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猛人，改变中国最爱历史
在那次历史性会面之前，蔡元培与陈独秀已经是老相识了。
他们一起造过炸弹。
清末，为刺杀满清大员，蔡元培与朋友们组织了暗杀团。蔡元培后来谈起这段履历时说：“36 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
蔡元培在上海租了个房子，亲手制造炸弹，他找来章士钊帮忙，章士钊又找来了陈独秀。
据陈独秀回忆，他从安徽一到上海就加入了这个组织，住在上海月余，天天跟着试验炸药。
这一切似乎不可思议，但在救国图存的探索中，这些读孔孟之道长大的书生都甘于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献身，诠释爱国青年之血性。
十多年后，1917 年，在一个黎明之前的觉醒年代，这两位大师再次相遇。
▲北京大学第二届文科哲学门毕业生与老师合影：前排右 4 蔡元培，右 3 陈独秀
爱国心与自觉心
正如鲁迅先生在《小杂感》中所写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这便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时局。
几经风雨，几经磨难，到了 1915 年，包括陈独秀在内的革命党人，已经历清帝逊位、二次革命等走马灯似的政治大戏，推翻了满清，建立了民国，却依旧看不到国家的未来，心好累。
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在华利益重新洗牌。日本以协约国之名参战，实则趁火打劫，派兵占据了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铁路全线，抢占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向中国提出 “二十一条”，野心勃勃地想要独占中国。
这一年，陈独秀正处于人生低谷。此前，他因参与二次革命失败，一度被袁世凯的亲信列为通缉犯，不得不告别妻儿，流亡日本。
在日本期间，陈独秀与胡汉民、章士钊等办起了《甲寅》杂志，抨击时政。这本刊物的主要撰稿人，还有时年 26 岁的李大钊，以及高一涵、易白沙等爱国青年。
▲陈独秀（1879-1942）
陈独秀与李大钊最初相识，却引发了一场关于爱国问题的争论，可谓 “不打不相识”。
在该刊中，陈独秀第一次以 “独秀” 的名字发表了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批评国人漠视国事，不理解国家为何物。
陈独秀不吐不快，如一个愤青，发泄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说西方人所讲的爱国，与中国人的忠君爱国 “名同而实不同”。欧美人视国家为 “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而当时的中国人，却仍将国家当做封建王朝的家天下，“凡百施政，皆以谋一姓之兴亡，非计及国民之优乐。”
辛亥革命革了个寂寞，执政者以旧的方式执政，民众也遵守旧的思想观念，仍然以草民自居。这才有了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复辟闹剧，以及一些人高喊奉孔教为 “国教” 的落后思想。
这篇文章中，陈独秀流露出革命失败后的彷徨苦闷，也在苦苦追寻新道路。但是，文中痛陈国家极端黑暗，毫无可爱之处，甚至故作危言，说与其如此，不如当亡国之民为好，不少中国留日学生对这种言论感到不太舒服。
于是，李大钊作为代表，在 1915 年 8 月的《甲寅》第 1 卷第 8 号上发表《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对陈独秀的消极态度进行了温和的批判，说其 “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
李大钊这篇文章的意思是，既然您觉得国家不可爱，那我们更要改变旧秩序，改造国民性，唤醒国人的自觉心呀。
兴许是受到李大钊等人的启发，陈独秀产生了新的觉悟。一个月后，1915 年 9 月，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
1915 年 6 月，陈独秀妻子高君曼生病咳血，陈独秀接到好友汪孟邹的来信后迅速回国，与妻儿居住于上海法租界。
高君曼是陈独秀续弦之妻，也是他元配夫人高晓岚的妹妹。这段有违世俗的婚姻难免让人说闲话，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也因此跟他们爸爸闹别扭，多年来缺乏联系，常年在外漂泊。
这俩年轻人跟他们父亲陈独秀一样倔强，宁肯出去当打工人，睡在上海亚东图书馆的地板上，也不肯接受家里的经济援助。
作为继母兼姨母的高君曼于心不忍，托人说情，让陈独秀把孩子接过来一起住。陈独秀却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们自创前途可也。”
当时，陈延年兄弟信仰的是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他们攒够钱，到上海求学，考取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大学，并在之后赴法勤工俭学。
据见过陈延年、陈乔年的人回忆说，这两兄弟的模样就像清教徒，“吃得坏，穿得坏，绝口不谈女人”。多年后回国，他们改变了思想，终于成为父亲陈独秀的同志，却走向悲壮的结局。
1915 年回国后，面对民族危亡的困局，陈独秀渐渐从意志消沉中走出。
陈独秀认为，当务之急是发起一场反封建的思想运动，仿造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为全民带来新思想、新文化，让他办个八年十年杂志，一定能使全国思想改观。陈独秀没钱，只好将这一想法告诉私交甚密的安徽老乡汪孟邹。
汪孟邹当时是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欣然同意好友的创业想法，并由他出面介绍，拉来了群益书社的老板陈子沛、陈子寿兄弟给陈独秀投资，议定杂志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为 200 元。
经过多方奔走筹备，1915 年夏天，这本叫《青年杂志》的刊物横空出世，最初的发行量只有 1000 册。一般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发端的标志。
因为《青年杂志》跟当时的《上海青年》周报名字有些雷同，所以到了第二卷时，《青年杂志》正式改名为《新青年》。
▲《青年杂志》创刊号封面
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树立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热情地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责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陈独秀将希望寄托于那个年代的 “后浪” 身上，希望青年自觉担起救国救民的重任，进而对青年提出了提出六个标准：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从此以后，陈独秀联合志同道合的战友，为了唤醒民众，对几千年来中国封建文化中最落后、保守、反动的愚昧迷信、旧道德与旧文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这本叫《新青年》的杂志，将改变一个时代。
李大钊经过与陈独秀的爱国辩论后，也成了陈的好友。听到陈独秀的呐喊声后，李大钊也在次年回国，成为其有力支持者，于《新青年》发表了《青年》一文，洋洋洒洒 8000 多字，用 115 个 “青春” 呼唤青年觉醒，读来令人激情澎湃。其中写道：
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在新旧思想的对垒中，《新青年》面对着来自保守者的巨大压力。作为主编的陈独秀，宁可断头流血，也毫不退缩，他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Democracy，民主）、塞（Science，科学）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塞两先生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一切的黑暗。”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