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袋难求的血液，卡住了献血的人风暴眼

在医院里，人可能不止需要闭目回想一生的是非荣辱，有时还需要翻遍手机通讯录，或者在脑海里将那些熟悉的、生疏的名字和脸孔筛过一遍又一遍，只为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求来一袋400cc的血。

景森亲历这种窘迫时，是在4月18日上午。吉林省延边医院妇产科的病房里，空气凝滞，混杂着温吞的奶香和消毒水的气味。他守在病床前，心神不宁地看着产后重度贫血的妻子——她的脸白得跟纸似的。

血红蛋白数值一路下跌：54 g/L，49 g/L……跌到不到正常值的一半时，医生强调：“必须马上输血”。

但血从哪来？

接下来几个钟头，这个37岁的东北汉子一刻不停地拨打电话，在走廊反复踱步等待消息。他联系医院对接的延吉血站：“我爱人产后病危，亲属一时赶不过来，我在沈阳献过血……”

“外地献血证用不了，必须亲属来献血。”对面回答。

“可孕产妇本身就是优先用血人群啊……”他商量着：“等我媳妇情况稳定，我马上去献回来。”

结果是徒劳。挂断电话不过两分钟，景森的脑子仍是木的，忽然听到六旬母亲在身旁小声说：“你别上火……要不，妈去献？”

就在同一天，两千多公里外的广州一家医院里，高曼也在面对同样的焦虑。她翻遍通讯录，逐一联系了十多位亲友，在网上发布求助信息，在上百条涌来的卖血私信里问价。她的母亲患有急性髓系白血病，正等着限期一个月内的献血证救命。

越来越多的普通家庭，不得不在医院里排队等一个指标、耗尽人际网络找血、通过“血牛”转手献血证……尽管政策早已叫停了“互助献血”模式，但献血率持续下滑的现实，让血库库存只够覆盖那些最危急的生命。剩下的，必须靠临时“拉人头”般的运作，以血换血，才能勉强补上缺口，维持系统运转。

于是，不少人都被直接、间接地拉进了这场血液资源的争夺战里。

被忽略的是，这个激烈的战场正在形成某种信息黑箱：外面的围观者，无从看清血库里的告急数据，也不曾被告知献血激励的兑现困境。一边是对“自愿无偿”的朴素期待，一边是现实而复杂的脆弱动机……社交平台上、短视频里、不时曝出的消息中，任何一点不透明、不公平的琐碎细节，都微妙地损耗着大众的信任。

似乎，越想拉进来的人，越被推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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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排队，找血，“拉人头”

景森媳妇的预产期原在4月25日，但提早十天血压已飙升到170多。4月15日当晚，她因先兆子痫被推进延吉医院的手术室，紧急剖腹产诞下一女。

起初，景森还在兴奋地轻捏着婴儿粉扑扑的小脚丫，感受手心里血脉的温度。但紧绷的心弦只松了片刻，就收到妻子重度贫血的消息。

需要血，紧急！医生建议他联系血站试试。没想到，必须有家属先献血，才有血用。

景森陷入了两难。身边的母亲早已超出献血年龄，而他自己，要连轴转着照顾妻子和女儿，孩子隔不久就要醒，喂奶、换尿布、哄睡，他已经熬了两个通宵。

自己不能倒下。他抓起电话，向一百多公里外老家的亲姐、表哥求助，又联系了在长春的亲戚。这天虽是周六，但亲戚正在值班，需要找人顶班才能赶来。

“弟妹情况不好？行，等我过去！”暂时过了第一关，景森赶紧先买来补血药和猪肝汤，盼着能维持妻子的血红蛋白指标。

对另一边的高曼来说，开口求人并不容易。她给广州、深圳附近的亲友打了十多通电话，只是委婉地说起母亲当前的情况、用血需求，然后沉默着等对方读懂她的难处。

母亲的病来得太急，4月10日入院时，为了筹到足够的治疗费用，她已经把能问的人都问了遍。“献血和捐钱不一样，很多人会顾虑。”为了不强人所难，她特意给对方留了一丝体面拒绝的空间。

母亲患的是急性髓系白血病AML-M2，化疗的前提，是先补血。患者的造血功能已经衰竭，血小板数值只有28×10⁹/L，远低于100多×10⁹/L的正常标准，情况危急。

如果排不到医院的用血指标，也找不到人献血，就只能继续等，靠药物勉强维持。一周下来，母亲已经虚弱到起身就会晕倒。

按照医院规定，高曼需要自己找人到医院血库定向捐血。“亲友捐出400cc，其中大约80%的额度可返还给患者使用。”

但医院只在每周二一天和周五半天两个时间段采血。这个时间，大部分人都要上班，给找到合适的献血者又增添了难度。

即使是曾经献过血，医院对献血证也有严格的限制：必须在院内献血，在外地甚至同城其他血站献过血，均属无效；仅一个月内的献血证有效。

最终，在亲属里，除了高曼体重太轻不符合要求外，只有哥哥和姐姐献血成功，兑换了部分指标。

为什么献血时没有任何门槛，优先用血时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在等待亲友赶来的时间里，景森决心要一个答案。他轮番拨打市民热线、卫生热线、省长热线……最后找到自己献过血的沈阳血站电话，试着求助。在各方协调后，转机终于出现了。

沈阳血站了解情况后，致电延吉血站进行协调，提出了折中方案：先从延吉库存调血，再由沈阳血库归还。

15日晚七点后，300cc血液分两次缓缓输入妻子的血管。“后续还需要更多，就要自己想办法了。”景森说。

02、 “天桥上随便找个血牛去”

在消耗尽人际关系之后，像很多人一样，高曼试图在社交平台上求助。视频发出去后，几天下来，就有百来条私信涌进来。

有一位大叔，什么条件也没提，只说自己已经无偿献血25年了，想帮忙。直到见面，高曼才知道，这位大叔已经58岁，很快将到献血限制年龄。他匆匆赶来，血压有些高。在献血点等了一个半小时，前后测了三次血压，却始终没能达到献血标准。这份热情让高曼心里过意不去，给他发了个红包表示感谢。

更多找来的人，几乎都是人称“血牛”的中介，或是明码标价的个人卖血者。

与血牛沟通，高曼才知道，这些长期需要用血的白血病患者周围，早已形成了隐秘的血液买卖链条。中介手中掌握着大量各地愿意卖血的人群，只要付钱，无论需要多少血量，他们似乎总能找到人。

“400cc全血，800元。”中介开价了。高曼了解到，这些钱，血牛会抽走一半，真正落到卖血者手中的，大约只有四五百元。

凤凰网《风暴眼》看到，大量线上求助用血的视频下，充斥着这样打着“互助献血”名义的中介留言。随机联系其中两位，示意急需用血后，对方表示，只需要填写医院、患者名字，患者年龄、血型、科室、床号、住院号等信息，每400cc交1700元钱，便可安排人员赶来献血。

因各种乱象横生，早在2018年，国家卫健委就全面叫停了“互助献血”。政策短暂见效了几年，但血液紧张的根源没有改变，血牛产业很快反扑。

50岁的冯学坤是多年坚持无偿献血的志愿者，同时也是采供血领域业内人士。即便对“血牛”这种行业颇为不屑，但有时他也不得不选择这条渠道，才能用上血。

一位朋友家的老人癌症晚期，因放化疗导致造血功能衰竭，需要定期输血维持。去年，朋友找到他求助。他正处在半年献血间隔期，无法在短期内再次献血，只好硬着头皮联系了地方血液中心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无奈地说：“每天要接上百个这样的电话，实在没有余量可以调配。”

“那该怎么办？”冯学坤追问。对方低声暗示：“去血液中心门口的天桥上，随便捡一张名片打吧。”

最终，冯学坤通过“血贩子”找到了血源。“有种明知违背初衷却不得不向现实低头的无力感。”至今回想起来，他仍觉得难以启齿。

“之所以有很多血贩子存在，本质上是血站和医院给他们留了生存空间。”冯学坤说，“用血实在太紧张了，血站就放弃了抵抗。”

胡勇是华北某献血点的工作人员，他向凤凰网《风暴眼》证实了这种窘境。献血的人，周末一般不过二三十人，平时更少，只有十多人。相比于自愿献血者，他们中互助献血和团体献血占比越来越高了。

“来的最多的，是手里拿着医院‘互助献血单’的人。”胡勇说。来互助献血的亲属带着怒气，不时有人争吵甚至推搡。他和同事们只能反复解释：“我们只负责采血，不负责发血。再激动，也不可能提前拿到血。”

“现在整个献血环境，基本都靠着医院互助献血在支撑。”胡勇说。患者需要用几袋血，家属就得找来几个人献，补齐额度才能取用。许多名义上的“互助”，背后其实藏着中介的交易。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可是现在，高曼实在拿不出更多钱去给血牛了。

她家开的饭馆在疫情中倒闭了，车和房子都卖了，父亲在老家打工还债。哥哥去年从国企被裁，一直没找到稳定工作。现在，全家只有她有月薪五千的稳定收入。

她的天一下子塌了。母亲确诊后，她才从父亲口中得知，家里已经负债累累。在东拼西凑十万元交上住院和治疗费后，未来如果需要骨髓移植，至少要准备八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