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年代的中国女性，经历了什么？水煮历史

六十年代前三年，是中国的灾荒之年，也是中国人的饥饿之年，更是逢此三年的绝大多数中国女性每忆心悸的艰苦岁月。从母亲怀中的女婴到老妪，几乎概难幸免。

我们这里既说的是绝大多数，因而强调了例外者的存在。某些成年人虽然在那三年里自己不曾挨过饿，但还是知道别人在挨饿的情况的。只有极少数六十年代的少男少女在那三年里并没挨过饿。以至于长大后，听许多同龄人或上一代人回忆起 “三年自然灾害” 时期的苦日子，自己却浑然不知，莫名其糊涂。仿佛非中国人，乃外国人。他们是极少数的高干子女。当年的空军战士，曾节省下自己每月发的饼干和巧克力，送往他们寄宿的小学或中学。

“难怪学校里当年发过饼干和巧克力！” 他们往往是在这样的联想下，才能证明那三年在自己的年龄中也确曾是度过的。

所谓 “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如今都知道的，并不仅仅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也是政治因素造成的。中国和苏联决裂了兄弟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导致苏联板起面孔讨债，中国显示出强硬的志气偿还。

那三年内，局以上干部，每月发 “优待券”，可凭券买到白糖、茶、烟、奶粉之类。老百姓在那三年里见不到奶粉。凭出生证明供应给婴儿的是 “代乳粉”，一种接近奶粉的婴儿乳品。那证明不仅要证明婴儿的出生，还要证明母亲奶水的不足。倘不证明后一点，也是不卖给的。春节前，每户人家供应几两茶叶。白糖每月每人二两。吸烟的男人每月供应一条劣质烟。

粮店里供应的粮食，经常是发霉的，生虫的。分明是粮库里清扫出来的库底粮。

城市人口中，对男劳动力的最高定量是三十六斤半（搬运工、伐木工、煤矿工享此优待）；一般工人三十二斤；脑力劳动者三十斤；家庭妇女们和中学生高中生们一样的定量 —— 二十八斤半。

后来，在哈尔滨市，粮食不能保证定量供应了，每人每月减少三斤粮食，以霉质的地瓜干等量代之。连霉质的地瓜干都作为城市人的口粮供应了，足见已将农民的口粮收缴到了什么程度。

许多学生腹中空空地上学。许多学校因而取消了课间操。学生和教师饿昏在课堂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男工人和女工人饿昏在车间里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由此导致的伤亡事故频频。

素称鱼米之乡的江浙一带的农民，大批大批迁往山区，因为当山区农民，征粮指标低些。“天府之国” 的农民大批大批地逃亡外省寻求活路…… 陕甘宁的农民大批大批地 “闯中原” 或 “走西口”……

事实上，饥饿从一九五八年起，在有些省份就蔓延了。也并未能全国齐刷刷地结束于六三年底。在有的省份，直至六五年六六年才略见缓机。而六六年中期就开始了 WG……

那些年，全中国直接饿死，或间接死于饥饿、营养不良、野菜中毒的人数，想必是难以统计确凿的，比 “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的总数可能要多。当然，主要是连起码口粮定量都丧失了的农村人口。

那些年，城市里的许多中年母亲们，迅速地白头了，明显地苍老了。作为妻子，她们必得保障丈夫们不至于被饿倒。丈夫们一饿倒，家庭也就没了基本收入。作为母亲，她们必得保障儿女们维持在半饥半饱的状态，因这是她们的起码责任。如果还有公婆，如果她是个孝顺媳妇，岂忍看着老人挨饿？但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口粮都是定量的。巧妇难做无米炊，她们往往也只有自己吃的比定量更少。

倘有丰富的副食，以上定量并不至于使人挨饿。但那些年里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副食。连蔬菜也是按票证供应的。

六十年代的前几年，中国城市里的绝大多数母亲们亦即中年母亲们，总体值得评说的乃是母性的毅忍和毫不顾惜自身的家庭责任感。如果她们自己不吃饭也能将就着活，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根本一口饭都不吃；如果她们身上的肉割下一块来半个月就会长合，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每隔半月就从身上割下一块肉来给全家人炖汤。除以上两点，实难再由她们评说出什么折射时代精神的风貌特征了。

那么在咄咄逼人的饥饿时代里，她们身上还能显示出别种的女性异彩么？

那些年参加工作了的 “大姑娘”，大多数比较自觉地推迟婚龄。一是由于结婚成了很不现实之事。大多数小伙子那些年没心思结婚。整天饿得心慌眼花的，哪儿有结婚的心思呢？念头一闪，便自行的打消了。而小伙子们的消极，正中 “大姑娘” 们下怀。其实她们都不愿在艰苦岁月里嫁出门去。一嫁出门，工资也就带走了。她们低薄的工资，对于她们的家越发显得重要了。毕竟，在黑市上，花高价还是有可能买到粮食或粮票的。她们的工资也等于十几斤粮食啊！一个家庭每月多十几斤粮食少十几斤粮食，区别是很大的。何况，因为她们参加了工作，每月口粮比母亲高三斤半，比小弟弟小妹妹高六七斤甚至十来斤，自己每顿少吃，家人不是可以多吃几口么？

那些年，是中国城市结婚率最低的几年。二十四五岁了仍不考虑婚事的 “大姑娘” 多了，不足为奇了。与五十年代初期至中期相比，她们接近是 “老姑娘” 了。饥饿比宣传号召起了更大的晚婚作用。

但在农村里恰恰相反。为了拯救家庭，“大姑娘” 或者甘愿牺牲自卖自身，或被无奈的父母所暗卖。因为她们没有工资，土地荒芜，工分也没了意义，只有自身还能换点儿吃的。又加中国农民传统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仍十分严重，卖了女儿，起码家里少了一口 “白吃”。保命的重点，是倾斜于儿子的。当然，也有父母，愿望是好的。考虑得极为现实 —— 女儿让一个男人领走，只要他能养活她一条命，总比饿死在家里强。“大姑娘” 白白被人领走了，接着，二姑娘三姑娘也眼睁睁被人领走。只有儿子，要死，也得和自己死在一起。因为只要留住儿子，只要儿子不死，就有能传宗接代那一天……

我曾在一篇报告文学中，记述过一位叫张劭的男人。他年轻时留美，留英，获得过美国的医学博士和英国皇家医学院终生院士的专家地位。他归国后，一九五四年因受不公正对待，被判刑。刑满回了河南原籍某农村。六一年至六二年间，他 “嫁” 走了三个女儿。当然不是卖，当地农村也没人买。有男人肯以娶妻的名义领走就不错了。三女儿被领走时，刚十五岁。在六十年代，十五岁当属少女的年龄。

城市里的少女们，半大姑娘们，亦即中学生高中生们，比起农村的少女们半大姑娘们来，落不到那么悲惨的命运，似乎该算是苦难岁月中的幸运。但她们中的许多，在身体正待发育着的年龄，由于极度的营养缺乏而中止了发育。如果将今天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和六十年代前三年的初一初二学生混编在一起，并且都来一个向后转，那么可能较难分出哪些是今天的小学六年级生，哪些是从前的初一初二生。如果将六十年代前三年的高中生与今天的初中生混编在一起，那么会比较明显地看出，后者们发育的良好程度远胜前者们。良好中的忧虑，倒是营养过剩现象。

许多六十年代的初中生高中生，身体发育在不该中止的年龄中止以后，再就永远的矮小了。排除个别遗传因素，共同的原因是三年饥饿。

一进入六十年代，中国城市女性人口的年龄比例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过去是家庭妇女多，后来是学生多。过去，街头巷尾发生件什么事，哪怕仅仅是出现了个卖彩线的小贩，满街急匆匆聚去的全是中青年母亲们的身影，后来，如果正巧是学生们放学的时候，被吸引的往往是许多女学生了。五十年代曾被母亲们经常抱在怀里，或经常左手牵着右手扯着的女孩儿们转眼间长大了上学了。并且，在她们长大着的过程，母亲们又为她们生出了小弟弟小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