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北京高干大疏散风铃99

1969 年 3 月至 8 月间，中苏边境接连爆发了几起冲突事件，之后，大军压境的苏联于下半年又私下向美国等国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展了防范 “新沙皇” 侵华战争的紧张战备和疏散在京中央领导人的工作。由于事件发生在 “文革” 期间，当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风头正健，在他们的一手操纵下，被 “疏散” 人员实际上是换了个地方继续被 “*”。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 10 月 20 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

10 月 14 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 10 月 20 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同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

同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

15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疏散工作作了具体安排。16 日至 17 日，疏散工作紧张进行。

17 日，林彪离京飞抵苏州。

同日，黄永胜指示阎仲川组织前方指挥班子进驻京西山区。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刘贤权、温玉成随同进驻。

在北京留守的主要领导人只有周恩来和黄永胜几个人。

老同志大多数被安排在京广线及其附近地区。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

10 月 17 日，北京市革委会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包括体操、排球、篮球和乒乓球在内的体育表演晚会，观众近 2 万人，其中被邀请观看的外宾有 2000 余人。董必武、朱德、邓子恢、陈云、李富春、张鼎丞、陈毅、叶剑英、陈奇涵、王震、彭绍辉等应邀参加。会前，他们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晚会请务必出席。

在休息室里，周恩来向他们宣布了战备疏散的决定，并宣布了他们的疏散地点。他说：“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老同志在 20 日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准备专机或专列。” 他还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徐向前和聂荣臻没有出席晚会，周恩来委托陈毅于次日上午在紫光阁专门作了传达。

对于被监护的对象，是单独通知的。

10 月 15 日，中办主任汪东兴派人把陶铸的妻子曾志找去，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要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自己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 曾志回家告知陶铸。陶铸沉思良久，决定不让曾志去：“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你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

17 日，汪东兴来到福禄居，通知刘少奇的几个卫士：“中央有个决定，把刘少奇转移到外地去休息，到开封。” 卫士进卧室对刘少奇说了，刘少奇一言不发。护士用蘸了紫药水的棉签在纸上写道：“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 刘扭头不看。

汪东兴带着王良恩到邓小平住处。汪东兴告诉邓小平，由于战备需要，中央决定将一些人疏散到外地，邓夫妇被安排到江西，去江西后还准备安排去工厂劳动锻炼。邓小平感到很突然。

张闻天和王稼祥是在宣布解除监护的同时被分别通知疏散的。

20 日，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对已被监护一年半的张闻天夫妇宣布：经批准，解除监护，张闻天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战备紧张需紧急疏散，故遣送广东中小城市，限三天内启程。王良恩对王稼祥夫妇则说：“为了使你们得到更好的教育，决定你们三天之内，被认为不该写的一律抹去。每个周末的组织生活，我只能跟非党非团的战士们在一起，听值班班长训话。1970 年的一天，选举四届人大的军队代表，连长对我说：老秦，你不用去了，回去看书吧。我当时心里又难受又气愤，心想，革命几十年，反倒连个公民权都没有了。”

1970 年至 1973 年间，大批被疏散外地的高干陆续返京。然而，刘少奇、陶铸、张闻天和徐海东则把生命留在了疏散地。

1970 年春，在职的中央领导人返京。毛泽东于 4 月 27 日返回北京，林彪约在三四月间返京。而那些 “靠边站” 的高干，除因中央工作需要和因病需回京治疗于 1970 年返京以外，其他人在 1971 年至 1973 年间，陆续返回北京。

住在从化温泉宾馆的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人，于 1970 年 7 月奉调返回北京。朱德被通知：毛主席要朱老总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宪法，即刻返京。同月，为准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叶剑英奉调回京。1970 年秋后批判陈伯达，谷牧奉调回京。1971 年 4 月，中央召开 “批陈整风” 汇报会，又通知徐向前回京。秦基伟等 6 人是在接到中央军委通知以后，于 1973 年 4 月离开农场回京的。

患病回京治疗，须得到中央领导批准。如陈毅腹痛、便血，李富春患牙病，陈云患眼疾，聂荣臻患皮肤病，王稼祥患急性中毒性肺炎，曾山患痔病，分别经周恩来或毛泽东批准，于 1970 年至 1972 年间先后回京治疗。陈毅于 1970 年 10 月 21 日回到北京，经诊断，患的是结肠癌。

邓小平、谭震林等人呈信中央，得到批准后回京。

邓小平曾多次写信向中央汇报自己的思想。1972 年 8 月 1 日又呈信毛泽东，表示：“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 68 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1973 年 1 月，中央通知邓小平近期返回北京。

谭震林在女儿转告了胡耀邦的话（“尽快给主席写信，作点检讨也无所谓了，提出回北京的要求”）之后，在 1972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生日那天，给毛泽东接连写了两封信，表示回京的愿望，并对过去作了检讨。毛泽东接信后，迅速指示办理，并指示将谭信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次年年初，谭震林返回了北京，并很快恢复了他原来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生活待遇。

贺诚给毛泽东写信，得到毛的批示：“我意应予工作。” 不久贺诚便从山西回到了北京。

而刘少奇、陶铸、张闻天和徐海东则把生命留在了外地，没能返回北京。

1969 年 11 月 12 日和 30 日，刘少奇、陶铸在离京的第 26 天和第 43 天，分别因急性肺炎和癌症，死于囚禁地开封、合肥徐海东夫妇住在郑州城郊的一个干部休养所。1970 年 2 月，徐海东患了肺炎，接着发生心力衰竭，3 月 25 日病逝。张闻天于 1972 年、1973 年两次致信毛泽东并党中央，请求返回北京。1974 年 2 月，张闻天在监管生活结束以后，又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一是希望回京度晚年，二是希望中央能给以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机会。1975 年 4 月，就迁居事，致函中组部，提出如上海不成，苏州或无锡也可以。6 月 9 日，接到通知：同意迁居无锡。8 月，张闻天迁居无锡。1976 年 7 月 1 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而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