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猎巫”，时代的悲哀——爱泼斯坦案de乔姆斯基羊说

又一轮“爱泼斯坦文件”的解封，把一个令人不安的悖论重新摆在我们面前：信息越多越丰富，社会未必越清醒。

美国司法部在官网“Epstein Library”页面中多次说明，相关文件规模庞大、来源复杂，处理与去敏（redaction）受到技术与时间条件的限制（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26a）。随后发布的新闻稿也明确指出，本轮公开涉及数百万页材料，“被提及”并不等同于“被指控”，更不意味着“被认定有罪”（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26b）。

在司法语境中，这样的提醒十分必要。法律的基本原则之一，正是区分信息、指控与定罪之间的层级差异。然而，当这些材料进入平台驱动与自媒体解读的舆论空间，语义结构便发生了改变。社交媒体不偏爱限定语，也很少关心证据等级。算法更青睐态度鲜明、结论明确、便于传播的判断。

于是，一种更简化的逻辑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姓名的出现被理解为卷入，往来的存在被理解为共谋，接触本身被赋予了定罪意义。在这种语境下，乔姆斯基的名字被推至风口浪尖，并不需要新的犯罪事实作为前提。他的象征价值本身，就足以支撑一场道德围观。

一、乔姆斯基：以事实为锚的知识分子传统

乔姆斯基的一生，与“事实核查”这一姿态紧密相连。

1967年，他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中指出，知识分子必须讲真话、揭露谎言（Chomsky, 1967）。这是他越战时期通过大量档案阅读与政策分析逐步形成的实践立场。他反复检视政府文件，对照官方叙事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差距。这种批评并不依赖道德激情与知识分子的清高，而建立在对材料的耐心处理之上。

1988年，他与爱德华·赫尔曼出版《制造同意》，提出“宣传模型”，分析媒体在市场结构与政治权力双重过滤下形成系统性偏差（Herman & Chomsky, 1988）。这一理论强调结构性的激励机制，而非某个阴谋团体，指出即便在形式上自由的媒体环境中，叙事也会在既定结构中趋于收敛。

这种知识分子传统的核心，是在公共舆论情绪高涨之际仍然回到事实记录。

当《华尔街日报》披露乔姆斯基与爱泼斯坦之间的邮件往来时（Wall Street Journal, 2026），公众的愤怒迅速聚焦于他建议对方避免公开回应舆论攻击的判断。有人认为这体现了冷漠，甚至暗示纵容。

然而，从乔姆斯基长期对舆论动力学的研究出发，这种判断更像是他一以贯之的学术观点：在高度情绪化的环境中，公开回应往往无法改变既定叙事，反而可能被进一步利用。是否认同这一判断是一回事，将其直接转化为犯罪指控则是另一回事。

当情绪成为公共空间的主旋律，结构分析本身往往会被道德化，并被视为立场问题。这种转变，是知识分子在当代舆论结构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二、猎巫的社会学机制：污染、替罪与制度转移

围绕乔姆斯基展开的围猎，并非孤立事件，可以说这是道德恐慌机制在数字环境中的一次再现。

斯坦利·科恩在《道德恐慌》中指出，媒体与社会结构可以通过放大某类威胁形象，迅速制造“民间恶魔”，从而在不安中重建秩序（Cohen, 1972）。玛丽·道格拉斯在《纯洁与危险》中分析，“污染”并非物质属性，而是一种分类秩序被打乱后的象征性焦虑（Douglas, 1966）。勒内·吉拉尔则强调，群体在危机中通过选择替罪羊来恢复一致性（Girard, 1986）。

爱泼斯坦案涉及权力、金钱与性这些高度敏感的领域。当复杂性难以被掌控时，社会更倾向于选择简化路径。名单与合影比制度报告更易传播，接触史比证据链条更易理解。