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艺70年往事：辉煌背后，全是代价
在中国现代话剧发展史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一个无比璀璨的存在。
“郭（沫若）老（舍）曹（禺）”专供的精妙剧本、周恩来特批的雄伟剧场；“四大导”（焦菊隐、欧阳山尊、夏淳、梅阡）领衔的导演天团，以及连濮存昕梁冠华冯远征都算晚辈的演员阵容……
70多年来，这里上演了一场场经典剧目，捧红了一代代巨星名角。但在光鲜背后，“戏比天大”，才是北京人艺颠扑不破的信仰。
冯远征当上院长后，有记者问他，戏真的比天大吗？冯远征说，戏真的没有天大，因为天下大事太多了。但是走进北京人艺，进到后台，戏一定比天大。
之前一任院长任鸣，导演出身，最大的爱好就是排戏，一辈子导过90多部剧，堪称人艺之最。50岁那年，他给自己写了首打油诗：
吾辈一生只懂戏，
万般与俺无关系。
不图虚名不贪钱，
把戏排好便可以。
北京就要一个话剧团
起初，北京人艺并不是一个专门演话剧的单位。
1950年元旦，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由战时的华北人民文工团改建而成，是一所包含歌剧、话剧、昆曲、舞蹈、管弦乐等多种艺术门类的综合性大剧院，史称“老人艺”。
到1951年秋天，文化部要求文艺团体专业化，准备将“老人艺”下辖的各类艺术团体独立出来，由中央直接管理。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表态，歌剧、舞蹈、乐团等都交上去，北京就要一个话剧团，院名不变，建立“新人艺”。
1952年6月12日，合并了中戏话剧团的“新人艺”成立，曹禺任院长，焦菊隐、欧阳山尊任副院长，赵起扬任秘书长。
曹、焦、欧、赵以前都干过戏，但谁也没办过剧院。他们连续讨论了十来天，最终统一思想、明确目标：
要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办成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具有世界一流水平，而又有民族特色和自己风格的话剧院。
北京人艺“四巨头”：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从左至右）
人艺建院后的头等大事，不是排练，而是下厂下乡——所有人先跟着工农朋友们生活、劳动半年。北京人艺号称“以四个小戏起家”，指的正是根据这段经历排演的《喜事》《赵小兰》《麦收之前》《夫妻之间》四部短剧。
尽管“四小戏”颇有迎合当年意识形态之嫌，但是“先体验后排练”的创作理念绝非做做样子。
早在“老人艺”时期，51年话剧《龙须沟》排练前，导演焦菊隐就要求全组到臭气熏天的龙须沟体验生活，“不但这个戏需要体验生活，将来每个戏都应该从体验生活开始。”
三个月后，演员们交上了各自的“人物小传”，男主角于是之更是写满6000字，把戏中“程疯子”的家庭背景、人生经历、脾气秉性全部设想出来。
《龙须沟》首演即获成功，被周恩来带进中南海。毛泽东看完，笑称“戏里那个‘疯子’很有意思”，24岁的于是之一炮而红。
1951年，，于是之（左）饰演程疯子
于是之自幼家贫，演“程疯子”有生活根底，“那些人，我都似曾相识；那些台词，我都是一句一句听着它们长大了的。”1954年，“四大导”之一的夏淳排《雷雨》，让他演大少爷“周萍”，于是之不会了。
当时“左倾”之风渐起，流行用阶级分析方法给人物排队，周萍属于“资产阶级孝子贤孙”，需要狠狠批判。于是之一来没生活经验也没地方体验，二来又无法表现周萍对繁漪、四凤的爱，始终找不对感觉。他勉强撑完54年首版，到59年排演国庆献礼版时被苏民换下。
对于北京人艺来说，1954年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份。周总理亲自批准建造的、人艺专属专用的、音响设备全部德国进口的、紧邻王府井大街的首都剧场正拔地而起，次年即将落成。
日后，无数经典剧目将在这里上演，其中就包括令于是之声名再起的《茶馆》。
那个戏改一改还可以演嘛
1956年秋天，老舍写出了一部四幕六场的话剧《秦氏三兄弟》，讲的是从戊戌变法到新中国成立前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
焦菊隐读完剧本，认为第一幕第二场的茶馆戏很精彩，建议老舍直接以这个“裕泰茶馆”为背景，用茶馆兴衰反映社会变迁，老舍当即应允，“仨月后，我交剧本。”
1957年底，《茶馆》开排，焦菊隐选定于是之演茶馆掌柜“王利发”，这与老舍的想法不谋而合。先前改剧本时，结尾那段著名的“三个老头撒纸钱”，正是于是之替他想出来的。
一旦演回这种情感丰满的平民角色，于是之就像打通全身经脉，比如第二幕招待茶客间隙，他加了个往墙上贴“莫谈国事”的细节，来暗示“国事”终将发生；等贴完字条，他又细心蹭掉手上的糨糊，以此展现王掌柜但求苟安的谨慎性格。
1957年，排练期间，老舍（前排右二）、焦菊隐（前排右一）与剧组人员在一起
1958年7月10日，《茶馆》首演48场后，文化部某副部长来人艺开会，提出“一个剧院的风格首先是政治风格，离开了政治风格讲艺术风格就要犯错误”，而且点名批评《茶馆》，“第二幕逮学生，为什么不让群众多一些并显示出反抗的力量？”次日，《茶馆》停演。
9月12日，周总理到首都剧场看所谓的“跃进戏”《红旗飘飘》。演出结束后，他特意给《茶馆》开绿灯，“那个戏改一改还可以演嘛！”
1963年4月7日，增加了学生示威游行等“红线”情节的《茶馆》再度上演，人艺这块“镇馆之宝”总算勉强保住。
除了受外界环境干扰，话剧创作本身也影响着一部戏的成败。
焦菊隐致力于探索话剧民族化。56年排郭沫若的经典剧目《虎符》时，他让演员们学京剧的念白、练戏曲的水袖，搞得不少人无法适应甚至抗拒排练。有段时间，党委书记赵起扬得天天守在现场，挨个做思想工作。
1957年，排练，演员练戏曲台步
然而，《虎符》强调戏曲化多过民族化，效果并不好。真正实现民族化的是59年首演的《蔡文姬》——郭沫若专门为人艺创作的音乐古装戏，一曲抚琴而歌的《胡笳十八拍》贯穿全场、震慑人心。郭沫若看完，对焦菊隐说：
你用我盖茅厕的材料，建起一座殿堂。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人艺推出了一系列殿堂级作品。《龙须沟》《雷雨》《茶馆》《蔡文姬》之外，还有《日出》《北京人》《骆驼祥子》，以及《带枪的人》《悭吝人》等国外剧目。
人艺群星，也正当闪耀时。
除了于是之，“周朴园”郑榕、“刘麻子”英若诚、“曾文清”蓝天野、“列宁”刁光覃、“虎妞”舒绣文、“蔡文姬”朱琳这些，都是享誉京城的名角。
不过，人艺只认名角，不认明星。比如舒绣文，贵为话剧界“四大名旦”、全国唯四的“艺术一级演员”，就曾主动客串过六句台词的女学生（《风雪夜归人》）和一句台词没有的打字员（《带枪的人》）。
那十几年间，周总理先后41次观看北京人艺的演出，还陪演员们庆元旦、过除夕。
直到1966年，乌云蔽日。
我羡慕那一字不识的人
1966年12月，发生所谓“揪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事件”，曹禺受彭真波及，被小将们半夜从床上揪起来，押去中央音乐学院陪斗。
周总理亲自赶到现场，替他说话，“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资派。”这才放曹禺回家。
两年后，因为刘少奇夸过《雷雨》“深刻”，曹禺又被说成“刘邓黑司令部御用文人”，发配北京远郊的南口农场放羊，再后来回首都剧场看大门。直到让来访的日本人发现登报，托海外影响的福，曹禺终于得到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在人艺宿舍传达室发报纸。
患有严重心脏病的舒绣文，同样没少挨整。
有一回，外地来人“提审”她，问30年代跟谁同台演过戏。舒绣文知道他们想听江青的名字，自己说了就倒大霉，宁肯被扇耳光也不说。69年去世时，她只有54岁，双腿浮肿撑破皮肤，流了一地脓水。
1957年，，舒绣文饰演虎妞
焦菊隐的遭遇，又更惨烈些。
动乱初期，焦菊隐觉得自己将来还能导戏。他看样板戏《红灯记》时，对周围人讲，我当年在北平创办中华戏专的工作不能全否定吧，扮演“李奶奶”的高玉倩就是戏专“德”“和”“金““玉”班出来的啊。
1973年，北京人艺排练了一部反映阶级斗争的《云泉战歌》。恰好上面发布新精神，要求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实行“一批、二用、三养”，焦菊隐因此被叫去看戏提意见。隔日，军工宣队让他谈观后感，焦菊隐如实说：
政治上刚及格，艺术上只能给二十分。
正是这耿直的15个字，彻底坐实了他“为30年代反革命文艺黑线翻案，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新生事物”的深重罪行。
焦菊隐白天劳改晚上拉练，视网膜又被打脱落致半盲，身体很快就垮了。1975年，他罹患肺癌病逝，死后造反派不让擦身体、穿衣裤、留骨灰。家人排除万难，才做好寿服、存下骨灰。
1973年，焦菊隐去世前最后一张照片
当年，曹禺称焦菊隐为“北京人艺风格的探索者、创始者”，说他的导演工作是“立下意根，画出枝叶，放出一片明丽的朝花”。而乱世中，他却羡慕起一个胡同里扫地的文盲老太太：
我羡慕那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
那十年，北京人艺改叫北京话剧团，但只演样板戏不演话剧。连首都剧场精美的白菜浮雕，也被换成了红五角星。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公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工作者是劳动者”的著名论断。一周后，首都剧场上演新中国首部正面歌颂知识分子的话剧《丹心谱》。
在那个万物复苏的季节，北京人艺也将迎来新的春天。
老戏、洋戏和新戏
1980年9月到11月，北京人艺携《茶馆》赴欧演出，这是新中国话剧第一次走出国门。
受两伊战争影响，众人滞留巴基斯坦，辗转80个小时才飞抵德国法兰克福，首演被迫推迟。演员们愈发忐忑，德国观众有耐心看懂中国的话剧吗？
那个年代，东西方尚无民间往来，对于普通欧洲人来说，中国是一个比月球还遥远的地方，他们以为，中国的话剧就是去掉了锣鼓和唱腔的京剧，或者举着小红书喊口号的样板戏。
然而，等喧腾的裕泰茶馆开场——众茶客围桌畅聊、“大傻杨”唱起数来宝，戴着同声传译耳机的观众们立即热烈鼓掌。整场下来，德国人从陌生的文化中看到了熟悉的情景。《莱茵内卡报》这样总结：
人们在战争、动荡、暴力和普遍的愚昧自欺中经受的苦难是相同的。
50天时间，《茶馆》在德国、法国、瑞士共15个城市巡演25场，收获巨大成功，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演出结束，西欧观众热烈鼓掌
要走出去，也要引进来。
1983年，由《茶馆》里扮演“刘麻子”的英若诚牵线，玛丽莲·梦露的前夫、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来华指导北京人艺排演《推销员之死》。
英若诚学贯中西，人送外号“英大学问”，后来官至文化部副部长。在《推》剧中，他是米勒钦点的男主角兼剧本翻译。
1983年，英若诚与阿瑟·米勒在排练场
对于演出能否成功，剧院领导颇有质疑，因为最后一场戏专门讲主人公罗曼的葬礼，“罗曼死了，他家人和朋友应该说他是个好人就拉大幕，谁会留下来看这场戏？”英若诚心里也没底，说只能“朝好的方面想”。
更绝的是，米勒让演员们正常化妆，不必戴金发套和大鼻子扮白人——人艺还从未如此演过洋戏。
首演当晚，观众们没有提前离场，哪怕是错过末班公共汽车。他们也没有因妆造而出戏，哪怕当时中国根本不存在推销员。米勒感慨：
它（《推销员之死》）把外面的世界向中国打开，不是作为猎奇，而是作为能够参与、能够打破文化隔离的经验。
80年代的北京人艺，有老戏，有洋戏，还有新戏。
1982年11月，超现实主义话剧《绝对信号》在首都剧场三楼宴会厅（现人艺实验小剧场）上演，开中国先锋戏剧之先河。如今人称“大导”的林兆华，把全中国最会讲故事的舞台，变成了交织现实、回忆与想象的空间。连曹禺院长都由衷赞叹：
北京人艺绝不能仅成为保留剧目的博物馆。它是继承了我国话剧传统却又不断汲取新精神、新形式，开拓广阔艺术疆域的地方。
1982年，，丛林（左）与林连昆（右）
而那些为人艺开辟保留剧目、继承话剧传统的功臣们，逐渐到了退下来的年纪。
1992年7月，为庆祝北京人艺建院40周年，《茶馆》原班人马最后一次集体亮相。此时，65岁的于是之已出现失忆症状，尤其第一幕“王掌柜伺候秦二爷”的大段台词说不利索，需要蓝天野随时接过去。
演出结束，有观众喊着于是之的名字说“王掌柜再见啦”“于老师再见啦”。还有人找他签字，让他务必多写点。于是之既感动又惭愧，只好留下一句“谢谢观众的宽容”。
前辈们铺就的戏剧之路，需要后来者走稳、走实。
不成文的规定
接棒的新一辈，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他们大多是剧院自己培养起来的，比如第四届人艺表演培训班的杨立新、第五届的梁冠华、第六届的冯远征。当然也有从外面借调留下的，比如原空政话剧团的人艺子弟濮存昕。
这些人后来因为拍电视剧家喻户晓，但最开始情况并非如此。
杨立新先是跑了几年龙套，在戏里杵大杆、当背景，82年拿到《日出》的主角“方达生”结果演砸，再往后88年《天下第一楼》，89年的《哗变》《田野》全是替补。
濮存昕被蓝天野借调过来演《秦皇父子》，一排练净是概念化的、虚假的东西。扮演“秦始皇”的郑榕跟他讲，不要每句台词都强调，得有轻重缓急，这样观众才知道你最想表达什么。
1986年，，郑榕（左）与濮存昕（右）
梁冠华当年在培训班，看到几位同学让剧院选上演小角色，没自己什么事，便写日记抱怨，那一届的带班老师、濮存昕的父亲苏民告诉他，演员都有局限性，选别人可能是形象合适，“要有准备，不能患得患失”。
冯远征是学员班第二年就演上《北京人》里“曾文清”的幸运儿，可他出场头一个动作半天不过关。冯远征一撩帘亮相，导演就喊“下去”，再撩再”下去“。最后他明白了，得下去天天跟戏里似的梳背头、穿大褂儿，才能找对人物感觉。
1999年，林兆华版《茶馆》登场，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冯远征等人正式接过北京人艺的“镇馆之宝”。
然而，这版根据老舍文学剧本而非焦菊隐演出剧本开启的新《茶馆》褒贬不一。首演当天，前辈中只有郑榕和苏民到场，他们看完都不评价。老《茶馆》“松二爷”扮演者黄宗洛的兄长、著名剧作家黄宗江请濮存昕吃了碗馄饨，但也只是说“不易啊，不容易”。
1999年，，濮存昕（左）、梁冠华（中）与杨立新（右）
2005年，为纪念焦菊隐诞辰百年，焦版《茶馆》复排，由此沿用至今。2010年3月22日晚，《茶馆》在首都剧场迎来第600场演出。谢幕时，83岁的蓝天野从观众席前排起立鼓掌。客串过老《茶馆》的朱旭则专门去后台对大家说，真的很好。
如今，曾经的接棒者们也到了退休的年纪，北京人艺再次面临新老交替的局面。
自建院起，人艺排练场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排练时间所有人不准发出声音，不准做与排练无关的事，要么候场，要么默戏，要么看剧本。
09年排《知己》，冯远征跪在地上流着泪念独白时，却瞥见年轻学员在边上聊天、看手机、吃东西。他猛然抬起头嚷道，“你们不说话会死呀！”冯远征后来感叹：
北京人艺是有规矩的，这规矩是口传心授的，一旦变成了规定，剧院就倒退了。现在排练厅和后台明确了不许用手机的规定，什么时候将规定拿下来，北京人艺就又进步了。
2022年6月，北京人艺70周年院庆，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们的二代《茶馆》阵容迎来告别演出。与此同时，新版《日出》《雷雨》《原野》的三位主演已经换成24岁的年轻人。
三个月后，冯远征成为北京人艺首位演员出身的院长。他将更多“90后”推向舞台中央，自称冒了一些险，承受了一些指责，“但如果他们40岁左右能撑起人艺这片天，所做的一切就都值得。”
春天从不是凭空而来，它是熬过了冬天才到来。
有人熬过了好几个冬天，却没能再次迎来春天。
23岁到33岁的十年间，曹禺写下7部剧本，其中不乏《雷雨》《日出》《北京人》等名篇。而从新中国成立到86岁病逝，整整四十七年，他只拿出《明朗的天》等3个剧本，被黄永玉批评“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
搞运动时，他忙着交代问题、下放改造，等到拨云见日、恢复名誉了，又被各种社会活动缠身。他曾发誓，要写一个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大东西再死，可终究未能如愿。
80年代中期的一天，曹禺把苏民叫去，说自己打算写个关于孙悟空的剧本，最后一幕的构思都有了。
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回来，孙悟空封了斗战胜佛。他跟如来说，我不想当佛，我要回花果山。
如来点头，命观音摘下紧箍咒。孙悟空一个跟头翻过十万八千里，来到五座大山下，周围景色秀丽。
站在山脚，孙悟空撒了泡尿，还提字“孙悟空到此一游”。此时，画外响起。
画外音：哈哈哈
孙悟空：谁在笑？
画外音：善哉善哉。
戏毕，大幕放下。
部分参考资料：
[1] 乌苇·克劳特：《东方舞台上的奇迹：在西欧》
[2] 濮存昕、童道明：《我知道光在哪里》
[3] 英若诚、康开丽：《水流云在：英若诚自传》
[4] 李龙云：《落花无言：与于是之相识三十年》
[5] 梁秉堃：《瑰丽的背影：北京人艺鲜为人知的故事》
[6] 林兆华、林伟瑜、徐馨：《导演小人书》
[7] 牛响玲：《人艺往事》
[8] 方子春、宋苗：《一棵菜 ：我眼中的北京人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