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飙升，小伙无奈搬进老人家中DailyTelegraph

随着澳洲房价与房租持续走高，年轻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居住压力。专栏作家 Susie O’Brien 撰文指出，这种困境不仅让年轻人难以负担房费，更令他们错过了一段足以塑造性格的“里程碑式”人生经历。

在我的合租记忆里，虽然从未发生过有人拿着法拉费（炸豆丸子）死在客厅的情况，但那种荒诞感却无处不在。

20世纪90年代，我住在布里斯班内城区 Paddington 一座破旧的昆士兰式住宅（Queenslander）里。冰箱里塞满了腐烂的剩菜，花园里随处可见废弃沙发，地毯则积攒了30年份的霉菌、死蟑螂和灰尘。

尽管环境糟糕，但那简直是完美的青春。那是一个没有父母监管的家，室友们为了谁该洗碗争论不休，身边尽是一群不靠谱、身无分文却精力充沛的年轻人。

为了在琐碎的生活中“斗智斗勇”，大家寻找各种新奇方法来逃避家务。曾有一名室友为了防止食物被偷，在酸奶上贴出“老鼠药”或“治疗酵母菌感染”的虚假警告，但我们依旧照吃不误。

那是30年前的事了，但我仍清楚地记得那个痴迷分摊账单的怪人，他坚持购物清单上的每一项都必须由三人以上共担。还有那个学电影的男生，他觉得洗碗“不酷”，直到我们发起“暴动”将脏盘子全堆在他的床上。

Susie和她的室友们在90年代饮酒狂欢后，看起来从未如此光彩照人。

遗憾的是，这种混乱却真实的合租生活正在消逝。近期数据显示，受生活成本危机影响，澳洲学生合租房数量下降了20%，而55岁以上接纳室友的民众比例却增加了95%。

本周的一则消息引发了我的思考：23岁的墨尔本园艺师 Max 因找不到合租房，最终搬进了77岁退休教师 Laurie 的闲置房间。两人相处融洽，共同进餐并分担家务。这固然温馨，但与我那一代人疯狂的合租经历相比，显然大相径庭。

作家 John Birmingham 在其经典著作《He Died With a Falafel in his Hand》中记录了那段群租岁月。他在墨尔本内城区的房子里阅人无数，室友包括绰号“死亡博士”的医学生、住在帐篷里的银行职员，以及各色偏执狂和潜伏在阴影里讨烟抽的隐形住户。

我的朋友们也拥有类似的荒诞故事。有人曾与汽车学徒合租，不得不每天跨过走廊里的霍顿（Holden）备用变速箱；有人则曾与嗜药成性的瘾君子共处一室。

另一位朋友回忆起在厨房与老鼠“面面相觑”的经历，感叹老鼠竟能忍受如此污垢：发黄的旧报纸、塞满烟灰的地毯缝隙，以及为了避开油污而翻过来使用的“干净”砧板。在那样的环境里，客人通常来过一次就不会再来。

布里斯班作家John Birmingham（右）与开发商在项目现场，该建筑取代了曾出现在他书中的旧宅。照片：Claudia Baxter

还有人记得那些“激进素食主义者”，或是凌晨3点喝着盒装葡萄酒大声播放唱片的“忧郁房客”。甚至还有一对时刻处于“战争状态”的夫妇，他们在每个房间争吵，甚至砸坏了厨房桌子。

想到如今的年轻人正失去这段介于青春期与完全独立之间的关键过渡期，不禁令人感到遗憾。那是段酒精流淌、烟灰缸满溢、冰箱里塞满“有毒”酸奶的岁月，虽然一地鸡毛，却是无可替代的成长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