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纽约演讲，回望生命史

作家龙应台日前应邀出席纽约亚洲协会(Asia Society)725沙龙，以具感染力的叙事，将听众带往柏林围墙倒塌的瞬间、1949年大迁徙的残酷现场，以及她如今隐居的台东都兰山区。她回顾自身经历，叙述自己从锋芒四射的青年写作，再到更慢与更静的书写，从站在舞台中央，再到学会退回山脚下，重新思考人类与万物的关系。

作家龙应台日前应邀出席纽约亚洲协会725沙龙，畅谈著书、生命史以及万物观。(记者郑怡嫣 / 摄影)

唤醒被轻慢对待的「生命史」

在此次的演讲当中，龙应台首次与读者分享了著书「大江大海1949」的起心动念。她回忆在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后，当时正生活在德国的她看见东西德两边的工程师，一起研究一张几十年前的旧地图，讨论如何将已经切断几十年的地铁线，再重新连接起来。这一幕让她联想到自己的家族在1949年也被彻底切断，但其中的历史，却从未被认真书写。

但尽管在1989年已经起念，龙应台坦言，生活过于忙碌，她直到1999年才开始收集资料，随后又因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而再度搁置。真正让她感受到历史紧迫感的是2004年。那一年，她的父亲过世了。

父亲的去世对她而言是一声巨大的警铃，她意识到不能再蹉跎，「86岁的父亲走了，代表的是如果说历史有一扇门，那么这一扇门大概已经快要关闭了，只剩下最后一点缝。」

龙应台回想过去，当父亲试图诉说他15岁从湖南乡下走出来、在战乱中死里逃生的经历时，身为和平年代长大的后代，她的态度却始终带着一丝「轻慢」。父亲在生前，曾反复提及一个让他哭了一辈子的故事：他八岁时在茫天大雪中走山路回家，却因为雪光刺眼没能接稳母亲递来的一碗干饭。但当时的龙应台与她的孩子们在听这些故事时却往往难以共情，有时还说「你又来了，听过了啦」。而直到父亲去世，她才惊觉自己对「最重要的生命史」，竟是如此轻侮与无视。

在演讲中，龙应台特别借用了刚去世的德国哲学大师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的阐释，将「生命史」定义为「生命的根源」(Lebensgeschichtliche Wurzel)，指每个人对于价值观或坚毅或执著的选择，其实都有一个明确的「来处」。

她指出，若一个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命的根源，就不会真正地敬畏历史与生命，而清楚自己是从哪里走向哪里，心里才会感到笃定与安定，「当进入意识的思考点，前方的路会更清楚，在30年后回头看时，才不会因不清楚来龙去脉而感到懊悔。」

龙应台自省，过去她通读各种历史，却不曾接触这段与自己血脉相连的生命史，是生命自觉的缺失。因此，她在此后放下一切，全心投入「大江大海」的书写。

「打捞小人物和超越战场的良知」

在「大江大海」的写作当中，龙应台采取了与传统史书截然不同的视角：她不写英雄或是大人物，而是专注「打捞小人物的忧伤悲喜」。她形容这本书是她的「文学大祭场」，是「重的书写」，以祭奠那些两岸掌权者都不愿面对的千万具白骨。

当被问及历史是由几位大人物决定千百万人生死、专注书写小人物是否重要之时，龙应台回应，「大江大海」并非学术论文，它是以一个母亲的口吻，写在19岁儿子接到国家兵书时对他的叮咛。在现场，龙应台模拟了那位母亲的诘问：「孩子你19岁，你要去服役了。来，你坐到我面前，我跟你好好说一下我所认识到的战争。」

龙应台强调，进入军队即意味个人「自动承诺」，成为了杀人机器的一部分。大人物之所以能一将功成万骨枯，归根到底是因为「小人物」容许了这种机器的运作。如果每个人对自己的命运与个人责任没有生命史层级的觉醒，就会永远容许大人物决定集体的命运。

在书中，她不仅打捞长春围城下无名的国军或共军死者、被骗入伍的台湾原住民士兵，还写了热爱文学却死在东南亚丛林的日本青年，以及死在莫斯科冰天雪地里的德军士兵。面对「消解历史、削弱立场」的质疑，龙应台回应，在受到时空限定的是与非的标准之上，她相信还有一个超越战场本身(above the battle)的「真正的终极正义或良知」。对她而言，那些被国家兵书送到异乡送命的青年，在另一层面上，也都是受国家所害的被害者。

都兰生活：重新与地球「诚实」对话

面对近年来世界格局的巨变及民主体体制的混乱，龙应台承认，就像哈伯玛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那样，看到自己曾主张并努力奋斗过的整个价值系统的崩溃，她也自认受伤，有自我修复的需要。她在近年移居台东都兰山区，与果农、渔民、猎人、原住民为伍，展开太平洋畔的山野生活。

也是在这一期间，她开始更深入反思作为「21世纪知识份子」的一天，如她一般的知识分子，总是关在都市的小格子里谈论疫情、战争与气候变迁，但身体却对地球毫无体验。她质问自己：「如果我人生全部的知识，都来自于死人的理论辩证、室内的静坐阅读、咖啡馆的高谈阔论、孤单下的抽象的思索，那么在谈论什么理论，在主张什么态度的时候，我能够算是诚实的吗？」

在都兰，她开始学会与蛇共处，并透过画蛇的解剖图来克服恐惧。她观察粪金龟推动粪球，并查阅文献发现这种小昆虫竟是靠著「银河的光」来辨别方向。她也谈到了与原住民邻居的对话，当她家中的山泉水管被野猪踩断时，原住民的话让她深受启发：「怎么会是野猪采断你的水管，是你把水管放到野猪的家里了。」近距离的生活与身体力行，让她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体会到野猪、蛇、鸡等万物与她众生平等，「我第一次具体地认识到，我只是地球上的动物之一。」

在都兰的生活，也促成了探讨她与万物间关系的著作「注视──都兰野书」。龙应台在最后表示，进入大自然生活，并非因为对现实政治失望而选择避世的「向后退」，而是她个人再一次「向前走」的生命实践。从早期的社会评论「野火集」，到打捞历史的「大江大海」，再到隐居台东的「都兰野书」，这条线并非越写越小，而是越写越大，但其中不曾变化和一脉相承的，则是她「对世界的巨大好奇」与慈悲心。

作家龙应台日前应邀出席纽约亚洲协会725沙龙，畅谈著书、生命史以及万物观。(记者郑怡嫣 /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