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妇产科医生是性罪犯BBC中文网

走进妇产科诊室，女性被要求解开衣物，敞开身体，把最私密的部位交给医生。医病关系的信任与脆弱，就在一线之间。

台湾近年曝光多起妇产科医生涉及性罪刑案。去年5月，社交平台流传一份司法判决书，揭露桃园市一名黄姓妇产科医生曾于2021年性侵病患。

判决曝光后引发舆论震惊，该医生在案件审理期间的四年来持续执业，而地方卫生局与任职诊所均表示事前不知情。

桃园市议员黄琼慧表示，她在短短几天内接获超过20名女性陈情，指称该名妇产科医生的过往行为引发疑虑。部分民众在社交平台表示，曾接受该医生的孕前检查并“一直觉得很怪”；也有民众质疑，未来该如何向女儿解释她是由“性侵犯所接生”。

“她们都很惶恐，之前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有些人曾在看诊时感受到不舒服跟性骚扰。”黄琼慧对BBC中文说。

此案凸显台湾制度的结构性漏洞：现行规范必须等到“司法判决”确定后才会启动惩戒，然而司法程序旷日费时，涉案医生仍可继续执业。尤其在妇产科这个高度涉及女性身体隐私的专科，男性医生比例高达75%，制度的空窗期让本已处于弱势的女性病患更加无助。

2021年，一名台大医院妇产科住院医生在急诊室诊间以“测试性功能”为名性侵病患。

令人不安的诊间

桃园市议员黄琼慧也曾在该诊所看诊，她的两个孩子孕期产检都在此进行。她坦言，当接获民众陈情时，自己也感到难以置信。

“我觉得幸好自己不是由他看诊⋯但诊间应该是病患能安心倾诉病情的空间，如今却让人不安。”黄琼慧对BBC中文表示。

判决书显示，2021年黄姓医生在台大医院妇产部担任住院医生期间，于急诊轮班时以“测试性功能”为名，在无护理人员陪同下要求病患脱去下身衣物，以手指性侵，并在阴道超音波检查过程中提出“高潮测试”等不当要求。病患察觉异常后随即报案。

2025年5月，案件经法院审理认定其行为构成“对于受照护之人利用机会性交罪”判刑三年。

台大医院当时给予两次记过处分，之后他完成住院医生训练，隔年通过专科考试，并到桃园一间连锁妇产科诊所执业。

台大医院在监察调查中指出，因其行政调查权限有限，能取得的资讯及法规所赋予的责任皆有不足，没有法源可直接终止该医生的专科医生训练。

随着判决书公开，案件引发社会舆论与媒体高度关注。在社交平台上，多名女性分享自己曾由该医生检查或接生的经验。并有二十多人向地方民意代表陈情，其中十余人表示曾在就诊过程中遭到性骚扰。

黄琼慧指出，该医生犯案后持续执业，已使更多病患权益受到损害，“这名医生问诊时会询问私密的问题，包括与丈夫的性互动，让她们不舒服，甚至感觉被性骚扰。”她曾试图协助陈情民众组织抗议，但因涉及隐私，许多人不愿意公开，担心曝光会影响家庭或被熟人知悉，导致不少案例成为“黑数”。

BBC中文亦曾试图联系多名曾受该医生看诊的病患，但因顾及隐私，她们均不愿受访。

妇产科特殊性

台湾长庚大学医务管理系教授林欣柔向BBC中文指出，《医生法》规定启动惩戒并不以“判决确定”为要件，但现行往往要等到最高法院判决确定后，地方卫生局才会启动惩戒程序。

“从案件发生、检察官起诉，到审判定谳，往往已经过了多年。这段时间医生是否持续看诊？没有人处理，病患安全的风险由谁来控管？完全不清楚。”

她强调，若医生已涉及检察官调查甚至刑事犯罪，却仍未受到任何暂时性限制，等同将病患置于高风险的诊疗环境之中。“妇产科诊疗具有高度身体接触与隐私性，风险尤为敏感。”

根据美国研究，妇产科、家庭医学及精神科三个科别合计占所有“性不当行为”通报医生的 51.1%，比例显著高于其在整体医生人口中的占比。该研究并指出，这些涉案者通常有多名受害者，并具有高度再犯风险。

林欣柔指出，妇产科医生在专业训练中必须学习控制自身的生理反应，这是该领域的特殊挑战。“这并不容易，但正因如此，制度更需要严格监管，避免病患在长期的惩戒空窗期中暴露于危险。”

最新统计显示，台湾妇产科医生中男性约占75%，女性约25%。相比之下，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多数国家已呈现“女性为主流”的结构，女性比例普遍过半，部分国家甚至达到70%。在中国，妇产科女医生比例更高，约85%。

台北市医生工会性别平等委员会主委于政民向BBC中文指出，台湾医生男女比例高度悬殊，加上医学会与主管职位多由男医生担任，医生全联会女性成员不到五人，台湾医学中心更没有一位女性院长，导致性平议题未受到足够重视。

“这样的结构使女性处于弱势，男性医生若出现性别不当行为，往往不被认为需要被放大检视。”

妇产科医生乌恩慈则向BBC中文表示，台湾医生群体虽然以男性居多，但涉案者是少数特例。她指出，多数妇产科医生在训练和执业过程中会不断被提醒并具备自律意识，例如诊间应有第三人在场、未有性经验者不宜接受侵入性检查，病患可能涉及怀孕等敏感情况。

乌恩慈认为，性别并非衡量妇产科医生素质的标准，不少女医生即使具备相同生理结构，也未必能展现足够同理心理解病患。不过，她指出，妇产科因诊疗内容私密，仍存在被滥用的风险，医事人员训练需与时俱进，提升性别敏感度与专业素养。“医学会应开设相关课程并提供再教育机会，以避免问诊或言语造成病患不适。”

她也指出，如今病人希望医生能更仔细沟通，清楚解释每项医疗行为的原因。妇产科看诊流程与检查应建立明确指南，例如妇产科性侵案中所谓的“高潮测试”即属不当，内诊与性无关。若能让病患理解问诊涉及隐私的必要性，便能降低不舒服感，维护医病信任。

乌恩慈建议，妇科检查虽有护士等第三人在场的惯例，但并非法律强制，相关制度应予检讨。她也提出，妇产科可尝试结合家医科模式，让女性从初经开始时，就能在在基层医疗场所持续接受就近照护，建立长期且值得信任的医病关系。

“医生权威并非不可挑战，病人对任何有疑虑的检查都有拒绝的权利。”

借镜国际“暂时性处分”

台湾妇产科接连爆出性犯罪事件，让外界对妇产科领域的性犯罪风险产生更大警惕。

台大医院作为台湾医疗体系指标，除了黄姓医生性侵案，近年还发生有兼具教师与医生身分者遭指控性骚扰住院医生，另有妇产科医生因涉嫌下药性侵多名女性遭检方起诉。

今年2月底，新北地检署则起诉一名妇产科医生，指控其持有并散布大量儿少性影像，并在看诊时擅自存取病历中儿童私密部位照片。

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石崇良日前对相关案件表达重视，并指示地方卫生局“不需等待司法判决结果”，直接以“行政处分并行”方式处理，要求相关单位于一个月内完成调查并作出处分。

去年立法院公听会，卫福部前部长、法界、医界及病患与妇女团体代表，多对医生公会与卫生局的过往作为表达失望，并一致呼吁卫福部尽速修法，制定“惩戒处分前的暂时性措施”，同时明定惩戒资讯的公开范围。

“我们需要在司法程序尚未定谳之前，就有制度应对这段时间的空窗，避免病患暴露于危险。”林欣柔指出，惩戒制度的本质是处罚机制，并非用来处理风险，台湾目前欠缺一套能在判决确定前，针对医生可能带来的风险采取暂时性措施，以保障病患安全。

林欣柔建议，台湾可借镜英国医学总会（GMC）的制度。GMC以病人安全与公共利益为核心，设有独立监督委员会，能从病人、家属、医院或主管机关接收信息，经初步筛查后再决定是否展开正式调查。

她指出，若医生的行为可能对公众健康构成重大风险，GMC可以采取暂时性限制措施，最长可达18个月并得延长。这些措施分为“附条件执业”，例如禁止单独接触病人、不得诊疗特定性别或族群、不得进行侵入性检查，并需接受监督或行为改善介入；以及“暂时停权”，即暂时停止医生的执业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