溜进墓园里，爬上火化机，我想让人们慢点说再见

外婆去世时，35岁的周丽娴连哀伤的时间都没有。遗体推进火化炉，工作人员不停催促“快一点”。那是她第一次去殡仪馆，整个空间像个高速运转的车间，每个人都在赶时间。

五个月后，她接到老家一个殡仪馆的灯光改造需求。作为灯光设计师，她很快发现殡仪馆的空间存在通病，灯光惨白、冰冷，使用的都是鬼片里的打光手法。这让周丽娴觉得，自己可以做点什么。她开始假扮逝者家属，溜进墓园调研，也会在施工改造时，深夜独自在火化机旁调试灯光。

一次车祸，曾让她和死亡擦身而过。那次经历让她意识到，死亡可以在任何时刻到来。她试图通过对殡葬空间的改造，排解外婆去世的哀伤，并解答那些对于生死的好奇。

以下是周丽娴的讲述。

2023年秋天，外婆去世五个月后，我第一次接触殡葬行业。

甲方是福建永泰县的一家殡仪馆。运营总监说，告别厅到火化厅的通道太暗，有时连遗体的脸都看不清。老家有个朋友做“殡葬一条龙”，就把我介绍过去，帮他们改进灯光。

灯光设计这行，甲方通常是商场、酒店、互联网大厂，行业发展得很成熟。殡仪馆给到的需求很模糊，但我觉得这里是每个人人生的最后一站，像是补全一个闭环，我很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项目需要经常出差，每到一个城市，我就抽空去看看当地的殡仪馆和墓园。两个月里，北京、上海、武汉、杭州、福州、漳州，我一共跑了12个馆。

看得越多，“找不同”的感觉却越强。从空间到仪式，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流水线。

每家告别厅都像高铁站一样规整。高耸的建筑，三堵墙，中间放遗像，两边摆花圈。灯光也差不多，要么是老旧的荧光灯管，要么是办公室里那种面板灯。我用仪器测过，照度低，色温高，光线冰冷昏暗——在灯光行业里，通常只有鬼片才这样打光，现实空间里最忌讳这么做。

我还看了十几场告别仪式，流程几乎一模一样。工作人员告诉我，行业里管这叫“131模式”——主持人念悼词，大家三鞠躬，最后绕遗体一周。半小时结束。一线城市排期更满，两场葬礼间隔不到一小时。

最后家属能陪在逝者身边的时间很短。有的馆会设遗体清洁区，让家属看着工作人员做简单清洁，再放进冰棺。但在一线城市，这一步也省了，遗体直接进冷冻柜，再见面就是告别仪式，还有火化前让你最后确认一眼。

在上海几家馆的后台，我看到插花的工作人员手没停过，花篮、花圈一个接一个，打印机“咔咔咔”印挽联。整个空间像一个高速运转的车间，每个人都在赶时间。

我意识到，我们绝大多数人死后，也在“高效地死”。

●调研成果图。讲述者供图

小时候在老家，守灵通常是七天，最长的有二十一天。现在丧假只有三天，守灵缩成两个晚上，第三天一早出殡、火化。还没缓过神来，人已经坐回工位了。

调研的时候，我总想起外婆的葬礼。

2023年3月，疫情刚放开，很多老人都“阳”了。外婆之前脑溢血，在床上躺了两年多，感染新冠后，她扛过去了，最后还是在春天前走了。

那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去看她。中午回家吃饭，刚做好，我妈打电话来说外婆走了。我赶过去时，所有人已经忙起来，妈妈、舅母、小姨正在给外婆擦身体、换寿衣。“一条龙”的人推来冰棺，把外婆放进去，盖好盖子。

家里陆续来了上百号人。我几乎没有时间反应，就要在门前搭棚子，摆桌子，端冰糖水，分胸花，收白事包。来一拨人，接待完，收拾干净，下一拨又来了。

等到晚上人都走了，只剩自家人守灵，我才坐到外婆的棺椁旁边，想跟她说说话。

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小学劳动课织围巾，我学不会，外婆就坐在阳台上，一边教一边帮我织。后来我去北京学画画、出国、工作，她给我织毛裤、拖鞋、坐垫。有一年圣诞节，她给我织了一个巨大的圣诞袜。她其实不知道圣诞袜长什么样，织得有点变形，颜色也不红，是那种带金线的粉。

以前每次离开外婆家，我都会说，“外婆我回家了，下次再来看你。”她会追出来，扶着院墙，挥手送我。晚上我坐在冰棺旁边，跟她说“外婆我明天再来看你”，心里想的还是她挥手的样子。

第三天一早出殡。几十人从家里出发，到火化间旁边的房间里排队，我们是第二家，旁边还有四五家。确认时我想多看一会儿，冰棺盖子很快盖上。火化工一直催促，“后面还有人在等。”棺椁被推进了炉子。

之前在家里守灵，总觉得睡一觉起来，明天还能再看看外婆。物理层面的“再也不见”来得太突然，悲伤堵在胸口。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去殡仪馆。整个空间像工厂，到处是不锈钢，白炽灯昏暗。

接触殡葬行业后，我和很多朋友聊起亲人离世，发现大家对至亲的死都久久难以释怀。

我比较幸运。外婆落葬那天是阴天，墓园在山里。骨灰放进去时，恰好一束光照在墓碑上，光束像是一种连接。那一刻，我想象外婆去到了天上，卧床两年，她终于不用再受苦了。胸中那口气，也像被拨开了。

●自己画的“外婆下葬的那天”。讲述者供图

接到永泰的项目时，我就在想，能不能给别人也造一束这样的光。希望我设计的殡仪馆里，光能让人宁静下来，再跟家人好好聚一次，再送他离开。

我以前做商业灯光设计，有一套成熟的规范。灯光是在配合人的节奏，甚至在“管理”情绪。高端商场会要求我们把灯光做的亮一点，他们认为亮能让人亢奋，更容易消费。给互联网大厂做办公室设计，光要“动”起来。比如上午最亮，用冷白光，台面照度做到700勒克斯以上，让人打起精神。

殡葬行业对灯光设计几乎没概念，对室内设计也缺乏认知。所以我跑了很多地方从头调研。很多时候只能假扮家属，馆里的人员才肯带我走一圈。在上海一个墓园，我逛了三个小时，被监控盯上。他们盘问我干什么的，我说给我外婆看墓地，他们才放松下来。

我做成的第一个项目是江苏昆山的“火化告别厅”，设计了一套灯光系统，让光跟随火化流程变化。根据当地习俗，家属会跪别逝者，一束光先照在家属身上，遗体的光全部暗下来，天花板同时出现“星星灯”，像夜空一颗一颗地闪。

随着火化车往里推，火化炉的小房间里，彩色光区域的线性灯一条一条亮起来。捡骨灰也是昆山的习俗，家属目送结束，门关上，出现一道彩虹色的光，家属顺着光的指引捡灰。

●昆山殡仪馆“火化告别厅”改造后。讲述者供图

到了现场施工时，我发现人们对殡葬业的态度仍然很忌讳。一个灯具的品牌方答应了，一听说项目在殡仪馆，又反悔了，甚至让所有供应商都不卖给我。我只好让成都一个设计师朋友用商业项目的名义买下来寄给我，我再开车带到昆山。

同步灯光和火化机，信号线要接到一起。国产的蓝牙在金属环境里受干扰，不稳定，进口设备的供应商不愿来现场，我只好爬到火化机上面学接线。晚上调试，演示用的纸棺摆在边上，我一个人在里面，整个殡仪馆只剩我和门口的保安大叔。

这三年我只改造了六个告别空间，多数时候，合作谈不下去。最早联系我的福建永泰殡仪馆，也没谈成。

当时我不清楚甲方的接受尺度，就先设计了一个保守版本。改动很小，去掉中间的筒射灯，在天花板做一圈发光灯槽，让告别厅的光不再冰冷，更温暖，有层次。厅的三面墙都有帘子，我给每幅帘子加了单独的灯，让它们像柱子一样被照亮。他们最想要的通道改造，可以放上逝者照片，棺椁缓缓推过时，家人能看到他生前的画面，像一场小型回顾展。

我还做了更理想的版本，在天花板用模拟自然光的灯具，地板用洗墙灯带，可以调出琥珀色、蓝色、白色，配合不同信仰的场景——基督教的明亮天堂、佛教的金色极乐世界，也可以幻化成星辰。

●在昆山殡仪馆调试灯光。讲述者供图

汇报那天，会议室坐了六七个人，投资方和运营方都在。我播放PPT，讲调研，展示国际上的好案例，解释不同灯光所能营造的情绪。他们听完鼓掌，说“很震撼”，从来没想过这些。

两天后，投资方打来电话，问预算能不能再少一点？

保守方案改造下来要十万，理想方案要二十万，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以为灯光改造就是买几个灯泡的事。

后面我又调研了二三十个殡仪馆，对运营模式更了解后，才想明白原因。

殡仪馆普遍是公益属性，提供的是刚需服务，葬礼、告别仪式的筹办并没有实现婚礼那样的市场化，价格受管控，一场通常几千元，最高不能超过一万多，火化等基本服务也有定价，甚至海葬等形式还有补贴。环境改得再好，收益上限就在那里。

在永泰县，服务对象更多是村民，资方不确定是否有人为这种升级买单。

我有一个朋友是苗族艺术家，从小和奶奶很亲。奶奶的苗语名字叫“妮”，是大鱼的意思。奶奶去世后，他有很长一段时间走不出来。整整一年，几乎每晚都梦见她。

第二年，他去阿那亚艺术节，做了一只巨大的鲸鱼，在艺术节上烧掉了它。燃烧殆尽的那一刻，他觉得好像完成了自己对奶奶的一个心愿。从那以后，奶奶再也没有出现在他梦里。

人是需要一个仪式的。不一定要隆重，但得有一个方式，让想念有个出口。

永泰没谈成之后，我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国内外好的殡葬空间案例，想让大家知道告别厅还有别的样子。这样有一天家人离开，他们或许也能关照到自己的需求，主动寻求一种更有关怀的仪式。“C端”有需求，“B端”才会有动力改。

翻国际上的殡葬空间案例，我发现“告别”不是只有我们看到的那一种模式。

有些殡仪馆不仅承载一个地方的生死，同时也是大家生活的一部分。像日本岐阜县，居民会在殡仪馆办音乐演出、搞社区活动，它是人们日常也会去的地方。

公墓也可以很快乐。在罗马尼亚的“快乐公墓”，墓碑全漆成蓝色，碑文用第一人称讲述逝者生前的趣事，用漫画描绘他具体怎么去世的。

●罗马尼亚“快乐公墓”。图源视觉中国

日本福冈有一个面向大山的广场墓地，家属像逛公园一样，把供品放在极简祭台上。它不要求你非得哭、跪、烧纸，只是提供一个空间，让你安静待一会儿。

事实上，国内的殡仪馆和墓地通常临近自然景观。我在云南调研时，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站在告别厅，能看到外面漂亮的山和花，但家属看不到，在“131模式”下，家属面对的都是三堵墙，背对外面的好风景。

在之后的改造里，我也想给活着的人创造一个慢一点的告别空间。

2024年安徽宣城的马山殡仪馆找到我，想在火化环节加一个冥想仪式。我答应下来，心里想的是，怎样让家属尽可能多陪逝者一会儿。

我设计了一条丝带。棺椁推进去之前，丝带放在上面，家属可以目送它慢慢往前。驻场施工完毕，我把自己想象成家属，放上丝带，那个瞬间，我仿佛又送了一次外婆，终于跟她火化前那种仓促和解了。

●马山殡仪馆改造后。讲述者供图

殡葬空间的案例分享到八十个，开始有私信问我能不能给他们设计葬礼。一个杭州女孩找来时，爸爸已经住进安宁病房，医生说大概还剩一个月。他59岁，一年前查出胃癌晚期，化疗了三次都没用。女孩告诉我，她想把这场葬礼当作送给爸爸最后的一份礼物。

杭州有个习俗，盖棺时要关灯，屋里全黑。但从女孩和爸爸的信仰来说，人是要去到一个光明的地方，所以我在棺椁上方保留了一束彩虹光。

葬礼那天，有一个铺花环节。按传统的方式，工作人员把菊花铺到棺椁里。但我们选的是勿忘我和黄玫瑰。每个来参加的亲友都领到一只“思念小船”，把花装到船里，等棺椁要缓缓推出去的时候，每个人再把小船放入棺内。

一个阿姨问我，“这个花能抓多少？”我说都可以。她就说“要抓多一点”，把思念小船装得特别满。

这些时刻总让我联想到自己的葬礼。我希望参加我葬礼的人，真的能想起跟我有关的记忆。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把我们的故事在葬礼上分享出来。

去年趁过年，我召集全家人，组织了一场茶话会，权当试验，让每个人都讲一讲记忆中的外公外婆。

我听到好多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事。在妈妈的回忆里，外公外婆特别“生猛”。那个年代是计划经济，不允许自己养鸡养鸭，但外公外婆带着村里人一起，偷偷养。小姨说，外婆以前在铁道部的食堂做馒头，傍晚挑着扁担去卖，前面的背篓里放馒头，后面的背篓里放我。

那天我把视频发到家庭群里，在西班牙的表妹半夜看到，给我发消息，说她当时决定嫁到西班牙，家里好多人都不支持，但外婆是那个最支持她的人。

每次有人来咨询办葬礼的事，一聊到仪式设计，我都会讲到茶话会的想法。但是没有人接受这个形式。有个朋友的亲人快离开了，想提前准备一下。我跟他聊了这个想法，他觉得很好，但他的长辈觉得葬礼就是葬礼，应该庄重、肃穆，大家规规矩矩的。

我慢慢意识到，自己想的很美好的创新形式，也可能是不被人接受的。

老家熟人给我介绍过平潭岛一家殡仪服务公司，他们想改造老房子的灵堂。终于有人愿意改传统灵堂，我特别高兴。那种帷幔总是被照得惨白，正中巨大的遗像，祭台花摆得板板正正。

我很快做了方案，用错落的插花，像花田一样簇拥着遗像，帷幔换成漫反射材质，灯光也做了投影分层，抬头可以看见星河流动。我想象中，那应该是一个被花包围的、温暖的告别。

看完方案，对方说，“当地人可能不太接受，我们还是希望祭台花看起来是传统那种。”

我问什么是“传统那种”，他给我看了照片——两米多高的花架，花挤得密密麻麻，几乎看不见后面的背景，“花要大，要满，体面，显得家里人对逝者重视”。

我也恐惧过“死亡”。小时候邻居家有人去世，在楼下停棺守灵，晚自习回家经过，我会快速冲上楼。听到广播里的哀乐也很害怕。

五六岁有天晚上，爸妈出门了，我一个人在家，突然很恐惧爸妈会永远离开我，我把他们的牙膏挤好，牙杯水装好，洗脚水倒好。爸妈回来很诧异。我用这个行为表达，害怕他们离开。

那时候怕的都是别人的“死”，我不怕自己死，因为我不知道“死”是什么感觉，只觉得那是老了之后的事。直到一次车祸。

那时我在广州读研，星期天从东山口的礼拜堂出来，坐巴士回学校，在越秀桥上，有辆车紧急变道，司机急刹，我坐在后排正中，一下从后门飞到了前门。两辆车没发生碰撞，但我的脑袋撞上了投币箱的尖角。

醒过来，听见旁边有人在喊“很多血”。我只记得自己脱开把手飞出去，中间一片空白。后来进入殡葬行业，才知道这叫濒死体验。

司机径直开进医院，有位阿姨一直帮我扶着脑袋止血。医生说，但凡往中间撞一点，要么当场没命，要么下半身瘫痪。我只有尾椎断了，人类脊椎里最没用的部分，不影响躺和行走。眼镜全碎，但没有杂质进到眼睛，脸上甚至看不出疤。

住院后，我有点半身不遂，下蹲都困难，到了第三天，我开始尿失禁。这让我感到恐惧，担心后半生都要这样活着。

原来死不是等我老了才发生的，死亡可以在任何时刻到来。车祸并没有加剧我对死亡本身的恐惧，但是加剧了一种紧迫感。

●准备葬礼上的花。讲述者供图

这两年的调研，我常常在墓园里看到同龄人的墓碑。每看到一个，心里都会咯噔一下，如果他活着，我们现在一样大。

我看到过一片专门给孤儿院孩子的区域，那里没有墓碑，孩子们的骨灰直接撒在草地上。还有一个区域留给孤寡老人，都是小小的草坪葬，骨灰埋进地下，地面仍然是一片平整的草地，方块墓碑上刻着他们的头像。

看墓碑逐渐成为我逛墓园时最喜欢做的事。有个男孩子喜欢踢足球，他的墓碑前面就有一个石雕的足球。一对高校教师夫妇的墓碑上是他们在弹钢琴、拉小提琴的雕塑。还有个爱炒股的人，墓碑是显示器的样子，上面刻着股价。一个墓碑被设计成一扇打开的门，写着“我去另外一个世界旅行了”。

一个18岁少年拿到了UCL的录取通知书，但还没出国留学就去世了。妈妈把他的墓碑设计成UCL的校门，上面刻着“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留学”。

永泰项目受挫后，为了让从业者听到外界的真实需求，我还办过一个展览，其中一块内容是年轻人对身后事的想法。办展前，我先问了一圈朋友，“你希望自己怎么葬？”十几个都是90后、85后，答案出奇一致，“海葬”。我周围的同龄人，好像都不想要墓地了。

多数人的原因很现实，墓地太贵了。一个做室内设计的朋友喜欢旅行，笑着跟我说，“海葬我连护照都不用办，就能周游世界。”还有一个朋友更浪漫，要把骨灰做成几块石头，分给最好的朋友，朋友每去一个地方就替她扔一块，这样世界到处都有她的痕迹。

2024年春天，我参加了“死亡咖啡馆”。那是个大家聚在一起聊死亡的活动，到场的多是同龄人。有个环节，每人抽一张牌，模拟一种死亡方式。我抽到了“无人陪伴”，那是我最害怕的一种。

去年底上海出了一个新闻，一个46岁的独身女性，突发脑溢血，昏迷进了ICU。最后人没救回来，遗产归了民政局管理，亲戚们想给她办个像样的葬礼，也遇到阻碍，还在等遗产调查的情况。

这让我更具体地意识到，“独身死”可能是自己未来要面对的问题。我开始主动去了解怎么“体面地独自死去”。在“死亡咖啡馆”模拟“独身死”时，我一个人躺在那里，闭上眼睛，想象那一刻。我想在死亡到来前，把自己能安排的都安排好。到最后，能走得有尊严，不留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