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被剪断的“脐带”，让外婆和奶奶来讲述
“你记得外婆/姥姥/奶奶的全名吗？”
“你是否了解过她年轻时的工作，或最拿手的技能？”
“你是否了解过她年轻时的愿望，或想成为怎样的人？”
你能回答出以上问题吗？
这些问题是《脐带纪事》写作的原点——我们对外婆、奶奶们惊人的无知。就如这本书以“脐带”为题，它连接身体，也延续血缘、情感与精神。但在家族叙事中，它往往象征着一种被剪断的关系，就像那些消失在家谱中的女性。
2023年7月，金蕨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计划，两年来，她深入十组不同的家庭，记录下女性长辈的生命史和三代女性之间的代际故事。
最初，联系到这些女性长辈时，她们不明白自己的人生有什么好写的，或是会“抗拒、害羞、怕丢脸”，“或许因为她们很少被置于讲述者的位置，所以她们哪怕擅长讲故事，仍觉得自己的一生不值一提。”金蕨说。
在书里，她们以自己的姓名而不是“外婆”、“奶奶”被书写，金蕨在序言中写道：“让她们开始讲述，识别那些消失的、隐形的、模糊的身影和联结，这便是我想记录下来的一切。”
在我们常能读到的（属于男人们的历史）故事之外，她们的故事因陌生而显得跌宕，却又是如此平凡而普遍——生活如雨打窗檐，女人们撑起了家。
《脐带纪事》的作者金蕨，在县城文庙做新书分享会。金蕨对自己的简介是“生于沿海渔村，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有两只猫”，她曾经为三联、真实故事计划等媒体写非虚构稿件，也在寺院做过内刊编辑。
文｜海拉鲁大鹿
编辑｜Sharon
“苦得都能写一本书了”
在福建漳州，金蕨的家庭是一个大家族，外婆、奶奶都生育了很多的子女。在错综复杂的大家族中，核心家庭代际之间的关系总是更容易被忽略，金蕨说自己“之前不曾有意识地把我、妈妈、外婆单独拎出来，作为一个三代母女的叙事，（也没有在这样的关系中）观察过我自己。”
家族里虽然总是会发生很多事，但缺乏讲述过去的传统，偶尔大家会提到外公年轻时候做生意的“传奇”故事，她说，“人足够多的地方，可能传奇都会落到男性身上”。
“这些故事不会让我看到外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经历过什么。我对这个年纪的老年女性的了解是空白的。”这些空白，成为了金蕨去寻找和记录的本能。
访谈开始时，成志美（豆豆的奶奶）说的第一句话是：“那可太苦了，我的故事苦得都能写一本书了。”
这是金蕨和女性长辈第一次面对面采访，也是第一次遇上眼泪。“吃完午饭后，几乎是在开始谈话的瞬间，她突然用眼泪来做了切换。”
这或许是篇名《眼泪之书》的由来。成志美“将眼泪埋进自己的手掌里”，身旁的豆豆、豆豆妈妈和金蕨一时都不知该如何反应。不过很快地，成志美恢复了平静，没有人表现出内心的惊讶，也没有过多询问，访谈由此开始。
成志美家的午餐
眼泪，也串起了她们难以为他人道的部分。出生于上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女性之人生，很难脱离这样一个“苦”字。
苗桂芬谈起已经过世的老伴儿王启军时，对于被骗婚的恨意讲得直白，“我恨他一辈子”，却在他的葬礼上，被孙女毛毛注意到了从眼角滑过的泪水，吐露着多年婚姻留下的酸涩。盖旭东（大可的姥姥）五岁时，妈妈就因难产而死，这成为她一生的起点，谈到遗憾，她说“我这一生，全部都是遗憾”。
在艰难的时代，吃饱饭成为最显著的困难，在一些年头里，身边的人接连饿死，她们经历从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风雨飘摇，在时代沉浮、政策变换之中幸存下来。《井边》一篇中，吕爱枝曾在孩子年幼时动过投井自杀的念头，当时她很有可能正在经历产后抑郁，多年后，她的女儿刘莉青经受过同样的感受，才对此顿悟。很多人像她们一样经历过代代承袭的生育风险，艰难地养育孩子长大，一生坎坷地寻找生计和出路。
但在几乎断言式的“苦”之外呢？她们在想些什么？在和我们一样的年纪，她们想过什么样的人生？如果“苦”回答不了这些问题，那么它就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太负责任的概括。苦难更大程度上是我们知道的叙事、我们能有的全部想象，但她们的故事里，还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褶皱。
主动攒钱的生活
第二个故事里，刘莉民形容自己的年少时代如“无人管的野草”般自然生长，在读书、家务之余，她打毛衣、织围巾，看《安娜·卡列尼娜》。后来，她因早在《参考消息》学习了马寅初的人口论，在计划生育政策风行之前就决定只生一个女孩。婚姻生活中，丈夫不说话，她就自己找事做、找朋友玩，“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孤单”。
外孙女六六感慨道：“外婆你怎么这么超前！”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之一是，在“主体性”这个词还未广为流传之前，她们在更为艰难的年代，用自己的身体坚持着我们称之为主体性的东西。
苗桂芬是五六十年代常出入影院的影迷，她能清楚报出当时看的电影的名字，把自己的婚姻描述为一场“骗局”，在那个年代明确地产生过离婚想法。面对冷漠的丈夫、欺骗式的婚姻，她如此直接地表达：“下辈子托生个鸡，我也要当公鸡，不当母鸡。”
金蕨感受到苗桂芬身上有一种很强的对自我的确信，这段婚姻叙事原本确实比较“苦”，也有沉重的部分，但她的态度给人一种自己没有完全被苦难给笼罩住的感觉。
她跟毛毛说，结婚也没什么好处，不结也行。这和另一位姥姥刘青莉最常叮嘱孙女的话异曲同工：“不要太早恋爱和结婚，女孩要多读书，自己赚钱。”
苗桂芬的故事叫《奶奶的解放日记》。故事的最后，苗桂芬和孙女毛毛正在践行一种新的相处模式，她们成为了“室友”。
金蕨把它放在第一篇，希望“定一种基调”——“这些故事里确实有很多时代或个体带来的伤痛、委屈、龃龉的部分，但我们想表达的是，它不完全是一部苦难史，我们并不是抱着做苦难叙事的意图去做生命史讲述的。”
苗桂芬的钩织作品
在采访开始的初期，金蕨也会问女性长辈们关于生计、工作之类的问题，只是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主线。但在具体的聊天中，她越来越发现，赖以生存的生计，是她们的生命史中非常重要的事。
金钱，是她们人生讲述线的串珠。徐乐琳（小影的外婆）从打芦席开始，进过印刷厂、塑料厂、锁厂，到后来年年拿先进工作者，她能把一切数字都记得很清楚。黄冬香（圈圈的外婆）和丈夫一起跑船运货，在青弋江上漂流数十年，诞下六个子女，从吃不上饭的日子，到成为村里首批万元户。
“从一个足够长的叙事里面，能够看到她们是怎么从无到有，一点一点积攒起来财富的。”金蕨说。
苗桂芬每年回东北看望养母时，都会以“糟蹋钱”为由遭到丈夫的反对。“我花的是我自个儿的钱”，苗桂芬如此回应。靠自己挣的钱，也是她们在进行必要的抵抗时的底气。
徐乐琳工作的电子店
如果金钱是串珠，房子则是打结之处，是她们安身立命的落点。酸楚总是从“寄人篱下”开始。在漫长的迁徙与劳作中，一间自己的房子，成为少数可以由她们自己确认的位置。
成志美的半生在不同的房子之间辗转。她从小住在爷爷奶奶家，婚后住进丈夫家，也进过工厂的职工宿舍，后来搬入回迁房。丈夫去世后，她却因没有结婚证，被拒绝给回迁房补面积。她生气，为什么不能承认，这就是她的房子？
盖旭东从小寄居他人屋檐下，晚年仍常往返于子女家之间，于是愈发执念于拥有自己的房子。只有在那间房子里，她才敢真正参与家庭生活，也仿佛得以缝合早年的缺失。
“进行主动或被动的迁徙、找到自己的朋友、去过自己的生活，是她们生活中亮色的、有力量的部分。那个年代的很多女性，她们希望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房子，把经济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确实为之做了蛮多努力，这些都是不能完全被苦难概括的。”
后来金蕨问豆豆，为什么奶奶一开始就哭了？豆豆说，也许她没有过这样的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
而当故事开始被讲述时，剥开这层显得伤痛的外壳，她们故事的纹理呈现出各种漂亮的形状。
赋予“讲述者”的位置
2023年，金蕨在寺院做内刊编辑，经过一年的体验，进入了有些倦怠的时期。这份工作的体验似乎到达了一个阈值，这使她思考，如果离开这份工作，接下来要干什么。在这个节点上，春节期间收到的一个邀约“撬动”了金蕨，大学时的前辈八月长安找到她，问她有没有兴趣一起做一个关于女性长辈的写作计划。
这一直是金蕨很感兴趣的议题，当时“会做成什么样子”还没那么清楚，但金蕨觉得，或许接下来至少一年的时间里，这是一件可以尝试的事。
在我们可见的世界里，家史、族谱总是以男性视角为主。最初，这个计划的设想是向上一代一代地追溯女性的生命史，“想看看这个记忆的尽头会在哪里”。
但是实操起来，会发现困难所在：《脐带纪事》里，有一些篇章中提及了“太太”这个辈分的女性，也就是外婆/奶奶的妈妈辈，比如“闽南华侨客”屈美珠（洪兆的奶奶）的妈妈、豆豆的太太、成志美的妈妈，但基本上到这里已是极限，若要再往上一代，最多只能得到一个名字。在这种情况下，向上追溯也无法获得更多信息，金蕨决定还是主要聚焦在隔代的女性长辈身上，在老中青三代人的讲述之间，故事能够更加完整而多面。
她从身边比较亲近的朋友开始，告诉她们自己在追溯女性长辈的生命史，问她们愿不愿意聊聊对外婆/奶奶的故事了解多少。除此之外，金蕨也尝试过在网上发问卷征集受访者，还有在自己参与的线下读书会招募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人。《淌血的人》里盖旭东的孙女大可，就是金蕨在读书会上遇到的朋友。
采访真正开始以后，方言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茸茸的奶奶姜桂举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讲胶东方言，说话语速飞快，其间夹带几句骂人的话，“如果你能听懂，她一定在讲一个非常精彩的八卦，或者是一个事件、一个画面，但是你就是听不懂。”
年轻一代的朋友们觉得金蕨能听懂大概，所以不会像同传一样逐句翻译方言。有时候，姜桂举把话题拉得太远，茸茸就开始打断，说：“奶奶都讲到别人家的事情去了！”
金蕨一般会连做两天采访，在第一天采访完后，让朋友帮自己整理一下录音里听不懂的部分，在第一天录音的基础上，第二天再进行补采。
有时候，朋友们很贴心地觉得应该留金蕨和奶奶/外婆单独谈话，“但没有接收到她们离开后我无助的眼神！”金蕨说。
茸茸姥姥柳树梅在看书
金蕨也曾担心，自己作为“外来者”，去书写老年女性生命故事的“情感代劳”是否真正有价值。但幸运的是，她不费过多解释就能获得朋友们的支持，“记录女性祖辈的生命史”，是大家共同认可的行动前提。
在写别人故事的时候，她有一种自我克制和警觉，害怕自己对别人做出旁观者的判断和妄言。“我最为关心的理应是那个鲜少被置于‘讲述者’位置的老年女性，她如何回忆自己的一生。”金蕨在序言里写道。于是，在写作过程中，金蕨需要不断辨别，哪些讲述是她想要听的，哪些是“讲述者”真正觉得重要的。
过往阅读非虚构作品，她也会很警惕其中的修辞和“巧言令色”。《脐带纪事》中，金蕨着手写的第一篇是《闽南华侨客》，屈美珠是一位归国华侨，最开始，金蕨从她自印尼回国开始写起，试图非常事实性地呈现整个故事，就像一部纪录片。这种文字出现时，显得“干巴巴”的，但金蕨意识到自己“不想这本书像线性的编年史一般”。
她发现自己印象深刻的画面，写起来是很顺的，好像没必要“非得过滤成干巴巴的语言”。金蕨自认为在《讲故事的人》这一篇里运用了比较多语言上的修辞，因为徐乐琳在讲述自己小时候差点失明的故事的时候，确实情绪较为激动。
金蕨说：“我所做的好像是通过语言把她所讲的画面里的某种情绪基调堆起来。”经过反复纠结，她仍然选择在一些部分呈现相对文学性的语言，“我对自我的要求是这些文学性不要涉及到对他人的情感判断。”到后来，金蕨变得“更敢写了”，“我没有去做任何的篡改，但我想把它写得美一点。”
徐乐琳和她的植物
书写不能抵达的地方
“但是在自己的故事里，我就会有一种‘我拥有这个书写权，我可以大写特写’的感觉！”金蕨开玩笑道。
最后一章，金蕨写了自己家中的女性长辈。她一开始就打算要写自己的故事。
听同龄人的故事，会让金蕨回看自己的奶奶和外婆。和书里的一些外婆、奶奶不同——她们中不少人在年轻时经历过迁徙，不论是否出于自愿——而自己的外婆林劝、奶奶许建花似乎一直都是静态的，从有记忆起就一直生活在这个小渔村里，“好像她们进入了这个家庭内部，就被固定在那里了”。
那个年代，在城市生活的女性，可能去人事处递一份政治清白的证明，就有机会被介绍一些简单的工作，在一个工作的集体里社交、获得成就感和认同感。但在农村，女性拥有正式的职业很难，即便在生产队等集体工作，“劳作”的性质也更强。
她形容写自己家的故事，更像是一种“碎片式的打捞”，因为在自己的家庭场域里，很多记忆就是纠缠在一起的，“我也像很多同龄人那样，脑子里对她们具体的生命故事的了解是空白的。对农村女性来说，因为缺乏家庭之外的部分，让很多东西看起来更糅在一块儿。”
2026年春节，外婆坐在她的床上
2023年底，金蕨回家采访洪兆的外婆屈美珠，同时遇上外公生病，家里的情绪非常阴沉。金蕨回忆，当时自己情绪也很差，写了非常多家庭的记录。她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很多“碎片”来自自己之前的书写，另一些来自家中的亲戚们。和外婆之间一些短暂的访谈发生在金蕨开始这个项目之前，奶奶近年阿尔兹海默症的症状越来越严重，实在没有办法再更多了解。
记忆会消散，还来得及找寻的，或许是那些真切存在、可以触摸的地方。外婆和奶奶生活的小渔村、她们的老照片，或是外婆被时间磨花的指纹、奶奶被鞋子胀破的脚，却填补那些无法打捞起来的过去。也是在在这样的追溯的过程中，金蕨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来处”。奶奶的脚上有块奇异凸起的骨头，直到运动时右脚脚踝传来刺痛，金蕨才发现自己身上也有这块来自血缘的“凸起”。
她具体地记录下自己知道的事，把那些或许再也无法得知的事，也同样留在纸页上。
外婆曾平静地说起自己生育了九个子女，流产过几次，但金蕨“无法具体地想象外婆的子宫经历过什么”。奶奶曾跑到她家中叫喊爷爷要打她，金蕨写道：“我很难想象，耳背的爷爷如何威胁驼背但腿脚灵活的奶奶，他要打她。我也确实不知道奶奶疼不疼——那跟着她长到九十多岁的骨头，过去的和现在的疼痛。”
给奶奶编头发
“妈妈对我很重要”
当三代人的讲述交织在一起，她们有时共同在场，在同一条叙述轨道上并行，有时又产生激烈的冲撞：盖旭东的女儿张安澜眼里，自己不被爱、不被重视，是妈妈眼中最笨的人，甚至两次生育时妈妈都不在场，盖旭东这边，却夸奖她从小成绩好，爱争第一，无拘无束。
但这就是女性代际之间最真实的状态，没有谁比谁的记忆更“真实”，金蕨选择并置这些激烈的反抗和欢呼。“我也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判官，但是当我听到不同的视角，我选择把两个人的视角放在这里，读者就可能会跟我一样有一种对于代际关系的比较微妙的感受。”
在她们之间，对自己人生道路的执念和产后抑郁一样代代相传，奇妙的是，当张安澜觉得自己因成为女儿而被贬抑，却因成为了妈妈而受到了女儿大可的认可。金蕨写道：“新一代的女儿用她的方式和母亲相处：在激烈地‘反抗’母亲的同时，做好为母亲欢呼的准备。”
去年《苦尽柑来遇见你》很火时，金蕨觉得自己的妈妈像里面的海女。她们之间更像是上一辈母女之间呈现出的关系，妈妈很关心自己，费心于生活上的照顾，但是情感表达接近于零，自己和妈妈的关系是：“没怎么发生过争吵，更多是有点让人伤心的沉默。”她更多是通过别人的故事，在文学、影视作品里了解到女性代际之间的关系。
金蕨也是慢慢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对妈妈是有比较强烈的感情和依恋的，“但是我很难想象，妈妈也会在心里这样想她妈妈吗？如果把妈妈放在女儿的位置上，我很难想象在她眼里的妈妈是什么样子。”
观察了一些不同朋友的母女关系之后，金蕨心里会想：哇，原来还可以这样。但她已经不会因此感到遗憾，“我也不是想要努力拧成那样的关系。每个人都会有专属于自己的母女关系的样态，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
书即将完稿时，最后的改稿阶段，金蕨是和妈妈一起在青岛的出租屋里度过的。对她们各自的人生来说，这样一对一的相处几乎都是第一次——大家族里，总是有很多其他人存在。
当妈妈被放置在一个自己熟悉的空间里，金蕨发现“我们对彼此真的还蛮不了解的：妈妈喜欢吃什么样的菜？妈妈无聊的时候会做什么？”她鼓励妈妈织毛衣、钩针，妈妈不要，除了做饭打扫卫生，她就坐在沙发上刷短剧。
“日日相对，我就喜欢在没话找话的时候插入一些我想要说的话，也跟她表达了她对我很重要。”在金蕨眼里，哪怕没有什么好的答案，“表达了也一定比不表达好”。
她很开心这段修订书稿的日子，有妈妈陈素梅的陪伴。
“我是她们子宫的造物，她们是我在世的神灵，予我最初的庇护。”在书的末尾，金蕨写道。妈妈陈素梅、外婆许建花的名字都与植物有关，所以“金蕨”也决定给自己取了这个带植物的新名字。
“老人家也需要丰容”
《脐带纪事》是一本毛茸茸的书，每次拿在手上，都让人忍不住抚摸上面的肌理。封面上是一条带褶皱的红裙，摸起来会感受到上面的绒毛，翻开折页，裙子的下方是“皮肤”，你可以摸到那条凸起的“疤痕”。
在这本书中写到的女性祖辈们，大体生于30至50年代，她们中很多人经历过多次生育，后来又迎来上环、流产、取环，身体里“淌”过血。她们的婚姻常常由不得自己选择，被回忆为“骗局”。
但在婚姻、生育之外，当妻子、妈妈、外婆、奶奶的身份被暂时剥离时，有人在那个年代已成为职业女性；有人上过速成班，成为老师，也进过厂；白手起家者，则靠着揉面团，或是在江上“跑船”，一点点积攒财富。有人远嫁、频繁来往于水陆间，也有人终其一生都“静止”于自己的家庭里。
《脐带纪事》实拍图
我注意到“照护者”，是女性祖辈们共同的身份，也是她们年迈身体的重量、自由的枷锁。
苗桂芬怨恨了她的丈夫大半辈子，却也从不愿意抛下他出门。在他失去自理能力时，为他更换沾满排泄物的衣物、换尿袋、擦身子。成志美生命中的几十年，都花在了照护家人上，从患病的丈夫，到赡养父母，后又将两个孙女带大，成为“家族最长久的守护者”。
也许是我们太习惯于把她们放在“照护者”的位置上，直到她们把时间、身体与情感一点点分配出去，直到“自己”几乎没有剩余。但当讲述开始发生，那些迟来的感受才有处可去，她们也能被承认为具体的、完整的人。
书出版后，毛毛在朋友圈分享了书上市的消息，提到里面写了自己奶奶的故事，但注明“此条屏蔽了其他家人”。毛毛的奶奶“苗桂芬”用的也是匿名，因为她不太愿意自己的分享（包括和丈夫不太愉快的部分）被三次元的家人和朋友知道。
2024年5月，金蕨写信给苗桂芬女士，希望她可以接受访谈。在信中，金蕨写道：“也许您觉得自己经历平淡，但对我和毛毛这样的年轻人而言，您的经历丰富且传奇，包含许多女性经验和力量，非常值得被讲述和倾听。”也正是这封手写的邀请函，打动了苗桂芬。
今年春节后，金蕨通过毛毛收到了苗桂芬女士的来信。毛毛说，奶奶已经把这本书看完了，现在正在家人之间传阅，而写信这件事，是在爸爸妈妈的鼓励之下开始的。这意味着，奶奶主动分享了她曾不愿被家人了解的、关于她的另一些切面和感受。
在信的开头，苗桂芬奶奶写：“金蕨同志，妳好！”她的字迹工整漂亮，有着一种老派的认真，用女子旁的“妳”作为称呼，偶有一些错别字。
“步入晚年时我曾有一个心愿和梦想，就是想把我一生的经历能写成一本微小说记录下来多好，但水平有限，只是想想罢了。而今我的梦想和心愿已成为现实，是金蕨作家圆了我的梦，写出了我的心声。”
毛毛对此评论：就和小动物一样，老人家也需要丰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