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学术流水线上的年轻人，越狱失败凤凰WEEKLY

进入四月，意味着论文季的开启。

凌晨三点，晓逸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为了准备中期答辩，她在工位熬夜处理毕业设计所需的图像数据，盯着像素点反复调整参数，让它们看起来更接近真实。走出实验室，楼下的共享单车没了，她在夜色下走了好久。

讽刺的是，不久前，她还在一篇关于“表演性劳动”的文章里，辛辣地拆解学术圈的权力逻辑。稿子刚发到一个“学术底刊”上，她就得立刻把自己重新塞回这个系统，反复修改、计算，努力配合中期答辩做出一系列“表演”。

所谓学术底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期刊，只是在形式上对标传统学术评价体系中的“顶刊”。不同于后者漫长而不透明的审稿流程，底刊几乎“投稿即见刊”，不设专业门槛，不关心学科排名。只要题目足够荒诞、讽刺，论证足够严谨，就能在其中获得一席之地。甚至连“创刊”本身也毫无门槛——给自己的账号改个名字就行。

至于如何定义荒诞和严谨，全看编辑部心情。

自2月份诞生以来，学术底刊被簇拥者们推向高潮：有人创刊，有人投稿，有人甚至搭建起检索系统，至今已收录近400本底刊，总投稿数难以估量。这些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文章包括但不限于：用相对论解释“早起后再睡五分钟”的时间延展，以拓扑学分析“恨海情天”的莫比乌斯环结构；从供需平衡的角度，讨论当阴间出现通货膨胀，东亚父母该烧多少钱才能保证孩子不会乱花。

年轻人宣称：“真理会过时，构石（狗屎）永恒。”社交媒体上，有人如此总结这场热潮：真实的科研做不下去的时候，谁不想“急赤白脸”投一篇底刊论文？

狂欢终究敌不过现实。平台管制下，一些几乎完全依赖社交媒体传播的底刊账号，陆续被限流、删帖，甚至直接封禁。网站倒是还在，但投稿的人越来越少。忙着准备中期答辩的年轻人们不得不从赛博避难所抽身，回到现实。

过去一个月，我们顺着那些逐渐失效的链接和群聊，找到了多位底刊创建者与投稿者，试图还原这场短暂浪潮的发生与消散，并进一步探究：退潮之后，除了沙滩上的这些荒诞印迹，这届年轻人还剩下些什么？

在“旱厕”里搞一场平权

左脚踩右脚，究竟能否实现人体起飞？

名为《S.H.I.T》的“学术底刊”网站上，一群中国最聪明的脑子正在认真推演这个看似荒诞的命题。他们招募了100名志愿者开展实验，并在过程中运用牛顿第三定律进行力学分析，最终没有一个人成功离地10厘米，因此得出了“不能起飞”的结论。

这只是近400本学术底刊、上千篇“废话论文”的冰山一角。

〓《关于用左脚踩右脚能否实现人体起飞的理论可行性研究》

狂欢始于二月。彼时社交媒体上开始出现零散的讨论：“要不要建一个底刊，发一些没什么用但有意思的论文？”这种带着玩笑意味的提议，很快被一些人落实为行动。

2月12日晚，硕士生陈扬将自己的社媒账号改为《Rubbish》，成为互联网最早成立的底刊之一。第二天，他便收到了十几份投稿。与此同时，网友纷纷自荐加入编辑部、创建子刊或成为审稿人，还有人临时注册网站发布稿件。

“学术圈太压抑了。”《S.H.I.T》创始人李航说。作为身处评价体系末端的学生，他太清楚现实中论文发表的潜规则了：能不能见刊，有时并不取决于学术能力，而取决于你的学校评级、导师名望、编辑口味，甚至是你所在圈子的热点。于是，等待、拒稿、返修，成了硕博生无法回避的常态。

他因此决定打造一条完全相反的路径，为大家提供宣泄情绪的出口。

《S.H.I.T》源自英文俚语“shit”，被刻意音译为“构石”。这一带有玩笑意味的翻译，被赋予了一层反讽意味——既是废物，也是“构建学术的基石”。网站最醒目的位置放着一个金色标志，以及宣言：

“真理会过时，构石永恒。”

〓S.H.I.T官网界面

在李航看来，底刊意味着一种权力的调换，一种“学术平权”。他想试试，如果把编辑部的权力交还给社区，学术评价会变得更好还是更糟。

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注册成为“嗅探兽”（即审稿人），为稿件评分。所有投稿会先统一进入“旱厕区”，接受所谓的“旱厕盲评”：在完全匿名的前提下，任何注册用户都可以参与打分，采用五分制，从荒诞程度、论证完整性到表达效果进行相对自由的评价。得分较高的稿件，会被逐级“打捞”，进入“化粪池”“构石”等更高等级分区。

层层筛选中，不少看似离经叛道的选题被认真对待。例如，有人从法律角度讨论“屎及其他排泄物的所有权归属与潜在法律问题”，并对比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的路径。这篇论文以4.91分位列平台最高分之一。

还有人选择具体学科作为入口。《地埋学报》的创建者王柏森是环境学博士，他写了一篇比较陕西与英国相似性的文章。这一在地理学圈流传已久的冷笑话，很快被相关专业学生转发，他的账号也成了底刊，收到了投稿。《甘蔗社会科学》的诞生则几乎完全偶然。创建者安瑜在家吃甘蔗，联想到被拒稿的论文，就像被吐掉的甘蔗渣。第二天，一个新账号被注册出来。

远在意大利读博的黄家轩，则利用搭建生物信息数据库的思路，做出了一个名为WoN（Web ofNothing）的检索网站，收录各类底刊，如今已有近400本，涵盖医学、科技、经管、人文社科甚至玄学等类别。

黄家轩告诉我们，最初，他只是手动录入了一百多本底刊。只是，收录速度远远追不上底刊增长的速度，他便开发了创刊功能，越来越多的新刊涌入。

“大家都疯了。”社交媒体上有人评价这场狂欢。

至于硕博生们为什么会集体发疯，恐怕需要从那套高度指标化的论文生产体系里去找逻辑。如果只看数量，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论文生产国之一。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数据，2024年，中国在各学科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表论文超过1.5万篇，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在“不发表就发臭（Publish orPerish）”的铁律下，论文早已脱离了知识发现的初衷，变成了通往毕业、职称和晋升的入场券。社交平台上常有人吐槽，说一篇辛辛苦苦写出来的论文，可能只有三个读者：作者自己、导师、审稿人。采访中，几位底刊创刊人最常提起的痛苦并不是工作量大、研究领域难度高，而是在漫长不确定性中产生的自我怀疑。

安瑜所在的学校，对博士生的毕业要求是三篇C刊论文，或者通过国家社科项目等方式替代。时间被压缩在四年之内。而一篇论文，从投稿到见刊，往往需要八个月到一年。“同时还要兼顾20万字的博士论文，这个时间压力真的很大。”

在他的投稿经历中，拒稿并不罕见。有一次，他在投稿后不到24小时就收到了退稿通知。没有具体理由，也没有修改建议。那是他经历过的最快的一次拒稿。“还有过年给我拒（稿）的。”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已经习惯的平静。

导师对论文的要求极为严格，每个字都要改完、看过才行。在硕士阶段，这种精细的指导曾让安瑜相信，自己能够产出很多东西。他被带去参加全国性的学术论坛，参与国家社科项目，甚至将一个初步想法扩展为完整课题。

那时的学术，在他看来是有趣的。但进入博士阶段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导师的学生数量增加，原本“小作坊式”的逐字修改模式，开始难以维系。论文被反复打磨、长时间搁置，投稿节奏被不断推迟。那篇由硕士论文修改而来的文章，在导师手中磨了两年，始终未被允许投出；另一篇他原本打算独立投稿的论文，在导师提出“发来我看看”后被接管，尽管经过多轮修改，也始终未投出，逐渐失去下文。

〓Rubbish编辑部成员所在教学楼外的景象

“被否认的次数实在太多了，往往被骂了十几次，才能有一点点正向反馈。”安瑜说，导师的表达方式带有明显的情绪色彩，“他觉得你差，就会说你非常差。”这让安瑜一度陷入自我怀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传播学博士生于滢有着相似的感受：“学术是一个没有及时正反馈的事情，即使有，大部分也是负反馈。”读博期间，她需要反复修改论文，但始终得不到明确标准，“每一次导师都不满意，但不会告诉你满意的是什么”。

最让于滢难以接受的，是博士一年级时，导师在走廊里一边走一边翻看她的文章，当着其他同学的面逐句念出来，不是提供内容上的意见，而是不断纠正语病。“特别身心受损。”于滢形容。在她看来，学术生产本应以观点为核心，而语病是最后才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一刻，她感受到的只有身份上的不平等，“他没有把你当作一个知识生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