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最忘不了的香港富豪蓝钻故事
1977年12月6日，北京城漫起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雾。
邓公的办公室内，暖气正热，窗外的雾却将中南海笼成白茫茫一片。
七十三岁的他早早坐在桌前，等待三机部、五机部、六机部的负责人前来商议国防工业的发展路径。
那是他第三次复出后的冬天，鬓角白发又添了几缕。
会议中，“军民结合、以民养军”的思路被层层摊开讲解。老人听得专注，频频点头，临结束时却话锋一转，落到了一个具体的行业上：
“船舶工业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中国的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
这句话让六机部的柴树藩感到沉甸甸的。那时的中国百废待兴，能造出一艘像样的船已属不易，打进国际市场，谈何容易？
但邓公早已有了主意。他向柴树藩推荐了一个人——包玉刚。
同一天，香港九龙的一处工地上，另一个身影正独自望着脚手架出神。
他是霍英东，那年五十四岁，主营地产与船务，此时正悄悄为广州的一个酒店项目筹措资金。
他心里藏着一件还没对人说的事：想为祖国做点什么，只是还没想好从何处开始。
此时，包玉刚和霍英东并不相识，也不知对方此刻的行踪。
但历史往往如此——它在这里落下一子，在别处又布一子，相隔数百里，却终究要汇入同一局棋。
1918年，包玉刚生于浙江宁波钟包村，是家中第三个孩子。
父亲包兆龙在汉口经营鞋铺，家底还算殷实。包玉刚少年时就读于当地有名的叶氏中兴学校，后来的邵逸夫便是他的学长。
十三岁那年，父亲送他进入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
那时的包玉刚并未想到，自己的一生竟会与船结下不解之缘。他只是一个聪慧的少年，依着长辈的安排往前走。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37年。
日军炮火打进上海，学校被迫迁往重庆。十九岁的包玉刚随校辗转，到了重庆后索性辍学，进入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当了一名小职员。
他并没有在那个位置上停留太久。
心灵眼活、业务出众，在任何时代都是最快的通行证。
包玉刚很快从普通职员升为衡阳分行经理，再调任重庆分行经理。那年，他不过二十出头。
1945年，抗战胜利，南京政府派钱大钧接管上海。
钱大钧身为“八大金刚”之一，面对金融秩序混乱的烂摊子，第一个想起的，正是曾在重庆闻其才干的包玉刚。
包玉刚风尘仆仆赶到上海，径直走进钱大钧的办公室。
“早就听说你在重庆的能耐，后生可畏啊。”
钱大钧看着眼前的年轻人，语气凝重，“上海滩是个烂摊子，而金融是最难收拾的一环。你我共勉吧。”
二十七岁的包玉刚，就这样出任上海银行副总经理。
可上海的局势，比钱大钧所说的更加艰难。
战后物资奇缺，政府猛印钞票，通货膨胀已成常态，权贵与流氓趁乱搅局，金融秩序几近崩溃。
坊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去面馆吃面前要先付钱，否则面端上来时，价钱已翻了一倍。
精明的上海人很快摸出门道：从银行贷款，换成黄金美钞，等货币再贬值，再用贬值的钞票还款，一进一出，稳赚不赔。
主管信贷的包玉刚却不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坚决抵制这套手法。
这一来，他得罪了不少势力。
一天，两名黑衣人找上门来，称“杜先生有请，去喝茶”。
所谓“杜先生”，上海人都知道，那就是杜月笙。
这位杜月笙是何等人物，包玉刚心里非常清楚。
在上海滩，这位是连钱大钧都要头痛三分的存在，“喝茶”二字背后的意味，不言自明。
因此，包玉刚面上应承，心里已在谋划退路。
当天傍晚，他匆匆赶往医院，自称阑尾炎发作，疼痛难忍。
医生检查未果，包玉刚却态度坚决：不论如何，手术切除。
医生愕然，只得照办。
凭借这次“断尾求生”，他顶住了杜月笙那边的压力。
但他也明白，这样的局面难以长久。
某日，银行资金紧张，一队持枪警察冲进他的办公室，为首的将枪口对准他胸口：“马上给我们发工资。”
年轻的包玉刚站在原地，半步未退。
他缓缓问道：“你们是持有提款手令，还是有市长批文？”
对方子弹上膛，扬了扬枪：“我奉局长之命。”
“那这样，我打电话请示市长，大家都好交代。”说完，他真的接通了钱大钧的电话。
电话那头，钱市长将警察局长痛斥一番，局面方得稳住。
但包玉刚心里已有决定：上海，不能再留。
1949年，三十一岁的包玉刚辗转抵港，带着积攒下来的才智与胆魄，重新开始。
包玉刚于上海周旋的那些年，霍英东还在社会底层挣扎求生。
两人有一个奇妙的共同点：都是家中老三。
而这，几乎是他们命运中唯一的相似之处。
霍英东出生的那条船，就是一家人的全部家当。
全家常年赤脚行走在舱板之上，以至于霍英东长大后花了很长时间，才习惯穿鞋的感觉——不是没有鞋，是总觉得双脚被束缚，不自在。
七岁那年，一场风灾夺去他两个哥哥的生命。
父亲随后一病不起，撒手人寰。
一条小船，再也载不动一个家的重量。
失去依托的一家人靠亲戚接济，搬进贫民窟，五十多人挤在二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
那种感觉，霍英东后来只用了一个字形容：“挤”。
但是他从不抱怨，也不多言，这就是他一贯的表达方式。
可霍英东的母亲心里明白：再难，也要让孩子读书。
她坚持把霍英东送进敦梅小学，三年后，这孩子考入皇仁学院——那所曾走出孙中山、廖仲恺，以及后来与霍英东颇有交集的何鸿燊的学校。
1941年，母亲工作的驳船被美军登陆艇撞翻，她受伤卧床，十八岁的霍英东不得不辍学回家。
之后他做过许多活计：搬货、修车、在日本监工的皮鞭下忍气吞声。
他无名指上缺了一节，是在机场被油桶压断的。
母亲心疼不已，当掉所有首饰，在湾仔市场盘下一间杂货铺，交给他经营。
他就这样咬牙撑着，没有太多选择，也没有时间犹豫。
转机随着日本战败而来。
那时，许多香港报纸刊登着战后物资拍卖的消息，全是英文，普通人看不懂。
可霍英东看得懂，并且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把报纸从头翻到尾，生怕错过一字。
一天，《宪报》刊登通告，拍卖四十部邮轮机器。
霍英东盯着那行字良久，借来一百元，投了标。
几天后，政府通知他中标，需准备一万八千元提货，而他那时手里只有一百元。
这个数字足以让大多数人放弃，自认运气不佳，然后转身离开。
但霍英东没有离开。他在屋里踱步片刻，脑子飞快转动，随后出门找到几位朋友，开口说：“这批机器，我愿以四万元转让。”
他没有机器，没有一万八千元，但他拥有那条消息、那个中标的资格，以及那个别人尚未察觉的机会。
这笔账，他算明白了。
最终，他果真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自此，他开始专注搜集此类拍卖信息，收购小艇、发动机、水泵，修缮后转手，资金逐渐积累。
这个从贫民窟走出的年轻人渐渐悟出一个道理：信息本身就是财富，谁先看见，谁就领先一步。
那时的霍英东，已经望见了远方的一线光。
1949年，两人在同一年先后来到香港。
包玉刚本想重操旧业，投身金融，但香港的银行业早已被汇丰等外资垄断，难以介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