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来无此君：王蒙之死最爱历史

公元1354年，元朝至正十四年，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一年。

这一年，“元四家”中的两位前辈----黄公望与吴镇双双与世长辞，而两位后辈----倪瓒与王蒙正在逃离世事纷扰。

乱世繁花逐渐凋零，天地似乎在一夜之间安静了。

但也从未安静。

倪瓒是慢慢枯寂下去了，萧索平淡，一如其画，修炼出了一双冷眼；王蒙却在山中感受着风云变幻，时代的骚动如同花树荣枯，触目动心，始终摆脱不了一腔热血。

多年后，倪瓒给王蒙写了一首饱含劝诫意味的诗：

野饭鱼羹何处无，不将身作系官奴。

陶朱范蠡逃名姓，那似烟波一钓徒。

王蒙不听劝，还是一头扎进了波诡云谲的政治深海中。也许他是对的，在那样的时代，做一名避世的“烟波钓徒”只是倪瓒的一厢情愿罢了。

他们选择了不同的路，却注定了相同的结局。

▲王蒙画像。图源：网络

吴兴（今浙江湖州）人王蒙（1308？-1385）的身世可了不得，其家庭关系可简单罗列一下：

外祖父：赵孟頫；

外祖母：管道升；

舅舅：赵雍、赵奕；

表兄弟：赵凤、赵麟……

这一大家子都是一等一的大画家，人称“一门三代七画家”。反倒是王蒙的父亲王国器，大家比较陌生。但王国器亦非等闲之辈，史书说他工于诗词，擅长书法，喜欢收藏古代法帖、字画等，83岁时还给元代诗坛巨匠杨维桢寄去自己的几首词作，杨维桢读后深受震撼，评价道“坚强清爽，出语娟丽流便，此殆雪月中神仙人也”。想想都知道，王国器肯定有过人的才学，不然赵孟頫怎么可能将爱女嫁给他呢？

有了父亲和来自母亲家族的教育培养，王蒙的成长过程十分顺遂，才气了得，被认为“诗文书画尽有家法”。

▲赵孟頫画像。图源：网络

年轻时，王蒙便以诗文出名。《明史・文苑传》记载，“少时赋宫词，仁和俞友仁见之，曰‘此唐人佳句也’，遂以妹妻焉”。靠一篇诗文赢得一段婚姻，只能说有些人的才气真是老天爷赏饭吃。

再后来，王蒙曾北上元大都，有可能是想借外祖父赵孟頫的影响力谋个一官半职。这趟行程被同时代人顾瑛形容为“馆阁诸公咸与友善，故名重侪辈”，然而，表面看着十分风光，实际结果却未能如愿。

一方面，当时赵孟頫已故去有些年头，昔日同僚只对其外孙进行礼貌性地往还接待、诗词唱和，而难有实质性的帮助；另一方面，汉人知识分子在元朝要立足、当官，不管是科举还是举荐，都比其他朝代困难得多，这是时代大环境，没办法。

最终，王蒙留下了几首《留别》诗，打道回府，只身返江南：

富贵与荣华，飘若水上沤。

百年既瞬息，白驹岂淹留。

眇哉一身累，徒怀千岁忧。

惟持一尊酒，日夕相劝酬。

故山丛桂树，叶茂枝已稠。

苟遂攀援愿，此外复何求？

这诗中，他分明已经有了看破荣华富贵、只求云游山野的“慧眼”，不过是否具有同样超脱的“慧心”，则不得而知。

元朝文人士大夫基本都面临着共同的困境：仕与隐的选择。王蒙的外祖父赵孟頫一辈，亲历宋元鼎革，出仕元朝便被视为人生污点，需要面对社会的冷嘲热讽。到了王蒙、倪瓒这一代人，出生在元朝的统治下，长大后对这个王朝的抵触与抗拒已经减弱了许多，但反过来，身为外族的统治者，对这些江南文人的歧视与盘剥却有增无减——这无疑让这些“新元朝人”产生了强烈的割裂感，一心想融入主流社会，又根本不得其门而入，结果只能寻求归隐一途。

说白了，绝大多数隐居者，最初的决定都是被动的、无奈的。

“元四家”中，年纪最大的黄公望中年时曾出仕担任元朝的一个小吏，后被诬下狱，出狱后拜入全真教，开始了漂泊云游、随处隐居的生活。吴镇曾在村塾中教书，后来学习易经，贯通儒道释三教，从此深居简出，隐居不仕。出身豪富的倪瓒则不堪朝廷的租税催逼，干脆散尽家财，在太湖一带浮游，彻底泛舟江湖了。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入京受挫后的王蒙也收拾家当，遁入了黄鹤山。

▲王蒙画作上的题款，自号“黄鹤山人”。图源：网络

地方史料记载，杭州城北有三山，皋亭、黄鹤、桐扣。三山相连，峰峦起伏，郁郁葱葱，连绵数十里。以黄鹤为最高峰，山势陡峭，林木幽深，泉隐石崖，云笼雾遮，犹如一位武士守卫着杭州的北大门。相传仙人王子安骑黄鹤路过此山，鹤鸣数声，声震长空，群峰回应，久久不绝，故得名黄鹤山。

大约从至正元年（1341）开始，王蒙便迁移到黄鹤山隐居，在那里过起了“黄鹤山中卧白云，使者三征那肯起……百花楼中作酒狂，一声铁笛乾坤小”的生活。

他在山顶建了“呼鹤庵”，从此自号“黄鹤山樵”，以一副世外山人的姿态开启人生新阶段。在山中，他临摹古迹，吟诗作画，时而有好友造访赏画，时而下山赴一场文人雅集，日子看起来颇为自得。

但，当他在黄鹤山迎接日出日落的时候，内心其实并不平静。

王蒙一生孜孜不倦地绘画，主题却可归结为简简单单的两个字：隐居。无论是“渔隐图”“高隐图”，还是“山居图”“隐居图”“移居图”，通通指向这一主题。在绘画史上，隐居之于王蒙，就如同诗歌史上隐居之于陶渊明。

问题是，陶渊明也好，王蒙也好，隐居对他们而言已经是一种事实，一种日常----不像一些身在官场俗世中的文人士大夫，需要不断书写隐居主题来寄托自己的梦想----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不厌其烦地以文字笔墨来刻画自己的“日常”呢？

或许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的内心过于躁动，需要以隐居的主题来强化和塑造自己的状态。诗也好，画也好，就是陶渊明或王蒙的镇定剂。

据说王蒙一辈子画过很多次葛洪移居罗浮山的题材，现在我们仍能看到其中的两幅，一幅题为《葛稚川移居图》，另一幅题为《稚川移居图》以示区别。

两幅画的共同特点是，画中的葛洪（字稚川）要么牵鹿，要么骑牛，一身仙风道骨、超然世外的形象，但是，在这背后是举家搬迁、拖家带口的庞大队伍，不仅有他的妻子和孩子，还有挑担负重的仆人们，把生活必需品搬到山上。一路崇山峻岭，飞瀑流泉，茅屋掩映山间，先期到达的仆人已经洒扫完毕，在等待主人的到来。相较于传统的隐居图而言，王蒙的这两幅画中包含了太多的“冗余信息”，那些本可不必画出来的妻儿、仆人和杂物，似乎在一点一滴蚕食隐居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