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一场巨大的服从性测试张秋子
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公司里有某条约定俗成的规则，自己完全不知道这个规矩从何而来，甚至会在心里质疑规则的合理性，但回到现实，却还是本能地遵守。
《人生切割术 第一季》
我们生活在无穷无尽的规则和制度中，大部分时间只是习以为常地守规矩行事。事实上，遵守制度的过程中，个体常常会感到被压抑、被规训，或是心头冒出某种荒谬感：这些“狗屁”制度到底从何而来？被谁规定？
今天的文章，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张秋子将精读卡夫卡的小说《在流放地》，进而分析制度如何塑造一个人。为什么遵守那些不合理的制度，已经内化成了许多人的本能？
01.旁观者
卡夫卡在小说《在流放地》中展示的，是一种制度对个体的全方位压迫。这种制度，未必一定是某种官僚体系，它也可能是学校制度，文化制度等等，总之是各种被合法化的、被默认为“理所当然”的机制，而在卡夫卡笔下，人在和制度发生正面冲突时，输的几乎永远是人。
只要一个人生活在某种具体的制度里——不一定是所谓“体制内”，而是任何单位、任何组织、任何公司——当个体感到压抑、痛苦，却又不知道该怎么逃脱的时候，多半会产生一种非常“卡夫卡式”的感受。
《在流放地》写成之前，卡夫卡本人和他所处的时代，都经历了不小的震荡。1914年6月，卡夫卡和女朋友菲利斯·鲍尔在柏林正式订婚，一个月后，鲍尔解除婚约。这件事对卡夫卡的打击非常大，读《在流放地》时，也会发现小说里关于审判、惩罚、羞辱的描述，都和这件事情存在某种内在关联。
另一个更大的震荡，是1914年8月1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卡夫卡在写作这篇小说时，身上笼罩着非常明确的战争阴影。
从一开始，这篇小说就更像卡夫卡对他所身处的时代与制度，以及个人处境的一次毫不妥协的呈现。
《人生切割术 第二季》
故事发生在一处与世隔绝、实行封闭而陈旧制度的流放地。有一天，一位从欧洲来的旅行者，被当作“文明世界的见证人”，受到流放地的官员邀请，前来参观当地的一次行刑仪式。这位旅行者也并非官员，他只是个旁观者。
接待旅行者的是一位军官。在旅行者眼中，军官异常兴奋、郑重其事，因为他今天要执行的，是一种令他极为自豪的刑罚。
这一刑罚的核心，是一台复杂、庞大的机器，也就是专门用来处决犯人的装置，它由三部分组成：床、耙子和绘图器。军官本人对这台机器了如指掌，他滔滔不绝地向旅行者介绍起机器的构造和运作方式。据他说，这套处刑制度，是由一位已故的“前任指挥官”亲手制定并执行的，那是一个被军官本人无限崇敬的人物，在那位指挥官统治时期，刑罚公开进行，群众围观的时候也秩序井然。
眼下即将被处死的，是一个普通士兵。这名士兵被控的罪名非常简单：他在夜间值勤时睡着了，没有按规定向上级敬礼。在一番追问下，旅行者发现，士兵对自己的罪行并不清楚，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也不知道审判的过程，因为在这里，被告从来都不会被正式告知罪名，更没有辩护或申诉的机会，只是被直接带到刑场处死。对此军官解释说，这正是流放地制度的精妙之处：无需审判，因为罪责是显而易见的。
在行刑过程中，首先，犯人会被绑在床上，床上方是耙子和绘图器，耙子上布满锋利的针。机器启动后，耙子会在长达十二小时的时间里，将犯人所犯的罪名一笔一画地刻进他的身体。到了行刑的第六个小时左右，犯人会进入一种恍惚的状态，最终在“领悟”了自己罪行的时刻死去。
此时士兵已被绑在机器上，嘴里塞着一块布，但他对即将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只是茫然地看着周围。旅行者则在一旁沉默地听着军官的讲解，对这套机器不置可否。
在察觉到旅行者的迟疑后，军官更加卖力地为制度辩护，他反复强调这种刑罚多么公正、优雅和有教育意义，并暗示，如果没有外来人的干涉，这种制度本应继续存在下去，而旅行者可能就是这个来自外部的、施加干涉的人。然后军官干脆亲自上阵，脱光衣服，自己代替犯人躺在机器上进行示范，从机器上下来的犯人，不但没有走开，反倒又开始向旅行者介绍起来。
最终，意外出现，在机器运行的过程中，军官的身体突然被失控的机器暴力地戳得千疮百孔，其中一根铁刺，还穿透了他的额头。
在故事的最后，军官死去，旅行者离开刑场，并在犯人的带领下，参观老司令官的坟墓，接着离开。
这个故事通过旅行者展开，但旅行者在小说里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表面上，他持有来自官方的推荐信，似乎可以对整个刑罚体系产生影响，甚至有可能让制度中断。但实际上，他对整个事件没有进行过任何干预，完全就是旁观者，他不发表意见，也不推动剧情，任由军官发表大段独白，读完小说之后甚至会疑惑：他面对这些恐怖的刑罚，怎么会完全无动于衷？
《波斯语课》
旅行者的冷漠本身，进一步放大了故事带来的压迫感。这套制度的残酷，不仅体现在军官的残暴上，也不仅体现在犯人的顺从上，这种来自旁观者的漠视，实际上，也是制度运作中的一部分。
卡夫卡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把制度描写成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猛兽，相比之下，每个人都是无辜的受害者。在他看来，制度是一种多方共同维系的压迫体系——受害者、执行者、旁观者，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其中。
制度的压迫，从来不是靠一个冷酷的执行者就能带来的，它同样依赖于被压迫者的配合，以及旁观者的沉默。这就是《在流放地》里，由冷漠的叙事视角带来的效果。
再来看看卡夫卡在空间上的设计。《在流放地》中的空间，从一开始就极为静态，整个故事基本都发生在了处决现场，尽管小说结尾确实也稍微提到了一点别的地方，但那都更像是背景里的残影，而不是一个真正被展开的空间。《在流放地》中的空间是静止的，是封闭的，就好像困在一个孤岛上，不可能划着船离开一样。
《在流放地》在空间布局上还有个细节：行刑机器的运作方式，是从上往下垂直地刺入人的身体。这种运动方向本身，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权力的运行逻辑——上位者发号施令，力量一层层向下传递，最终直接作用在下面人的肉身之上。小说正是通过这种垂直的空间结构，把“权力从上向下压迫”的状态具体化、可视化在读者面前。
02.三种制度性压迫
整个故事的叙事几乎完全围绕着杀人工具展开。在卡夫卡笔下，这台刑具被反复、冷静地拆解为三个部分：最下面是“床”，用来固定被判决者的身体；最上面是绘图仪，负责控制和指挥整个运作；中间上下移动的是“耙”，它的针头像耙齿一样排列，沿着既定轨迹来回运行。三者通过金属立柱和钢索连接，结构庞大而精密，在强烈的阳光下运转着。
这个奇怪的行刑工具，实际上展示了三种社会中最常见的制度性压迫：官僚制度、文化制度，还有婚姻制度。
第一种，官僚制度。《在流放地》里所呈现的官僚制度，正是以一种把暴力当作最终形态的压迫来呈现的。
小说里有一套非常森严的等级结构：最顶端是老司令官，其次是新司令官。其中，整套行刑制度和司法机制都是老司令官一手设计的。虽然后来人们曾经隐约表达过，想要对这一制度做一定的干预，但由于老司令官的权威实在太大，所以这套制度依然在被完整地执行。于是，这件庞大、精密的行刑机器，成为了一个老司令官权威的象征，被保留下来，并继续使用。
《波斯语课》
相比之下，更可怕的，则是老司令官的下属对这套制度的回应。军官对制度绝对忠诚，而犯人对军官、对惩罚，也同样极端服从。小说里有一个非常震撼的细节：旅行者参观行刑机器的时候，犯人居然也被“邀请”一起参观。这个人是在参观一台稍后即将处死自己的机器，可他却没有流露出任何不满、不安的情绪，他完全在一种麻木、无感的顺从状态中继续参观杀人机器。
这种极端的顺从，还体现在官僚队伍中一种非常明确的“继承性”上。军官曾在小说里反复强调，自己是“唯一支持这份遗产的人”，后来，他为了证明自己对老司令官的忠诚，甚至亲自躺上了机器“以身殉法”。这种主动的、绝对的服从，正是官僚体系里非常典型的一种状态：命令不需要解释，只需要执行，甚至内化为自愿。
卡夫卡特别擅长写这种自上而下的压迫，以及人们又是如何自动接受暴力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身处各种制度、组织之中，并且被要求执行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似乎很少会把这些被要求做的事，理解成某种暴力，因为它们看起来都是成文的、程序化的、理性的。而卡夫卡要做的事情，正是把这种抽象的、被遮蔽的强制性，直接翻译成一种有触感的暴力，让人无法忽视。
在某些体制内，领导开会批评人往往不点名，只会说“极个别人”。表面上是匿名的，但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指的是谁。这种批评，尽管看起来很温和，却依然会让人不舒服，卡夫卡在这篇小说里将这种不舒服的、侮辱性的感觉放大到极限，从日常中那种“话语的暗示”，变成直接作用在个体肉身上的惩罚，毕竟，暴力永远是最直接、也最容易在阅读中制造生理实感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