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酒瘾，和他偷打的那二两酒读彳亍

蒲黄榆这名字，听着像“捕黄鱼”。汪曾祺搬到这儿，曹禺打电话问他住哪儿，他说蒲黄榆。曹禺愣了半天：“捕黄鱼？北京哪来的黄鱼？”老头儿后来专门考证过，是东蒲桥、黄土坑、榆树村，仨地名凑一块儿。他就住这儿，写了十几年。楼下有个小饭馆，没事偷着去喝酒，被老太太逮住，一叫“汪曾祺”，坏了。这地方，也够他琢磨的。

我第一次听说“蒲黄榆”这三个字，是在一本汪曾祺的书里。那时候我还小，不知道蒲黄榆在哪儿，只觉得这名字怪——听着像“捕黄鱼”。北京这地界儿，哪来的黄鱼？直到很多年后，我搬到了南城，才弄明白：蒲黄榆不是捕黄鱼，是三个地名的缩称。东蒲桥、黄土坑、榆树村，各取一个字，凑成了这么个不伦不类的名字。

这是汪曾祺考证出来的。

那会儿他已经住在蒲黄榆了。1983年，他从甘家口搬到这儿，蒲黄榆路9号楼，12层。房子不大，小三居，48平米，是他夫人单位新华社分的。那时候他是京剧院编剧，写了《沙家浜》，署名“汪曾祺”，很多人不知道他，只知道有个戏叫《芦荡火种》。曹禺有一次给他打电话，顺便问起：“你住的地方叫什么？怎么那么怪？”汪曾祺说他搬来之前也觉得这地名很怪：“捕黄鱼？——北京怎么能捕得到黄鱼呢？”后来他专门考证过，才知道是东蒲桥的“蒲”，黄土坑的“黄”，榆树村的“榆”，仨地名摞一块儿，跟“陕甘宁”“晋察冀”一个路数。

蒲黄榆这地方，早年间什么也没有。百度百科上说，“早些年，蒲黄榆是一个典型的劳动人民集中的地方，没有什么有钱人和有名的人。只有一个叫汪曾祺的作家”。这话说得实在。民国那会儿，这儿是荒地，菜地，坟地。从永定门出来，过了沙子口往东，走两站地，就到了。路是土路，坑坑洼洼，两边是菜地，再往南是大片的庄稼。住在这儿的人，种菜的，赶车的，看坟的，刨坟的，没有正经人。

可汪曾祺偏就住在这儿。

他住的那栋楼，12层，在蒲黄榆算是高的。站在阳台上往南看，是成片的平房，再远处是庄稼地。楼下有个小饭馆，不大，几张桌子，卖些家常菜。汪曾祺好喝酒，没事就溜达下去，要二两酒，一碟花生米，跟老板聊半天。他儿子汪朗后来回忆说，他爸经常跑到那小酒馆跟人喝酒，喝着喝着就写出了《安乐居》。

《安乐居》是汪曾祺写北京的一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小酒馆，卖酒，也卖下酒菜，来喝酒的都是些底层人——蹬三轮的，扛大个的，拉板儿车的。他们喝着酒，聊着天，骂着世道，也念着好。汪曾祺把这些人写得活灵活现，好像他就坐在旁边听着似的。其实他真就坐在旁边听着。那个小酒馆，就是蒲黄榆楼下那家。

可这老头儿喝酒，是有“纪律”的。家里老太太管着他，不让他多喝。有一回，他偷偷下楼去打酒，小卖店少找了他五毛钱。老太太打楼下过，店主叫住她，把五毛钱还了。老太太回去一翻审：“汪曾祺，你又打酒喝了？”老头儿开始还抵赖。老太太说：“人家钱都找在这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老头儿哑了。

汪师母施松卿对老头儿一般有三种称呼：老头儿、曾祺和汪曾祺。老太太一叫“汪曾祺”，坏了！肯定有事了！他写《安乐居》，老太太发动全家批判他：你居然跑到小酒馆喝酒了！——没有啊！——有小说为证！还抵赖！

这事儿听着像笑话，可细想想，是甜的。

1980年代，汪曾祺的创作突然爆发了。他后来管这叫“衰年变法”。1988年，他在一首诗里写：“衰年变法谈何易，唱罢莲花又一春。”到了1991年，他在一封信里把“变法”的意思说清楚了：“我得回过头来，在作品里融入更多的现代主义。”那年他七十一岁。一个七十一岁的老头儿，说要“现代主义”，听着跟说相声似的。

可他是认真的。

那十几年，是他创作的“黄金时代”。他住在那间48平米的小三居里，写高邮，写昆明，写北京，写他这辈子见过的人和事。他写的不是大人物，是那些被历史遗忘的人——卖菜的，赶车的，剃头的，唱戏的。他写他们的日子，他们的活法，他们的体面和狼狈。他把这些写进书里，起了个名字，叫《榆树村杂记》。榆树村，就是蒲黄榆里的那个“榆”。老地名没了，他给留住了。

蒲黄榆这地方，最动人的一个故事，跟茄子有关。

有一回，王世襄在红桥市场买菜，看见茄子挺好，多买了几个。他骑车送到蒲黄榆来，给汪曾祺尝个鲜。那是个大夏天，王先生上面一件和尚领背心，下面一条短裤，光脚穿了双凉鞋，和胡同里的老大爷没什么两样。两人没说几句话，王先生起身就走了。蒲黄榆在红桥市场南边，王先生家在北边，为了送这几个茄子，他老先生一来一去得多骑半个多小时。那年他好像已经七十八了。

三联的朱伟讲这个故事之前，问了一句：“那一代人身上的气质，这气质里无论风霜雨雪，始终津津乐道的生活态度是哪来的？”

故事讲完，他说：“那一辈文人的交往，就是这么简单纯粹。”

“骑着自行车，大夏天，七十八的高龄，就为送几个茄子。几根大葱，几个茄子，都能津津乐道于做出好滋味；老友之间，为几个茄子，便可奔波东西；如今有这样的文人么？而之所以可以这样的方式相濡以沫，就因他们杂学与兴趣之同好。没有不断繁衍的兴趣，哪会有对杂学的真兴趣？杂学本就是兴趣之积累，没有津津乐道，乐在其中而忘我，兴之所至难。所以，兴致才最宝贵，没有对茄子、大葱的兴致，也不会有对蛐蛐儿、鸽哨的兴致。这些老人因此才丰厚地站在那里罢，没有丰厚，又哪里能立住呢？”

这话说得实在。那一代人的趣味，不在书房里，不在讲台上，在菜市场，在厨房里，在骑着自行车送茄子的路上。

1993年8月，《钟山》杂志在北京开文学颁奖会。有个叫胡丹娃的编辑，跟着主编刘坪去蒲黄榆拜访汪曾祺。她说，走到那栋塔楼前时，大家忽然就安静下来了。

汪曾祺先生的家不大，一屋子的人说说笑笑，说的都是好玩的事。那天他的夫人施松卿也在场，屋子里的气氛格外温馨。

胡丹娃后来跟汪曾祺约稿，老头儿答应了。她离开《钟山》后，又去约过一次稿，心里怯怯的，怕人家不搭理。汪曾祺先生没有显示出哪怕一点点不理解，好像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那天，他送了她一本新出的散文自选集《草花集》。扉页上写着：“丹娃留存，1994年10月。”

胡丹娃说，没有拍照，没有合影，唯一留下的就是这几个字。

如今，那本《草花集》大概还搁在谁的案头。

汪曾祺在蒲黄榆住了十二年多，是他这辈子住得最久的地方。他的“衰年变法”，他最好的文章，都写在这条街上。

1996年，他搬走了。1997年，他走了。

他走的那天，北京城里的作家们来了很多。有个老编辑说，老头儿这辈子，就写了一个字——好。日子好，吃食好，人情好。他把这个“好”字，写得满纸都是。

如今蒲黄榆变了。朝晖商场没了，修了地铁站。只有那栋12层的楼还在，楼底下的小饭馆早关了。楼里的住户换了一茬又一茬，很少有人知道，这儿住过一个写书的老头儿。

有一回我路过蒲黄榆，想起汪曾祺写过的一件事。他说曹禺问他住哪儿，他说“蒲黄榆”。曹禺说：“蒲黄榆？捕黄鱼？北京哪有黄鱼？”他后来专门考证过，写进文章里。那文章叫《蒲黄榆后记》，里头有句话，我记了很久：

“我住在东蒲桥畔，因此把我的三篇小说题为《桥边小说》。”

东蒲桥，早没了。黄土坑，也平了。榆树村，拆了盖楼。可“蒲黄榆”这三个字留下来了，汪曾祺也留下来了。他不是什么大人物，他就是个写书的，住在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楼下有个小饭馆，没事去喝二两酒。他把他住的那条街，写进了书里。那书后来很多人读，读着读着，就想起自己住过的那条街。

还有那个骑自行车送茄子的老头，听着像笑话，可细想想，是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