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学霸的分裂人生：听话的回家，做梦的在北上广文化纵横

近几年春节，许多从大城市返乡探亲的年轻人发现，不少亲朋好友选择“逃离北上广”留在家乡工作，聚会中难免比较各自生活的利弊。为何越来越多人放弃在外闯荡的内卷生活，回到家乡的避风港，重新定位人生的意义？

本文针对“谁是闯荡的料”，访谈了40位来自中国西部四线城市E市的“90后”高学历青年。研究发现，当代中国并存着三套影响择业决策的话语体系，包括传统话语、单位制话语和市场话语。离乡去往大城市的青年以自我诉求为中心，主要选择市场话语，他们分为两类：一类青年拥有专业兴趣领域的理想抱负，为了提升自我价值甘愿接受风险挑战，他们拥抱市场的自我实现话语和契约竞争话语，主要选择大城市的体制外工作；另一类青年被市场话语体系中的都市社会生活话语吸引，追求人际有边界、生活有趣味的都市体验，厌恶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但也有一些人偏好单位制的压力小和生活安稳话语，倾向于在大城市中寻到“铁饭碗”。

返乡回到小城工作的青年则倾向于向外界寻找支持与庇护，更偏好传统话语与单位制话语。他们也可分为两类：一类青年习惯迎合父母的期待，更多考虑家庭境况，主动承担孝道责任，或是依赖熟人关系网络发展事业，他们更亲和传统代际伦理与熟人社会话语；另一类青年因为糟糕的大城市工作经历或不佳的大学体验，对内卷竞争的职场和高消费的都市生活心生抵触，因此更接纳传统话语和单位制话语，选择回到家乡并主要从事体制内工作。

作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奔向现代化以来，落后小城镇的年轻人被构建了一条理想路径，即努力学习—接受高等教育—到现代大都市生活，离乡闯荡似乎成为高学历小城青年的最佳择业方向。然而，能否成为“闯荡的料”其实是一种文化选择的偶然。只有那些接纳市场话语，将个人理想抱负与生活追求置于首要位置，也有能力和条件去自主创造全新人生的小城青年，才能成为“闯荡的料”。

谁是“闯荡的料”：

高学历小城青年择业决策的文化逻辑

——基于对E市40位青年的深度访谈

▍问题的提出

在“知识改变命运”的经典叙事中，小地方出身的年轻人凭借优秀的学业表现考入好大学，从此留在大城市拼搏，拥有更光鲜的职业和生活，被视为“闯荡的料”。但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高学历青年的工作选择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青年人才从中西部向东部一线城市流动的“孔雀东南飞”仍是事实。北京、上海等城市连续多年位居人才吸引力前列，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则是持续的人才净流出。新业态、新产业聚集的一线城市为青年提供了更多样的工作选择。另一方面，高学历青年的择业开始出现下沉求稳趋势。“逃离北上广”“世界的尽头是体制”成为新的择业图景。近几届毕业生五年内在县城就业的比例已持续上升至 25%，他们在县城就业比例最高的行业分别是教育、政府和公共管理，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返乡青年是下沉求稳择业的主力。其中，东部地区生源地的返乡青年最多，西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最少。显然，走出象牙塔的小城青年是选择大城市的多元机会，还是回到家乡小城安定生活，不再是确定的结局，而是需要深入分析的现实议题。

与矛盾现实相呼应的是群体性焦虑，无意义感在青年中蔓延。高校毕业生以“孔乙己”自嘲，接受多年教育反而让他们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择业困境。青年们打出“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的标语，向往更广阔的空间，拥抱未知的无限可能，对按部就班的稳定生活感到无聊与迷茫。由择业扩散至人生意义的焦虑落于高学历小城青年身上更具张力。“他乡”还是“家乡”、“体制外”还是“体制内”的工作抉择，对于他们来说，或许就是旷野与轨道的人生道路选择。

学界许多研究为“闯荡的料”背书，认为高学历小城青年会远走他乡去往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进入高薪、高福利保障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家境优越者更是如此。然而，近年来，有观点认为，青年择业实则是反思性决策，他们有更复杂的考量，考虑的不仅仅是薪资、福利和大城市的吸引力。文化社会学主张，人的观念与行为并非结构性因素的直接反映，而是经名为“文化结构”的社会共享意义系统传导形成的。本研究将择业决策视为由社会经济到文化再到具体观念行动的完整过程，以期打开小城青年工作选择背后的“文化”黑箱。本研究聚焦于出生、成长在三四线及以下城市、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且年龄在35岁以下的青年，分析当下中国共存的不同话语体系对青年择业决策的影响，讨论转型期中国的小城青年中谁才是“闯荡的料”。

▍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主题，本研究选择位于西部地区的E市作为小城案例点。一方面，E市被划定为四线城市，符合小城标准。而且，因其地处西部内陆，区位劣势十分明显，当地仍旧保持着非常明显的熟人社会特征，居民生活消费和娱乐的类型较少。另一方面，E市是典型的资源型小城，因资源禀赋具有强劲的经济实力，当地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贡献都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大型能源国有企业极具地方影响力，针对高学历青年的人才引进政策也非常优厚。此外，近十年来，E市基础教育水平极大提高，户籍学生高考本科入学率逐年提升，培育了大量的青年人才。总的来说，E市是具有一定吸引力的富裕小城，E市青年的就业抉择呈现出更明显的矛盾性，也令本研究更加有针对性。

本研究以出生成长于E市、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在一线城市求学或生活过且目前有工作的“90后”青年为研究对象。之所以只选择“90后”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他们正处于青年时期最重要的选择阶段，人生道路往何处去仍无定数，也更容易受到不同话语体系的影响。本研究采取目的性、多点滚雪球的方式寻找受访者，对他们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在个案的选择上，尽可能涉及不同性别、独生子女、学科专业、家庭背景等特征，保证本研究的推论更加具有解释力。基于这些标准，本研究在2022年至2024年进行了三阶段的资料收集工作，选取了40位E市青年为被访者。遵循保密原则，研究者对被访者进行编码：首字母表示工作地点，外省市为W，省内及本地为L；第二个字母表示性别，M为男性，F为女性。

▍离乡青年择业的文化逻辑

在受访者中，前20位均是目前在东部地区一线城市工作的E市青年。他们主张自主选择工作和生活方式，以市场话语作为观念和决策的主要依据。具体来说：其一，他们追求在竞争中达成专业兴趣领域的自我实现，希望在挑战中提升自我能力，而非重复低风险低竞争的刻板工作。其二，他们喜欢人际有边界和被消费主义主导的都市社会，向往自在有趣的生活，而非被人情关系束缚的日常。家乡城市无论在产业结构还是社会特征方面，都无法满足自己所求，离乡闯荡成为必然选择。

（一）专业兴趣与竞争挑战：自我的充分实现

强调自我实现和契约竞争是那些选择离乡在大城市闯荡的青年人的主要话语。他们在职业道路上无惧挑战和风险，追求的不是将自我依附于国家体制的稳定谋生，而是在专业兴趣领域施展拳脚、实现自我价值，体现了其对市场话语体系的接纳。这种择业价值观也契合了大城市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所带来的个体意识、竞争意识，以及与物质生活充裕相伴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崛起。

1.专业发展导向下的大城市就业选择

凭借大学专业所学寻得一份工作，在专业领域实现自我价值，是许多小城青年的择业诉求。学院教育是实现职业垄断、打造社会封闭的主要结构性机制之一，专业技能成为从事专业工作与非专业工作的区别标准。截至2024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本科专业共有12个学科大类、93个专业类、816种专业。但是，各种专业在就业机会上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问题。城市规模越大、行政等级越高、经济越发达，对应的职业多样性程度越高，西部地区城市的职业多样性最低。这意味着东部一线城市更有可能为部分小众专业方向的大学毕业生提供平台和机会，让他们找到专业对口且具有发展前景的工作。

访谈中，被访青年因专业只能选择大城市就业的情况颇为常见。例如，心理学专业和中医专业的青年希望在自身专业方面获得长足发展，甚至可以为此牺牲稳定性或薪资待遇。对于他们来说，家乡缺少对口职业的发展空间，既源于当地民众观念的阻碍，也源于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的不健全。因此，回到家乡择业就等同于放弃提升专业能力的可能，甚至会直接转行。与此相对，大城市拥有更大的职业平台和更多学习机会，即便没有编制并且要面对超时低薪工作，他们也甘之如饴：

“学习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很多人会去做老师，但老师只是讲课，它不能提升专业水准。其实之前我有选择可以去当辅导员，很稳定还有编制。但是我选择了心理咨询中心，它没有编制，但却是专业对口的，我可以通过做实务、去培训来提升自己，在这个行业继续走下去。在我们那种十八线小城市对心理咨询更有偏见，熟人社会大家都抱团取暖，有心理问题找亲戚解决就行了，找你干吗呢？”（WF03）

“我觉得（好工作）最重要的一点，是能不断学习。工作时间和回报比例糟糕一点都可以，能够不断学习，有进步空间，建立自己的人脉圈是比较重要的。选中医专业就是想做这一行，但是别说中医，连三甲医院咱们那边都只有一家，我要是回去根本学不到东西。”（WM04）

如前所述，E市的产业结构非常单一，是一座背靠强大资源禀赋、在国家支持下获得快速发展的城市。因而，资源型企业和非资源型企业在当地的发展水平差异悬殊，能源行业对当地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常年在80%以上。尽管近年来E市一直致力于产业转型升级，但前景好的行业还是与资源紧密挂钩的行业。那些政府斥巨资引入的高新技术产业，实际上是企业为利用廉价生产要素转移而来的低端制造部门，难以真正形成产业集聚。受访青年对 E市产业发展的问题有清楚认知，从以下访谈资料可知，即便他们的专业在当地引入的新兴产业中可以找到就业岗位，但受制于产业水平的相对落后，他们仍难以找到满足自己专业追求的工作，无法回到家乡择业：

“我是学机械制造专业的，本科毕业之后我回来在JDF（E市高科技重大投资项目引进的首个企业，主营半导体显示、物联网创新传感器制造等业务）的分厂工作了一段时间。那时候就感觉做工艺挺没意思的，不知道谁设计的东西就发给我，我就负责把设计文件变成制造文件，是个中间人，相对还是低端的。后来我也想去做设计，还得再去学习，所以就去读了研。现在我做的是飞机设计，更回不了家了。”（WM15）

“我学的是材料工程，以前也想过回来工作可能比较安稳啥的。但是你会发现，我讲了这么一大堆想法，其实回来的话是没办法去实现的。不要说是半导体芯片这个领域，就哪怕说是偏电子类的，或者说这种偏电子材料的其实都不多。据我了解可能JDF对这边还是能提供机会，但也比较少。我要是回去估计就是去煤矿做另外的工作吧。”（WM17）

2. 成长和挑战导向下的体制外就业选择

部分受访青年并不喜欢自己的大学专业，却对其他行业与领域拥有强烈兴趣，想要在真正感兴趣的事业中实现自我价值。他们对人生有着清晰的期待和野心，始终寻找着热爱并可以为之倾力付出的事业。当家乡没有承载他们事业的基础时，那些拥有多样机会的一线城市便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从以下两个案例可知，青年们或是在沉闷工作的业余生活中找到兴趣，又或是在频繁更换职业时进入到最喜欢的行业。不论咖啡还是金融行业，都在以能源工业为支柱的E市缺乏生存土壤。青年们想要在热爱的事业中挑战自我、发挥价值，就只能脱离家乡环境，奔赴大城市的广阔天地和优质平台获得发展：

“我开始是尊重父母的意见回家了，在一个事业单位工作，领导很器重我，但我却对未来越来越迷茫。那时候我就喜欢上了做咖啡，休息日我就去学。很多人活了一辈子可能都没找到的东西，我找到了，就不想再浪费时间了。2020年，我辞掉工作来上海，因为这边的咖啡行业确实是全国最好的，我想学更多东西。现在觉得自己活得很有底气。”（WM05）

“读研的时候，我开始觉得翻译这个工作比较偏辅助、偏背后。随着对自己要求越来越高，我更想在某个位置上发挥自己的价值，不局限于重复别人的话。后来我去过大厂工作，也去过大使馆工作，做的工作都没有核心竞争力，挑战也不大。现在这个公司属于金融行业，对我来说挑战很大，相当于重新学起，但我的能力有了质的提升。金融行业在咱们那个内陆三四线城市根本发展不起来，做这一行我就不可能回去了。”（WF11）

这类青年也表达了对体制内工作的抵触。我国计划经济的历史和市场化转型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体制分割。在计划经济的单位制社会中，国家通过单位对个体提供全方位庇护，职工从事的是薪资福利遵从行政分配的“铁饭碗”工作，免于失业风险与激烈竞争。这种制度特征既塑造了鼓励事事依附国家、厌恶风险、一味追求稳定的国家依附话语，也形成了依赖行政预算获得回报、厌恶竞争、只求完成任务的行政分配话语。尽管单位制早已成为历史，但体制内（即国有部门）工作仍保留了单位制的部分特征，仍是优厚福利、低失业风险以及更高社会声望的代名词。不过，受访青年根据亲身了解，指出近年来让青年们趋之若鹜的体制内工作实则刻板无聊、缺乏挑战，是经营人际关系大于发挥实际能力的混日子选择。他们不愿将自我依附于国家体制稳定谋生，而是追求在市场契约关系营造的竞争环境中挑战自我、提升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