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核不认，青椒甘做无用功赵婉婷

王润玺的办公桌上有很多物件，昆虫纸模、蚂蚁照片、生态学与昆虫学书籍……其中大多是他从读博时的工位搬来的。它们大致勾勒了他的研究领域。

过去的大半年，他的桌上增添了几样新东西：一沓他为课题组设计的Logo贴纸、一个写着“成为你年轻时需要的那个老师”的摆件。

他的手机里也新增了不少照片：有他带学生在野外实习时背靠山林的合照，有他30岁生日时与学生在校园银杏大道满目金黄时的留影，也有学生镜头下站在讲台上的他……

2025年9月，王润玺结束7年读博生涯，加入北京师范大学虎豹团队，成为一名讲师。他说，未来不论是课题组的研究，还是对学生的训练，他的终极目标都不只是发几篇好文章，而是让自己成长、让学生尝试并且做成更多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身处“非升即走”的考核体系的他，做了不少看起来与“发文章”无关的事。“我觉得我应该大胆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王润玺作学术报告

与科研“无关”的事

3月的一天，王润玺神神秘秘地叮嘱学生：下次组会记得带支笔。

学生们有点慌张，这是要突袭小测验吗？

组会上，王润玺给每个学生发了一张表格，表头写着“奥德赛计划”。

“奥德赛时期”是最近在网络上流行的一个概念，通常指的是20岁到35岁的青年在完全步入稳定成年生活前的过渡阶段。对王润玺来说，在通过“三年考核”前，他的工作仍充满变数；他的学生在本科或硕士毕业后，面临工作或继续深造的选择题。从定义来看，王润玺与学生都处于“奥德赛时期”。

根据表格的指示，他与学生需要依次填写想象中的未来几年的保守人生、理想人生、梦幻人生，并为每一种人生的所需资源、喜爱程度、自信程度、一致性打分。

王润玺（左一）与学生

不难看出王润玺策划这一活动的用心，这既是他了解学生更多面的方式，也是让学生认识自己的机会。学生们的畅想令他欣喜。他也想让学生看到，在理想变成现实前，还需要落实一个个具体的小目标。

每隔一周，王润玺就会尝试组织一场非学术组会。这位“青椒”有不少“花活儿”。他会为学生发放组会“技能卡”，使用这张卡可以免开一次会或者更改组会时间。这是王润玺向学生释放的信号：“师生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对等。但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学生，我非常尊重他们的个人意愿，不强迫他们做任何事，同时也希望他们能主动告诉我自己想做什么。”

跨年时，他给每位学生准备了礼物；校园里郁金香盛开的时候，他会带着学生一起春游。今年，他还打算带学生们看电影、体验“艺术疗愈”；他还计划在学院开设读书会，推荐那些让他受益匪浅、略显小众的书籍。

王润玺读博时住的公寓

王润玺似乎做了不少与职位考核无关的事。这是因为，于他而言，成为“青椒”从来不仅仅意味着讲课与指导科研，还要关注学生的自我成长。

“大家总说考核重点可能主要在于科研，但教书育人同样是我的重要工作。我做的这些事看起来偏‘软’，但我觉得我应该大胆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而不是只做容易的事。”于他而言，这些活动“其实并不占时间”，过度工作反而会让效率更低。

此外，在撰写育人方案时，他着眼于未来，详细规划了对学生的“可转移技能”的培养——比如演讲、写作、沟通、野外实习组织等。

在与学生一对一沟通课题时，他总是不断提问并引导，常说“我们可以试试这个”。他也从不吝啬对学生的肯定。他带的第一位研究生明文珺告诉《中国科学报》，自己有时会对手头工作感到迷茫，但每次与王老师聊过后，总是会豁然开朗、干劲十足。

王润玺在社交平台上吸引了众多关注者，想进入他实验室的学生也随之增多。但他不希望这些学生仅因为他做的研究看起来很好玩，就贸然选择这条路。他会以“劝退式”口吻展示更多选择方向，也会推荐他们先读一两篇文献后再做判断。如果真的感兴趣并有自己的思考，他也欢迎学生与他进一步交流。

王润玺在努力成为那个他年轻时需要的老师。

直视被忽视的

最近，在一堂面向本科生的研讨课上，王润玺抛出一个问题：“如果外星人要入侵地球，如何说服他们保护我们的家园？”

对这位生态学者来说，最有说服力的无疑是地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王润玺在高黎贡山出野外

王润玺第一次对生物分布的地域差异产生实感，是大一离家上学的路上。考上南开大学生物专业的他，从家乡云南出发，要坐36个小时的火车才能到校。一路向北，窗外的植被悄然变换着模样。

生物地理成为了他的兴趣。

“生物地理区划”是对地球生物类群的分区，也是实施多样性保护的基石。以往的区划主要基于四足动物建立，“如此重要的概念，居然没有纳入任何一个昆虫类群作为依据”。这让王润玺难以置信。

他解释，塑造昆虫和植物分布的，往往是极为相似的小尺度微环境，与四足动物所适应的环境很不相同。事实上，昆虫占据了地球已被描述物种的一半多，研究昆虫的学者也不少，但昆虫本身的重要性却常常在保护工作中被忽视。王润玺的博导过去申请昆虫保育经费时，就曾遭受“昆虫不需要保护”的冷眼。

2017年，在本科毕业之际，王润玺与后来成为他博导的香港大学教授Benoit Guénard第一次见面。Guénard问起他对未来研究的具体想法，王润玺对此“早有预谋”——他翻出书包里的纸笔，粗画了一幅中国地图，滔滔不绝地讲述中国的气候、地形等因素对昆虫多样性的塑造，以及在其多样性认知上的缺失。

王润玺记得，在自己一通比划和讲述后，Guénard向他伸出大手：“润玺，如果你愿意的话，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实验室！”

Guénard的研究对象是蚂蚁。作为昆虫类群中广布全球的类群，蚂蚁无疑是适合开展全球尺度研究的理想类群。之后的几年里，王润玺在Guénard的实验室完成了全球蚂蚁生物地理分布地图，划定9界21区的新系统，并证实植物与蚂蚁的相似性高于与四足动物的。

香港的生活带给他新的观察。他在爬大帽山时发现，山顶与山脚的蚂蚁物种千差万别。这提示他，即使小范围内，群落的组成仍充满差异。那如果是不同时间点呢？他首次系统地从蚂蚁群落的昼夜变化入手，证实不同时间点的同一样地，蚂蚁群落组成大不同。这意味着，以往许多采样工作忽略了对采样时间的控制，这也会导致分析结果出现潜在偏差。

王润玺再一次呈现了过去被忽略的事物。他的博士成果相继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Journal of Biogeography、PNAS等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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