了一代罗马尼亚妇女的命运----它宣布堕胎和避孕为非法。理由不是医学也不是人口统计学的理性考虑，是齐奥塞斯库自己的逻辑：人口是国家的战略资源，妇女的任务是为国家生产更多的资源。
法令规定：任何实施堕胎手术的医生可以被判处数年监禁；妇女本人也可能承担刑事责任。避孕药具的进口、生产和销售也被禁止。
结果是可以预见的。1967 年，罗马尼亚的新生儿出生率翻了一倍。短期内，政府得到了它想要的人口数字。但紧随其后的，是非法堕胎导致死亡率的飙升。无法通过合法途径获得节育服务的妇女，转向了地下诊所、民间偏方和自己尝试----成千上万的女子宫穿孔、大出血、感染，死在后巷诊所的简陋手术台上或自己的床上。几十年来，因为非法堕胎导致的死亡人数据估计 超过了一万。这是欧洲战后和平时期最恶劣的妇女健康灾难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